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原因研究综述

多年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处于经常项目和资金、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格局。对于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对现有的相关研究,我进行了总结。     

中美双边贸易的结构分析

随着中美巨额贸易差额的形成和扩大,中美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并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围绕中美贸易收支问题的文章也层出不穷,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的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本文通过对中美贸易商品结构的系统分析,揭示中美贸易收支的结构特征,为中美贸易问题的继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一些有用的信息。     

基于经常项目下的中美外部经济失衡研究

经常项目对于一国外部经济均衡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对中美两国经常项目差额结构和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可知中国长期逆差、美国长期顺差主要均由货物贸易差额导致,服务贸易差额对其起反向抑制作用.收益差额上中国逆差,美国顺差,但两国收益项目均处于增长状态.通过时间序列建模,可以发现中美两国经常项目差额具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浅析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贸易失衡误区

中美贸易的迅猛发展与日益频繁的贸易摩擦是现阶段中美贸易的显著特点.在两国的众多贸易纠纷中,有很多争议焦点,其中贸易失衡问题最为突出.本文试图通过对中美贸易现状的研究,对一些国际贸易误区进行阐释.     

中国智库亟待崛起

在2009年初由美国学者发布的“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报告中，虽然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8家中国研究机构人选“亚洲25强”，但按照项目研究者制定的标准，符合条件的中国智库只有74家。那么，在美国学者眼中，又是如何比较中美两国智库呢？“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项目的负责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认为：美国智库的独特之处。     

我国国际收支巨额顺差的对策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增长的良好态势,但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的中国经济内外失衡也很突出。中国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现象加剧,外汇储备也随之增加。本文分别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两个方面进行顺差原因分析,指出其主要原因是内需不足拖累中国进口增长、加工贸易占出口主导地位、外资大量涌入、资本流出渠道狭窄、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长。这种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经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在总结双顺差可能对中国造成不利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双顺差所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人民币升值与中美贸易关系

本文试图分析人民币升值对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影响。     

显性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与中美双边贸易平衡

本文有如下创新和结论:(1)细化行业分类到SITC4分位数据,改进RCA指数测算方法,揭示出中国对美工业制造品出口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商品组,排序为:杂项制品66类、原料制品51类、机械与运输设备36类。(2)将产业内贸易调整指数方法运用到中美产业内贸易研究,证实中美工业制造品静态产业内贸易平衡状况较差,大多数商品组趋向产业间贸易,少数商品组表现为垂直产业内贸易。(3)GL指数和Cj指数无法反映产业内贸易失衡程度和方向,本文提出产业内贸易失衡指数,揭示出加重中美工业制造品贸易失衡和对贸易失衡起到平衡作用的商品组。(4)认为Thorpe和Zhang(2005)给出的动态产业内贸易指数分子中分类集合加总会造成扭曲,本文改进了该动态指数,并证实中美工业制造品动态产业内贸易失衡状况比静态产业内贸易失衡状况更差,中美贸易逆差难以改变。     

中美贸易持续顺差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仍然继续扩大。本文通过数据阐释了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贸易收支失衡问题,从而进一步探讨了造成中美贸易持续顺差的深层次原因——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对比关系。     

浅析在华FDI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但是近些年来,中美贸易收支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按中国统计,从1993年起对美国产生了62.7亿美元的顺差,此后,顺差幅度迅速增加。2000年以后,中国更是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逆差来源国。中外学者对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现象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认为导致该现象的原因众多,其中,在华FDI就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从世界各地区的对华投资进行分析,讨论不同在华FDI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OPTQUEST优化技术在项目成本决策中的应用研究

在项目决策中,经常要从众多方案中选择成本最低或效益最大的方案,也就经常会碰到优化问题。传统的决策方法往往只考虑了最优方案的求解,而忽视了优化结果的风险分析。本文通过对一个环境治理项目的分析,从优化技术的基本原理、求解步骤和优化结果风险分析3个方面阐述结合风险分析的优化技术在项目成本决策中的应用。     

为什么中国会发生投资消费失衡?

