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诗歌的艺术个性——在中唐诗歌新变背景中考察

在中唐诗歌新变背景中,刘禹锡诗歌的创变特色并非特别显著,其诗歌的艺术个性体现为继承唐诗传统的典雅、宛畅、优美、蕴藉的审美特征,在保留传统唐诗诗性特质的基础上,用审美的形式来表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他对唐诗传统审美特征的继承有创作主张、审美趣味、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原因。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正是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独特的精神气质使他的诗歌独具内在气骨,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使其诗和其他标举“雅正”的诗歌有了显著的区别,理性沉思和感性思维的结合使他的诗歌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品质。     

古代诗歌接受杂论

诗作为“最精致语言”历来受到人们的关爱垂青。诗是真情的自然流露,魅力在于真,也在于独特,风格的独特,意境的独特,手法的独特。诗风的独特在于意境创造的独特,但根本却在于创作主体审美情趣的独特、诗歌意境创造的“有我”或“无我”,说穿了是艺术表达方式问题。对于诗的承传接受,我们要区分其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不能过分强调政治色彩而轻视生活色彩,也不能过分强调哲理意蕴而忽视人文关怀。诗歌意蕴的丰富性和审美价值的多层次性,决定了诗歌鉴赏批评的见仁见智,欣赏接受的见情见理     

傅玄诗歌情感处理方式及艺术手法评述

傅玄诗歌很少直接抒发个人情感,而是多用代言体,且往往堆砌意象,侈陈物色,从而冲淡了诗歌的情感。这种“力柔”的倾向,其实也是整个西晋诗歌的共同倾向,呈现出西晋时代精神的苍白和柔弱。同时傅玄注重诗歌艺术手法的创新,这正是西晋诗歌共有的“采缛”的时代风气。傅玄的文学观念,不是僵死的、呆板的,落后的,而是在模拟中追求创新,在继承中力求突破,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求变的倾向。     

“妙悟”说对道德论和本体论文学观的反叛与超越

严羽提出“妙悟”说 ,通过“以禅喻诗”的方式说明诗歌的艺术规律和审美特征。“以禅喻诗”的合法性在于 ,禅是一种具有审美、艺术化倾向的价值观。在此 ,严羽正是强调了禅的这一特征 ,以突出诗歌的审美本质 ,使文学从道德和本体的决定下走出 ,并复归审美本位     

“我即是你？你何曾是我？”——李金发的现代体验与其诗歌张力

李金发独特的现代体验导致了其诗歌的内在张力,在诗歌内容上,展示的是诗人在“现代”与“传统”冲突间的进退失据;在表现形式上,是以“象征”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表现手法和中国古典诗艺“比兴”之间的矛盾;在诗歌语言上,是中国古典虚词的和异域语言单词的大量使用而导致诗歌语言的扭曲与暴力;在审美形态上,是审美与审丑之间的对立。     

魏晋浮竞世风与诗歌新变

“浮竞”风尚促使魏晋诗坛形成了以“丽藻”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审美观念,也促使诗坛“求丽”的倾向持续流行,并最终在西晋时期形成“繁缛”的特征。伴随这一过程,魏晋诗坛展现出三点新变：第一,“赋”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手法,促使诗歌日渐靡丽;第二,形成“先辞后情”的审美标准,“为文造情”现象突出;第三,文人乐府诗的格调得到提升,并实现了“化俗为雅”的转变。     

中国诗歌"无我之境"奠基者--陶渊明

意境是中国诗歌最为独特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观照方式。王国维将中国诗歌意境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陶渊明奠基中国诗歌“无我之境”的艺术境界 ,这也是陶渊明对中国诗歌艺术的一大贡献。陶渊明之所以成为“无我之境”的奠基者 ,有其深刻的美学及文化的背景     

诗歌审美范畴的全新开拓——论“诚斋体”主于“趣”

从宋代至明清,“趣”在诗歌审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诚斋体”之所以呈现出不同于典型唐音、宋调的鲜明艺术特征,根源正在于杨万里的诗歌在情、理之外,全力开拓和表现新的审美范畴——“趣”。也因此杨万里特别重视触景得趣的“兴”诗法。“诚斋体”美在机趣,诗歌便相应具有笔法曲折、思致新奇的表现特征;不过以“趣”为诗歌审美核心也给“诚斋体”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局限。     

论“兴”与意境同源而分流

“兴”和意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民族特色。“兴”和意境都是物对。动的感发和心与物的契合、相融而呈现在作品中的美。作为审美对象，诗歌“兴”的出现似乎先于意境，但诗歌意境滥筋于“兴”。但随着历史的演进，文艺创作的发展，诗歌“兴”和意境的创造逐渐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形态和特色，“兴”和意境终于增变发展成为中国传统芙学中的两个耀眼醒目的范畴。本文拟从‘兴”与意境同源而分流的角度，对它们审美结构及其审美特性的异同作简单比较。一、诗歌意境独特的审美结构及其审美特性。在文艺美学中，意境是一个标志艺术本体的审美…     

严沧浪以禅喻诗的理论特点及利弊辨析

说诗以禅相喻,这是严羽《沧浪诗话》的主要特征,而借助于“悟”、“妙悟”等禅学概念,有针对性地揭示诗歌艺术的审美特性,描述诗歌所特有的内在神情韵味,则构成了严沧浪以禅喻诗的独特内容。“悟”在禅家看来,是信佛众生对佛理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进而豁然掌握奥赜的真谛     

