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鬼神观

在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民国时期,民众精神思想极度贫乏,因而封建鬼神的唯心主义思潮进入大众视野。刘文典用文章对封建的鬼神观进行严厉批判,同时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哲学理念。他深信观念的改变对于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都具有重要作用,主张从西学的角度来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     

刘文典与胡适交往的历史考察

胡适与刘文典是皖籍著名学者,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和思想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均做出重要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在1917年至1937年的20年间,除中间短暂几年外,胡适与刘文典长期共事.在刘文典从事国学研究及翻译外国名著的学术活动中,胡适都曾有过建议、评价和帮助.在刘文典短暂地主持安徽大学校务期间,他也曾寻求胡适的支持和帮助.在刘文典的事业和家庭遇到困难时,胡适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予以关心和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样,刘文典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所取得的成果,也对胡适的学术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对于这两位活跃在中国近代教育和学术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很少有人系统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有许多谬误流传.     

走进鲁迅世界——深入鲁迅与跳出鲁迅

本文认为 ,鲁迅世界是神奇多彩的 ,要真正认识鲁迅 ,就必须进行立体的全面考察 ,在深入鲁迅的同时 ,还要跳出鲁迅 ,只有选好方位 ,站得越高 ,才能看得越清越透。     

刘文典先生的居滇岁月(下)

抗战时期的刘文典先生,既是一个享有盛名的学术大家和狷介名士,同时也是一个与亿万民众一起,同赴国难、共渡时艰的普通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下,刘文典的个人生活同样充满着许多不幸和痛苦。在1943年写给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的一封信中,刘文典对抗战以来个人和     

鲁迅与野史

鲁迅重视历史典籍,对于野史笔记更为留意。他说过,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是对“正史”而言。正史是统治阶级官方修定的史书,清乾隆时选定从《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作为《正史》。野史指的是中国古代私人编撰的史书;杂说即杂记,往往记一时之见闻和一事之始末,或者常有掌故性质的史书。野史杂说,统称为杂史,它的特点,     

鲁迅与苏联

鲁迅一向是关注人的解放事业的。他不能容忍各种名义之下的专制和压迫,他一生都致力于反对人的奴化。对新生的苏联、对苏联文学,他倾注了热望。当反动派惊呼着“洪水猛兽”来了之时,是他反而欢呼道:“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圣武”》)他用“新世纪”来称呼十月革命后的时代,这其实是并不错的判断。然而,后来的历史令人遗憾地扭曲了,基于“信息不对称”,鲁迅对苏联文化的一些评论和判断也失准了。     

鲁迅与戏剧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本刊特发此文,以示纪念。     

鲁迅与梁启超

在中国思想史上,鲁迅与梁启超都曾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巨人.虽然他们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另一个是资产阶级的启蒙宣传家,但他们生活于共同的时代,同为民主革命史上人.所以,把他们共同置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背景来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我们不仅会更加全面理解鲁迅的伟大,同时会更为科学地认识梁启超的历史地位.我们从比较的角度来观察鲁迅与梁启超,将会发现尽管梁仅长鲁迅八岁而早其逝世又不过七一 年,尽管他们享年都只五十多岁而并世却达四十八年,但作为历史人物,他们之间却恍如隔世.     

鲁迅与张天翼

张天翼是得到鲁迅帮助较大、受其影响较深的作家之一。研究一下他们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张天翼小说创作在艺术上的师承,而且更有助于理解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影响。     

鲁迅与弗洛伊德

鲁迅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有关系,他既没有完全肯定也没有完全否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纵观二者的关系,鲁迅早期尚不能识破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论实质,受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然而不久,通过翻译厨川白村的著作,对弗洛伊德便有了正确的认识,并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批判。鲁迅具有伟大作家的现实主义精神,善于“拿来”外国的东西为我所用,他将弗洛伊德学说的若干合理因素提炼改造,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之中,服务于现实社会的斗争,发挥了极强的战斗作用。     

