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科举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早在宋代即为人明确提出,此后历代论者又不时议及。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对此问题做过精辟的研究。要较全面而具体地了解唐科举制及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这两部书是首选的必读之作。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提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文禄于《文脉》卷二亦谓：“唐以诗取士,盛矣。”严、王均认为唐代因科举需试诗,从而引起唐诗之盛。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进而提…     

《唐代铨选与文学》序

我于八十年代前期撰写《唐代科举与文学》,旨在以科举作为中介环节 ,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 ,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 ,以进一步考察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文化环境中进行 ,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习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这样的研究思路曾得到学界的认同。当时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宗强教授在为拙著《唐诗论学丛稿》所作的序言中 ,就说 :“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则纯粹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 ,它从一个侧面非常生动地展示了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态” (1 990年 3月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张明非教授所…     

唐代刺史与文学

刺史群体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观察刺史与文学的关系,既要重视在任刺史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也要关注以刺史为中心的各种文学活动。唐代刺史群体创作了大量富有文学或历史价值的作品,丰富了唐代的文学宝库;唐代刺史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更大的范围产生了影响,促进当地的文学或文化事业的发展。研究唐代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加深了我们对唐代的历史与社会风貌的认识,这也是研究唐代刺史与文学关系的历史价值所在。     

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西北大学地处周秦汉唐故都 ,长期以来颇注重对唐代文史研究力量的投入 ,老一代学人成就斐然 ,中青年学者笔耕不辍 ,亦多有不俗的表现。李浩先生继《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 ,1 996年 4月 )、《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台湾文津出版社 ,1 999年 6月 )之后 ,最近又推出他的新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 ,2 0 0 2年 1 0月 )。一方面 ,该书继承了西大学人的传统学风 ,并保持作者自己一以贯之的学术个性 ;另一方面 ,又在学术策略、课题选择、研究方法上有许多新变。检视李浩旧著《唐代园林别业考论》、《唐代关中士族与文…     

《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士族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 ,不仅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亦甚为密切 ,故颇为学术界所关注。然就其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 ,学界对士族发展的前期 (即两晋南北朝时期 )投入较多 ,成果丰硕 ,而对其后期 (即隋唐时期 )关注不够 ,成果较少 ,歧见颇多。李浩先生近年来致力于唐代文学士族的研究 ,已出版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3年再版 )从家族文化角度研究关中地域文学 ,而其新近出版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 ,2 0 0 2年 )则将视野进一步扩大 ,对唐代…     

谭优学与唐代文学研究

谭优学是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他的《唐诗人行年考》是２０世纪唐代诗人研究的重要著作,填补了研究的空白,探索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同时还是一位随笔作家,作品中有浓厚的文化意识,风格幽默,独抒性灵。     

唐代文学与文学传统

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创造了后世难以为继的繁荣。唐代文学是经过数百年艺术创作经验积累后的一次大释放 ,是对前代文学传统的最佳继承 ,并为后世提供了典范。继承是根基 ,创新是生命 ,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才能创造出新的辉煌。这是新世纪学术界及文学家应当深思的问题。     

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读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在唐代文学领域,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局的关系,如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孙琴安《唐诗与政治》、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一是文人的政治角色,如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所收翰林学士研究系列论文、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仅从这些书名就能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视角。最近出版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属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它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文人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陈尚君教授与唐代文学研究

1陈尚君同志于1977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次年秋，以专业第一、总分第二被破格录取为研究生，自此即受到年已届八十三高龄，仍担任系主任的朱东润先生亲自指导。朱先生颇欣赏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到晚年更寄予厚望，认为尚君同志将给复旦带来光荣。朱东润先生对青年学子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能对尚君同志作如此的赞许，确实表现出极为难得的伯乐风范与大家气度。窃以为，以尚君同志十余年来在唐代文学基础研究也就是文献资料考证上所作出的业绩与贡献，他也必将为中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带来光荣。我这样说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尚君同志已经发表和…     

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

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前半叶，唐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学术规范形成、定型的时期，邵祖平的《唐诗通论》、苏雪林的《唐诗概论》、闻一多的《唐诗杂论》等综论性著作已经摆脱了宁明以来点评、鉴赏式的旧思路，开创了对唐代文学发展规律进行梳理和加深唐代诗歌“史”的研究的新局面，同时，闻一多、岑仲勉、陈寅恪等人的作家作品考证工作也为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第二阶段是50年代初直到文革结束，这个时期的唐代文学研究受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比较大，前进中走了一些弯路，但是林庚、马茂元、陈贻Xin等学者仍能从文学、诗学的内在特质出发，对唐代文学进行纵深研究，其中林庚的“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说传神地揭示了盛唐诗歌的神髓，影响深远；第三个阶段即20世纪最后20年，是唐代文学研究复兴和再次繁荣的阶段。人们在认识和反省前30年所走的一些学术弯路之后，开始重建学术规范，其中陈贻Xin、傅璇琮的作家研究，袁行霈、罗宗强的理论分析，葛晓音、赵昌平的诗学探讨，吴汝煜、陈尚君的资料考证尤具学术个性，富有典范意义。     