诗歌鉴赏的"格式塔"方法论及其原理--古代诗歌鉴赏的"格式塔"诠释

“格式塔”心理学派所提出的“整体性”、“闭合性”、“同构性”等理论主张 ,作为接受美学的心理分支及其原理 ,运用到诗歌鉴赏上 ,不仅可以从理论维度上破解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法则 ,而且可以从审美实践上诠释中国古代诗歌独特的艺术意境。其方法论意义可以探得文学接受的审美真谛。     

古代诗论的现代审美品格

“诗缘情”显示了诗歌生命的内在动因与美的形式特征 ;“境与心”是对诗的审美心理的深层描述 ;“冲淡”体现了古典诗歌重“含蓄”、“自然”的美学方向。这三者一方面总结了诗歌本体的艺术特征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诗学在禅宗融入之后的突破与进展 ,诗歌艺术开始浸染着诗人的主体人格。     

“听之金声玉振”——谢榛对诗歌音乐美的追求

音乐和诗歌具有天然的联系,音乐性是判断一首诗歌好坏的重要标准。自古以来,诗论家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从多个角度加以阐述,但大多只言片语不成系统。及至明代,茶陵派诗人李东阳以“调”论诗,以“具眼”、“具耳”辨格,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得到极大的阐发,然其后鲜有系统的论述。嘉隆年间,“后七子”中的谢榛可以说是明代屈指可数的音韵大家,他对诗歌音乐美的重视构成了其论诗的重要一环。在《四溟诗话》中,谢榛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诗歌音乐美的重要意义：音乐美是诗歌不可缺少的审美特征;音乐美对于表情达意有独特作用;以诗歌的音乐美为标准改前人诗歌。     

盛唐"兴寄""兴象"范畴中的诗歌体制实践和诗歌功能观念

“兴寄”“兴象”范畴在初盛唐革新齐梁诗风的诗史背景下产生、发展,体现出盛唐诗人对诗歌体制的实践以及对诗歌功能的具体认识。从体制上看,“兴寄”说呼应的是发扬汉魏比兴艺术的唐人古体创作。“兴象”之确立则受到近体诗演进过程的实际推助,与盛唐律诗创作存在紧密联系。从时人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来看,“兴寄”说强调诗歌抒情言志,针对的是南朝后期诗歌逐渐演变为娱乐性的工具的弊端;“兴象”突出的是诗歌审美功能,盛唐人延续了南朝诗歌重视艺术美的传统,并结合晋宋以来的山水审美意识加以改造,以当时士人清新壮大的审美理想革清了六朝余弊中的低级趣味。盛唐“兴寄”“兴象”范畴相互补充,体现出初盛唐以来诗歌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唐诗史上有其独特价值。     

李商隐无题诗与“兴寄”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诗学理论,李商隐是晚唐颇具代表性的诗人.将两者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兴寄”理论与诗人“沉博绝丽”“深情绵渺”的独特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以及无题诗的“比兴寄托”特征,可以揭示出诗歌理论与诗人风格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借以呈现晚唐诗歌“兴寄”风貌特征.     

古代诗歌"韵味"论

“韵味”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它揭示了中国古代诗歌复杂微妙的审美特征。“韵味”论源远流长 ,内涵丰富 ,影响深远。诗歌“韵味”由内容、形式、语言、技巧等多种因素构成 ,古人对诗歌“韵味”提出了深远、丰富、新颖等具体要求。     

论朱英诞诗歌之谐

“谐”是中国传统文学中重要的审美范畴，亦是朱英诞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朱英诞诗歌之谐主要体现在诗歌风格、思想旨趣、艺术表现三方面。基于朱英诞的谐诗观念与诗学实践，可将其诗歌之谐划分为“悲谐”“喜谐”“智谐”三种风格：“喜剧的诙谐”以天真愉悦人，“悲剧的诙谐”以豁达感动人，“智性的诙谐”以思理启发人。与三种诗风相映衬，朱诗之谐主要指向赤子的真淳童趣，隐者的闲散逸趣，智者的玄思理趣三种思想旨趣；在艺术表现上，朱诗以独特的诗思方式，谐味的诗歌语言以及智性诙谐的对话，给人带来一种会心会意的灵性之笑。     

诗歌英译中“意义”的审美重建

诗歌中的“意义”呈现出人“诗意的存在”,是诗歌的灵魂,也是诗歌翻译的核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通过移情、想象、联想等方式领略原诗的审美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原诗的意义通过意象和语言进行审美再现。从唐诗翻泽的不同版本中可以看出,其翻译策略或接近原诗的语言和意象,或对原诗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或发挥译者自身创造力的重写。无论如何,诗歌翻译都是译者对原诗进行审美重建的创造。     

“诗中有乐”散论

中国古典诗歌的突出审美特征之一就是“诗中有乐”，本文主要就诗歌自身的音韵结构规律、诗歌与音乐之相互借鉴融通关系以及审美情趣的殊途同归方面进行了讨论，这将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蕴含别样艺术的艺术审美特质，彰显艺术的多元审美优势。     

论"心学"思想在刘辰翁诗歌创作理论中的体现

在“心学”的影响下,南宋中后期的大批士人开始以一种“自作主宰”的美学观点来审视处于独立状态下的诗歌创作。在诗歌创作理论和诗歌评点领域,刘辰翁大胆引入了“直致心辞”、“尤贵情真”等诗歌点评标准,并在对杜甫、李贺、王安石等著名诗人的诗歌评点过程中创立了自己独特的诗歌审美方式,为元、明、清及近代的诗歌评点奠定了基本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