试论洋务运动时期的满汉联合

19世纪中叶,清廷统治者在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列强侵略的险恶形势下,被迫放弃传统的强满抑汉政策,改行汰满用汉,联合、借重汉族地主中迅速崛起的地方实力派,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兴办洋务;对外交涉于列强之间,延缓了清王朝的覆亡。满汉联合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的另面: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与列强的较量——以西人在华架建电报之纠缠为考察中心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列强不断提出新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侵略要求,清政府大多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然于电报领域却大异其趣,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动员的基础上,援据传统治国理念和新近传入的西方近代思想,制订出力为设法阻止的应对方略,与列强展开较量。结果是,清政府在虑及国力有限的情势下作出一定让步,大抵形成列强可在中国领海敷线、但线端不得上岸、庶界限分明的格局,基本抵制住列强在华架建陆线的企图,为中国日后自建电报预留下较有利的空间。此反映出清政府在维系内陆信控系统这一特殊场域完整性的态度与决心,并构成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列强不合作的一面,从而展示出此间中西关系中非同常态的历史景状。     

五四运动的国际政治背景探析

五四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导致该事件发生的背景错综复杂,总的来讲有国内和国际背景之分。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巴黎和会上导致中国外交失败的背景,我们认为该背景主要有:日本在亚洲崛起,美国称霸世界的时机尚未成熟以及欧美列强敌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通过对该背景的分析,我们同时看到五四运动其实是欧、美列强间国家利益平衡的结果,是欧美列强牺牲了当时的弱国——中国的利益而换回列强彼此间利益的一种平衡。     

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

本文分三部分：１．几个背景因素：提出北伐时政治军事方面主要的区分与当时中外舆论关注的重点，是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对立，而不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不是国共之争。北伐时中国局势与列强对华政策都以混乱多变为特征。２．在列强竞争中美国向南方的逐渐倾斜：论述美国国务院在强大的国内压力和主要列强争相在中国树立一个“开明形象”这一竞争形势下修改对华政策的进程，指出正是一向坚持与列强合作的驻华公使马慕瑞首先提出了美国在华独立行动并对南北双方采取更灵活的政策。３．南京事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强调主要是１９２７年３月发生的南京事件，而不是１９２７年的四一二事变及其后的“清党”，造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教会学校与美国对华文化渗透

在近代来华的西方列强中,美国的对华政策独具特点。长期以来,美国在与其他列强一道从政治、军事、经济上侵略中国的同时,还特别注意舞弄精神侵略的所谓“长远之计”,企图从知识、信仰、道德等方面对中国人民施加影响,以达到从思想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的     

20世纪初英日同盟与列强在中国问题上的博弈

英日同盟是20世纪初英日两国为了与其它列强在远东进行竞争而结成的帝国主义政治军事同盟,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和促进各自的在华侵略利益。英日同盟条约先后经过了两次修订,反映了英日两国与俄、美、德等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复杂关系。可以说,英日同盟存在的二十年是列强按照实力逻辑进行一系列博弈的“丛林时期”。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特征述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采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种手段,争相独吞中国这块“肥肉”,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共性.但是,这种共性寄寓在一切个性之中,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无不具有各自的特殊之点.研究这种个性,是认清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本质、规律和后果的基础.本书拟将日本与其他三个主要侵华国家英、美、俄加以比较研究,以期揭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特征.     

势力范围：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势力范围"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的一个概念,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传统国际法中"势力范围"是指列强掠夺非洲的过程中分割非洲的一种形式,是领土权的一种。甲午年之季,伴随着西势东渐",势力范围"流行于中国。针对出现在华的"势力范围",各列强出于不同的目的有着不同的态度,但列强之间均不否认"势力范围"概念所蕴藏的领土野心。然而,作为被"瓜分"主体的清政府,由于国家主权意识的淡薄和对国际形势的无知,并没有认识到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概念的实质,从而造成中国权利主体的缺失。之后,伴随着国人国家主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列强在华"势力范围"被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成为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其内涵也逐渐呈现多元化,从政治层面扩展到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     

1913年美国威尔逊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决策过程

中国辛亥革命后,欧洲列强和日本以承认中华民国为要挟,企图迫使中国政府满足他们瓜分中国领土和夺取中国财政主权的无理要求,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危机。而美国塔夫脱政府为实现其“金元外交”在中国的运用,自愿与其他列强一道,一再推迟对中华民国的承认,违背了美国民众要求政府承认中华民国的主张。威尔逊就任美国总统后,率先承认中华民国,在客观上产生了有利于中国的作用,但是威尔逊政府这一决策的制定冠以同情中国,宣扬民主和理想的虚名,实则是从扩大美国在华政治影响的国家利益出发的     