试论扬雄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 ,对唐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文学成就为唐人所肯定 ,其安贫好学、埋头著《太玄》的精神为唐人所称颂 ,其“征圣”、“宗经”的复古主张为唐代的古文运动所继承     

文史结合研究的新成果——读戴伟华博士新著《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

去年国庆前夕，读了戴伟华先生的博士论文《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颇觉欣喜。这部２０多万字的著作，选题既富于开拓性，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论证又十分详密，提出了不少有说服力的新鲜论点。它既显示了作者宏观的眼光、深入的思考，又反映出踏踏实实的、非常...     

《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创刊号即将出版

1982年5月,在西安成立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决定创办《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之后不久,学会委托陕西师大中文系负责编辑《年鉴》的工作。半年多来,在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研究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协助下,《年鉴》创刊号(1983)稿件已收齐,并于今年三月上旬定稿。创刊号报道、汇编了1982年唐代文学研究的重大学术活动、研究成果、论著、索引等,约请专家撰写了专题述评,并对国外的研究动态有所介绍。辟有“笔谈”、“一年研究情况综述”、“一年论文摘要”、“近几年新书选评”、“唐代文学的研究、整理与翻译”、“国外研究动态”、“专家简介”、“研究机构简介”、“专业刊物简介”、“唐代文学家纪念馆、遗迹简介”等专栏,刊有各类文章、资料一百余篇,共     

唐代文言小说与文学制作意识

对于唐代文言小说的定义 ,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 ,归其根本是判断标准的混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传奇”概念也是模糊变化的。其实唐人文言小说并未形成文体上的突破 ,只是文学制作意识在各旧有的叙事文体中得到大量的广泛的运用 ,这与唐人万象更新的风气相关。然而文言叙事文体的传统规范性使这种文学制作意识的侵入只能停留在一定的程度 ,所以“唐人传奇”这一文体称谓的科学性值得探究     

唐代文学中的西北民族文化——唐代文学的多元文化探讨

唐代文学渗透着丰富的西北诸民族文化精髓。仅以诗、词、歌舞戏为例,唐人在诗歌审美、唐代七言诗等方面深受西北民族文化的影响;词体文学及歌舞戏也是因广泛吸收西北民族乐舞文化而得到了长足发展。把唐代文学与西北民族文化研究相结合,对拓展和深化唐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七夕文学初探

七夕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景观,既与民俗神话密切相关,又与时代精神声气相应,还受制于文学自身的演进。文章详尽分析了唐代各个时期七夕文学的特点,认为正是新体裁的使用、视角的变换和意境的开拓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回应,使得七夕文学不断推陈出新,汇成了独特的唐代七夕文学景观。      

唐代七夕文学初探

七夕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景观,既与民俗神话密切相关,又与时代精神声气相应,还受制于文学自身的演进。文章详尽分析了唐代各个时期七夕文学的特点,认为正是新体裁的使用、视角的变换和意境的开拓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回应,使得七夕文学不断推陈出新,汇成了独特的唐代七夕文学景观。     

论干谒之风与唐代文学的新变

唐代文学的新变与当时盛行的文人干谒风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文学昂扬进取的情感基调、文人群体的壮大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文体的全面繁荣，以及一代文学内部的文体文风变革、文学创作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变化等等，无一不与唐代文人所依赖和热衷的干谒活动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评《科举制度与唐代社会》

科举制度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自80年代以来，以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不断问世。如吴宗国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傅璇球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程千帆的《唐代进土行卷与文学嗽是其中颇具代表意义的论著。这些论著对科举制度本身及其某一侧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侯力同志对科举制度的研究情有独钟，盘桓于这一领域已十有余年。近年来，其研究唐代科举制度的系列成果频频问世。最近由岳麓书社出版的《科举制度与唐代社会》一书，便是作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厚积薄发的重要成果展示。该书系统…     

唐代牡丹文化与文学的传播——结合韩国南羲采《龟磵诗话》接受史展开

牡丹因其雍容华贵的姿容、灵异妖艳的传说以及崇游尚富的时风成为唐代文学聚集的焦点,形成极具特色的牡丹文化,影响达至邻国。韩国作家南羲采撰著的《龟磵诗话》,从诗评的角度,倾力展示牡丹构筑的唐代文化与文学情貌。《龟磵诗话》作为一部中国诗话的异国流变体,直接反映了唐代牡丹文化与文学在韩国的接受样态,对深入研究牡丹文化乃至唐诗风韵均有弥足珍贵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