投资消费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释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具有比美国更高的投资份额和经济增长率,更低的消费份额;两国各变量之间具有不同的趋势特征。基于两国在财富效用和生产外部性上的显著差异性,本文建模分析发现,如果资本在效用中权重越大,生产外部性越高,则经济增长率越高,消费资本比越低。结合资本在效用中权重和生产外部性的大小比较分析,本文解释了中美关于经济增长率、消费份额、投资份额的比较特征。并进一步从高积累的形成机制、循环积累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3个视角较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投资消费失衡的形成机制。     

我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的政策建议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外,中国一直保持着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增速有所放缓,但根本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依然存在。本文首先对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双顺差"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双顺差"形成的原因。据此,提出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的政策建议:扩大内需,改善我国低消费、高储蓄的结构性失衡;科学合理吸收和利用外资,提高外资的质量;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优惠政策;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消化资本、金融项目过度顺差;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美国叫嚣贸易战纯属政治为资本服务

从诸多表演中不难看出,美国一些人不仅想把人民币汇率问题“制造”成中美贸易的最大症结,企图将该议题政治化,作为赢得选举的砝码,还想把问题扩大化,使之演变成中国与更多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对此,国际上许多专家学者都明确指出,中美之间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汇率问题,逼迫人民币升值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刚刚有点复苏迹象的世界经济再度遭受打击     

中美公共卫生管理高层学术论坛侧记

中美公共卫生管理高层学术论坛于2003年12月16日在北京开幕,会议为期两天。中美两国公共卫生领域官员、学者相聚共同探讨了人类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与经常账户失衡互动效应研究

采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研究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与经常账户失衡的双向互动影响。结果表明：1)人民币计价份额、进口结算份额的提升会降低经常账户顺差,而人民币出口结算份额上升将扩大经常账户顺差,整体上人民币计价职能的影响大于结算职能的综合影响;反过来,经常账户顺差扩大抑制人民币进出口结算和计价份额的提升,即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2)人民币国际化与经常账户失衡之间的双向影响存在较强的时变特征;3)经常账户失衡与人民币不同货币职能之间的影响趋势及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经常账户由“顺”转“逆”或“顺逆交替”将成为常态,未来经常账户逆差与资本金融账户顺差模式可能成为人民币深度国际化后的货币循环模式。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本文从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两个方面解释了人民币汇率改革如何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得出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或建立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结论。     

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中美经常账户不平衡

本文旨在考察国家心理文化中的不确定性规避以及长期导向因素对中美之间经常账户不平衡的贡献。首先,本文从心理文化因素对贴现因素的影响入手,构造心理文化对经常账户影响的简单理论分析框架,得出心理文化中长期导向程度越高、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越低的经济体,其经常账户顺差(逆差)越大(越小)的结论。其次,在69个经济体1981～2014年数据的基础上,有效验证了上述心理文化异质性确实是经常账户的重要影响因素。再次,进一步量化国家心理文化因素对经常账户余额的贡献:优势分析发现,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导向程度对经常账户的解释力超过了财政余额、金融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冲销干预等因素;外部平衡评估的分析发现,在2014年中美4.36%的经常账户余额差异中,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导向因素的贡献高达2.71%。     

关于民主财政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围绕民主财政问题展开研究。民主财政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法律等多范畴的概念,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对于民主财政的认识。     

东亚危机下中国如何改革与发展

<正>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联合在美国波士顿举办了“发展战略与体制改革”研讨会,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中美双方的26名知名专家、学者就东亚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前景及中国可借鉴的经验等进行了研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谷一郎认为,中国政府从1994年开始在财政、银行、外汇管理、汇率制度、对外贸易和国有企业等方面的改革进展,不仅保证了中国经济的“软着陆”,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使中国的情况远好于东亚其他国家。 哈佛大学帕金教授认为,金融危机的恐慌不会在中国发生,因为中国有巨额外汇储备和经常项目盈余,中国的外债大多是长期债务,且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