鲁迅与契诃夫

鲁迅与契诃夫的作品和作风有若干相似。1944年郭沫若在《契诃夫在东方》一文中发表过这种见解。 1936年苏联《真理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写过:“外国的批评家以鲁迅先生的作风比之契诃夫的作风。”契诃夫的祖国的作家法捷耶夫同样说:“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的弱点的这一点,鲁迅与契诃夫是近似的。”     

鲁迅与胡也频

在胡也频等五位左翼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子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凌晨屠杀于上海龙华机场后,鲁迅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称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牺牲,是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曾给予极为高度的评价。当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时,鲁迅又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文章开头就说:“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     

鲁迅与冯梦龙

从分析鲁迅对冯梦龙的评价入手,探寻鲁迅对冯梦龙的承继形态,发现鲁迅关注下层人民的生存困境,为下层人民立言与冯梦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冯梦龙展现了对人性的初步探寻,也对鲁迅有着很大的影响。鲁迅立足于民族的生存,建构全新的创作理念,对小说功利性的重视,打破传统小说的狭隘写作视角,开辟了全新的叙述观念,创造了具有经典性意义的小说文本。     

鲁迅与甘肃

平心而论,鲁迅与甘肃的关系远不如他与东北、四川、湖南等地密切,但若说甘肃等边远省份始终不曾进入鲁迅的视野也不是事实。实际上,鲁迅与甘肃的关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一 鲁迅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甘肃的文字实在不多。尽管著名的《阿Q正传》第一章《序》中就有“第四,是阿Q的籍贯了。倘若他姓赵,则据现在好称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的话句,《准风月谈·双十怀古》中也有“礼县土匪屠城”一笔,《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中还有“上海的街头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邻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乐道,但如果对她讲甘肃的谁在偷汉,新疆的谁在再嫁,她就不要听了”的话,《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月也有“访齐寿山,已往兰州”的记载,象这样提及甘肃的话句,在《鲁迅全集》里还能摘得出。然而以此来论鲁迅与甘肃的关系未免贻笑于大方之家,不过视之为低层次的关系也未尝不可。     

鲁迅与胡适

本文考察了鲁迅与胡适之关系始末,比较研究之后指出:他们在生长环境、早期思想以及治学方法等方面,曾有着相似之点,因而,“五四”时期,他们在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中曾是互相配合、目标一致的战友;二十年代,在治学上一度是互相帮助、共同商讨的同道。但是,由于思想信仰与政治立场上的严重分歧,三十年代以后,他们终于彼此站在敌对的方面去了。文章就他们走上对立面开始的时间问题以及对导致他们分道扬镳的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都作了具体分析。     

鲁迅与萧伯纳

<正> 鲁迅在世的时候,欧美的文豪评论过鲁迅作品的,是罗曼·罗兰,而与鲁迅见过面、谈过话的则是萧伯纳。翻译的序跋除外,鲁迅为外国作家写专文最多的也是萧伯纳。本文不拟详细描绘二人的会面,而是对鲁迅与萧伯纳的思想与创作进行比较与反省,并探究萧伯纳对鲁迅的影响。     

鲁迅与治学

被当今世界公认为人类有史以来十大作家之一的鲁迅,同时也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伟大学者。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接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若干学科,后来经过长期刻苦治学和勇于在变革现实社会的斗争中不断地探索、总结,这不仅促进了鲁迅世界观的转变,奠定了鲁迅坚实的学术根柢,使他的学识既博大且精深,而且对于他的文学创作,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鲁迅比起许许多多缺乏高度文化科学素养的所谓“纯”作家来,他的高明之处与迥异之处,我以为就在于他既有艺术家的敏感又有学者的沉思。一生治学的鲁迅,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中都有精深的造诣和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和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探讨他的治学经验及学术成就,是我们全面学习鲁迅,继承鲁迅思想遗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鲁迅与郑振铎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笔名西谛、郭新源,福建长乐人.他在北京念书期间认识鲁迅.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今雨轩开成立会.郑振铎曾致函周作人,约请鲁迅参加,当时鲁迅因病,未能出席.同年四月,郑振铎到上海编《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二三年主编《小说月报》,曾多次邀请鲁迅写稿.后来因讨论问题,合编笺谱,出版书籍,关系越来越密切.一九三五年间,他曾积极支持鲁迅编辑出版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