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路的政治主导性——兼析目前我国政治主导作用的中心任务

作为一种舶来品,市场经济自西方列强用血与火征服中国强制“输入”进来后,就开始了在各种政治力量支配下艰难成长的历史,而国情的复杂则使政治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路的左右异常明显和突出.现在,在政治以一股强大的力量积极推动我国的市场经济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其主导作用的负面影响逐步凸现出来.但是,我国目前市场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决定了政治的这种主导作用仍有存在的理由,只不过这种主导作用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和加快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     

湖北地方政府的近代化历程

1840—1911年,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变化,清末的国家政权机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先后设置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等机构。同时在民主革命洪流冲击下,于1907年在中央开始筹设资政院,各省筹设咨议局,并于1907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     

孙中山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和态度及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中英《南京条约》到中日“二十一条”的七十多年里,帝国主义列强交替使用战争威胁和政治讹诈的手段,胁迫中国签订了数百个不平等条约包括协定、章程、合同等等)。这些不平等条约,既是帝国主义将已攫取到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     

多角度地开展近代传教活动研究

传教活动与反传教斗争,是近代史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也是近代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1625年西安掘出的景教石碑证明,早在唐太宗时,天主教就已从波斯传入中国,1900年,从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天主教译经。其后,在中国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虽有起落,但始终未曾绝迹,不过它也始终不曾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的广泛的影响。进入近代以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性质和作用有了深刻变化。从政治上看,传教活动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和特殊权益。传教士客观上充当了列强侵华活动的先头部队和得力工具,他们刺探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情报,直接为列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和谋略,甚至参予其中的具体活动。如小马礼逊、郭士立、伯驾等人既插手于     

光辉的典范——毛泽东研究中国国情探析

一毛泽东对国情的研究,前期主要是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领导力量和革命道路的研究,后期则集中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讨。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他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95页)。中国近代史是在西方列强的炮口威胁下拉开帷幕的。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拉大了中国与西方     

论租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影响

租界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错综复杂的影响。它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但也促进了中国城市的成长及近代化;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但同时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扩散基地;它既是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加紧经济掠夺的基地,又有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它既是罪恶的渊获、藏污纳垢之地,又是进步活动中心;它在中国战乱之时宣布中立,比平时更像一个地道的独立王国,但同时也给中国人躲避战火提供了避难所;它既是列强对华进行思想渗透、加强精神奴役的据点,又是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转站。尽管列强在华广置租界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呆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它们毕竞是最大的获益者。     

近代中国早期的五次思想解放运动及其影响

近代化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之一。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地主阶级改革派为了抵御外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近代列强在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的商业博弈

近代列强在东北北部地区的商业博弈,是在日俄共同侵略中国的“两强凌一弱”格局下进行的,是以俄国的日益退却与日本的不断扩张为其突出表征,其中也有德、美等西方列强的参与,在某些时候甚至呈现出多方交叉博弈的格局。     

列强与辛亥革命的几个问题

<正> 近代中国革命的几次高潮,都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列强在镇压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赤裸裸的侵略本质。辛亥革命期间,列强诸国不仅没有直接干涉,而且相继宣布“严守中立”,但无数事实证明,他们仍然是绞杀辛亥革命的元凶。一、列强为何宣布“中立”列强的侵略本性决定其不会放过干涉中国革命的一切机会。然而,当机会不成熟时,又往往打出“中立”的旗帜。辛亥革命期间列强所谓的“中立”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 (一)革命党人反满不排外,列强无干涉借口。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党人怕得罪外国     

“王道”的再发现:传统文化与孙中山的国际观念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中国政治文化中“王道”的理念,发挥自古以来的“大同”思想,来构筑自己的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他提倡以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来改变当时以西方“霸道”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格局.他提出以传统的中国文明为基础,超越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超越近代世界几百年来西方列强奉行的大国强权的规则,扶倾济弱,主导世界进入天下大同的境域.孙中山提出这种思想,以近代西方列强欺凌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为背景,具有现实政治的原因.他的这种思想也是晚清以来的思想家们倡导大同理想的延续.孙中山的追求虽然只是一种理想,但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开端

以往的研究认为,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始于中日甲午战争后俄国强租旅顺大连、德国强租胶州湾。我国几本近代史著作都持这样的观点。本文作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只注意到了列强划分势力范围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事件,而忽视了这个历史事实的整个演变过程。事实上,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主要特征和实质内容,早在甲午战争前英法侵略云南的历史过程中就体现出来了。也从即19世纪80年代英法侵略云南开始,就揭开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一历史过程的序幕。这个时期英法对云南的争夺,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明显例证,其特点在甲午战争后德俄日等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又得到了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