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弊政及其对明后期政局的影响

明宣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史学界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在位期间,实行德政治国,任用贤臣,爱惜民力,重视农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仁宣之治”。但是,其执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弊端。由于明宣宗重用宦官,过度崇奉佛教,沉迷于宫廷娱乐等,不仅为明代中后期的太监专权埋下了隐患,而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     

关于对西汉王朝在海南建立的统治及后期放弃的反思

本文说明了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首次开拓海南岛 ,并在这片热土上建立起封建统治 ,但至后期却退却放弃了。究其原因 ,乃政策上有所失误 ,以及任用贪酷官吏治理 ,以致引起黎族人民群起反抗 ,使在海南的统治陷入严重危机。面对黎族人民的反抗 ,统治已江河日下的西汉王朝已感鞭长莫及 ,是故放弃了对海南的统治。治理一个地方 ,须政策得当 ,用官得人 ,这一历史教训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西汉中叶及曹魏后期之琅琊王氏政治

琅琊王氏是汉晋以来门阀士族政治的典型代表 ,研究琅琊王氏家族成员之仕宦历史 ,无疑是我们考察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乃至门阀士族政治历史的重要参照。琅琊王氏政治源起于西汉昭帝时期 ,至曹魏后期西晋初年已经初步形成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政治体系。世人以及朝廷对琅琊王氏的认可 ,基本上限定于伦常与政治这样两个层面 ,鉴于此 ,琅琊王氏成员之道德人格与政治才智 ,也便成为历代史家以及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仕宦源流与道德人格的角度探讨了琅琊王氏在西汉中叶、魏晋之交的伦常政治状况 ,力求为琅琊王氏家族政治历史的系统研究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论汉宣帝对西汉儒学的影响

汉宣帝在西汉儒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这表现在奖掖儒学、劝勉儒生、扶持儒经等方面,特别是他的临终安排,开启了儒家"周政"新风,为西汉元帝、成帝以下儒学社会化的全面展开作了准备。     

西汉鼎盛的气象

西汉中期呈现出鼎盛气象.汉王朝既改良耕作技术,兴修水利,也实行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武帝采用推恩办法,又建立监察郡国制度,还削弱丞相权力.汉王朝用兵南方,出击匈奴,并派张骞出使西域.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有这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也使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一般说来,独尊儒学限制当时学术文化发展.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

西汉初年,儒家的总体趋势是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服务,也体现一定的抗争精神:发挥天下为公观念以批评皇位传子的事实,宣扬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以警告统治者。西汉中期,这一抗争精神有了新的发展:从哲学上对皇权作出限制和对统治者提出禅让的要求。西汉后期,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公观念为依据,发挥天命无常的思想,对皇权提出猛烈的批评和严重的警告。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西汉诏令的宗教内容及成因探析

因受儒家灾异思想的影响,西汉皇帝对阴阳灾异比较重视,深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治乱安危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灾异流露出一定的惧怕心理,因而在诏令中出现许多惧词,这使西汉诏令具有一定的宗教特色。灾异学说是儒家思想中的一部分,反映在西汉诏令中,便是惧词与灾异经常相伴随而出现。     

略论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通用的一种处理少数民族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特殊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很长时间.而西汉王朝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和亲创始王朝,其和亲政策更能反映出最初的和亲政策对一个王朝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影响,这对我们研究整个中国的和亲史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就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和亲的三个阶段来进行简单梳理.     

略论西汉文景时期对匈奴的积极防御政策

汉武帝出击匈奴 ,与此前文、景两朝奉行积极的防御政策有直接关系。文景时期轻徭薄赋 ,与民休养 ,不仅内地经济得以发展 ,而且对西北边疆也采取了相应措施 :一是徙民实边 ,试图在边疆建立一种以乡党宗族为纽带的兵民合一的屯边防御体系 ;二是入粟拜爵 ,输粟塞下 ,使边地有足资供应的粮食 ;三是设立苑监 ,鼓励养马 ,使军用马匹有充足的来源。通过这些措施 ,后来汉武帝全面出击匈奴才有了雄厚的物质保障     

试析西汉易学的政治化特征

西汉时期,一大批易学家用自己的“易学”知识论人道、定人伦、明王道,冀图以《周易》为工具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实践中,这些易学家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易学”思想,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易学”理论体系。本文以贾谊、董仲舒、京房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西汉易学产生和发展的内、外因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本文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对屯戍士卒的 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做了全面探察。     

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路线再探

关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三年前往甘泉宫朝觐汉宣帝之路线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从五原郡向南沿着直道而来。呼韩邪单于若走直道,所经过之郡不满文献所载的途经7郡之数。直道与秦汉王朝北边国防体系之建设密切相关,从宣帝君臣谨慎的行为而言,不可能让其行走直道。呼韩邪单于朝汉之行成为汉廷处理此类外交事务所遵循的“汉家故事”,后来段会宗、班伯因匈奴单于来朝而任职雁门、定襄,所以呼韩邪单于路过之郡依次是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太原、河东、左冯翊。     

西汉时期西部开发述论

西汉时期基本上具备了开发地方经济的条件,成为历史上中国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西汉“弛山泽之禁”、“如粟拜爵”、屯田林垦等政策的引导下,促成了地方开发、诸侯开发、商人豪强开发等多种形式。开发的成效显著,培育出了经济中心、调整了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但也造成了西部自然资源的巨大耗费和导致灾害频繁等不利影响。     

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

《汉书》记载西汉中垒校尉拥有“外掌西域”职权,后世学者对此却提出了质疑,有学者指出“西域”当为“西城”或“四城(门)”之误。但详查史书,未能见到证明中垒校尉掌“西城”或“四城(门)”的确凿史料。随着近些年西汉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班固关于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记载得到了证实。     

略论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

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前期 ,黄老主要的工商思想先后得以付诸实施 ;中期 ,实行的是剥夺工商权益、强化对工商业干预控制的管理政策 ;后期 ,则是随着盐铁会议的召开而对工商管理政策加以调整。经过以上三次较明显的波动和摇摆 ,在政治干预的总前提下 ,呈现出以暴力色彩浓厚的干预到经济手段逐渐加强的层次变化 ,而这一变化恰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大体同步运行     

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

在西汉初期及中期发生的激烈政局变动中,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均以诸侯王身份入承大统,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王国旧臣以维系统治。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代臣与汉大臣之间的关系,迅速稳定了其统治,亦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反观昌邑王刘贺,既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虽然力图效法文帝故事,不仅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促使权臣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加速了被废黜的过程。     

汉代西域译长

张骞凿空使汉朝与西域诸国开始了正式的交往,鉴于西域复杂的语言环境以及双方日益频繁往来的需要,汉朝在西域各国设置了类似中央的翻译官职———译长。这一职官在西域都护所属的绝大多数西域城邦中都设有,职位虽不高,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

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对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进行了探讨。认为西汉王朝分立乌孙大小昆弥之事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四月之后,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甘露元年;西汉划分乌孙大小昆弥地界和人口的时间,在不是甘露三年,而甘露元年和甘露二年;卑爰疐杀乌日领和归义西汉王朝的年代,在元始元年(公元1年);孙建袭杀卑爰疐的年代应在公元8～15年之间。     

婚姻选择下的西汉再婚现象

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简牍材料,西汉时期都有着史不绝书的再婚现象。这既应归因于经济根源,又要考虑到政治宽松、人们身心需求、社会观念和性别比例等多种缘由。西汉再婚的常见,在实现个人幸福、增加人口、稳定统治、提升妇女地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正统伦理教化受阻或重组家庭内部矛盾较多等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