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能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基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视角

采用我国30个省市地区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解析了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均呈现出东部最高，中西部较弱的分布特征；在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呈现出“强促进-弱促进”单门槛的特征；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二者具有“抑制-促进”的单门槛关系；以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门槛变量时，二者存在“促进-抑制”的单门槛关系。未来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正式环境规制制度，使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尽快位于强促进区间内；同时，充分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监督作用，强化国民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督作用；并重视外资引进质量，规范外商投资行为；西部地区则可适度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但也应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最高形态，防范落入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空心化的陷阱。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论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U"型非线性影响,与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态势,且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正向中介的作用;市场化程度对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使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U"型曲线变得更为平缓。伴随着新时代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应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采取多种环境规制方式,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行业差异及门槛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将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而通过前后向关联、劳动力共享和技术溢出等外部经济效应影响制造业集聚,影响大小因行业污染密度不同存在差异且具有门槛效应.选取2006-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21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首先将其根据平均污染密度分为高污染制造业与低污染制造业两类,然后依据门槛面板模型分别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这两类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状况,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和低污染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均有显著的门槛特征,但影响方向相反,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投入产出视角下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效应

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红利"的必要途径。为此,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三阶段分析框架,利用中国2002-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35个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在区分行业间污染排放强度波动趋势异质性的条件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分阶段作用机制,找寻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最优协同区间,进一步引入交互项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协同效应,以综合探究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除在污染排放强度为递增样本,环境规制与创新人员、资金投入均呈现"U形"关系;（2）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品产出均呈现"倒U形"关系;（3）虽然在全样本中存在创新投入产出分阶段协同作用的最优环境规制区间,但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还处于各曲线拐点左侧,远低于协同区间水平;（4）在创新技术研发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在创新技术转化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出的协同效应。目前,中国工业行业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仍然较低,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针对不同工业行业制定环境规制滚动修正、动态调整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地域差异性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中国31个省份自治区按照经济发展和环境状况进行客观的地域划分,利用31个省份自治区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出针对不同地域,环境规制对其技术创新有着一定的正向或负向作用的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对高新企业自主品牌价值的影响——基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4—2019年上榜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品牌价值500强》高新企业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技术创新对我国高新企业自主品牌价值的影响以及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在此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高新企业自主品牌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整体上呈“倒U型”特征;产业结构合理化显著正向调节技术创新对自主品牌价值的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技术创新对自主品牌价值的影响过程中存在非线性的间接影响——门槛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门槛回归模型测算了产业结构高级化调节作用的门槛水平。     

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专利的实证研究

在探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现状的基础上,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与命令一控制型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有着更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地区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有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而工业比重表现出一定的负向影响。R＆D的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不明显。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环境规制、经济结构与资源型城市就业——基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

文章抓住资源型城市最突出的经济特征,从经济结构的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认为单一的产业结构和偏国有的所有制结构抑制了环境规制就业创造效应的发挥.利用中国2005—2016年282个城市(包括112个资源型城市和170个非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对于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就业效应均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当产业结构越过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就业由促进转变为抑制作用,相反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则由抑制转变为促进;当越过所有制结构门槛值时,无论是资源型还是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都会对就业率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下,做优做强第二产业,降低国有企业投资比重,是解决当前资源型城市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