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为构建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破除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的防范和拒斥心理,破除公民参与制度和渠道供给不足的障碍,以及破除公民参与的非理性行为.     

行政决策的合法化：形式合法与实质合法

行政决策的合法化，包含行政决策的形式合法和实质合法。西方理论界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行政决策合法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中国语境下，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分别突出了形式合法性、有限理性和可接受性，三者紧密关联、功能互补，为实现行政决策的形式合法和实质合法，提供了一个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互动的行政决策合法化”。遵循这个思路，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建设，提高我国行政决策的法治化、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逐步推动行政决策合法化。     

论国家治理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的一点启示

国家治理中包括两个重要维度:有效性和合法性.在政府治理的行动中,人们往往关注政府治理行动的有效性,而忽视合法性.而合法性为治理的有效性提供基础.一些人认为,民主制度是合法性的基础,但是,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都能够为政府治理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比如,竞争性民主就不能为政府治理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商议民主.这种商议包括制度化的商议和非制度化的商议.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是依赖于有效性来证明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这是可行的,但是在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今天,这种方法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借助于法治化的手段和商议民主的方法是解决有效性和合法性问题的基本方法.     

试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合法性论据

“合法性论据”是探讨“服务型政府”或“政府职能服务性转变”诸多问题中的一种研究路径,也是应当继续、深化的研究。在该路径为依赖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经典作家”、“指导思想”和“理论价值”等角度,但把东西方谈“合法性”结合起来的还不多见。即使在谈论西方“合法性”时,对“主权在民”这个西方关于政府设立目的的假说也关注不够,显然这样的立论仍然有其价值。究竟构建服务型政府有无“合法性论据”,可以从“主权在民”和“当家作主”的理论论据,从“经济全球化”、“政府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解决突发事件”等的现实需求,得到说明。毋庸讳言,构建服务型政府具有合法性论据。     

政府绩效的第三方评估主体及其效应

第三方评估已成为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形式。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中的“米切尔评分法”．对我国政府改革实践中已有的专家学者、专业公司、评议代表以及普通民众四种“第三方”主体进行利益相关性分析表明：专家学者“影响力”强,但“合法性”、“紧迫性”弱;专业公司“影响力”一般,“合法性”、“紧迫性”都弱;评议代表“合法性”强,“影响力”、“紧迫性”一般;普通民众“合法性”一般,“影响力”、“紧迫性”都弱。优化“第三方”主体应提高专家学者和专业公司的“合法性”、“紧迫性”．提高评议代表及普通民众的“影响力”。     

从领导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宪政阐释

在宪政意义上 ,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领导党就是执政党。共产党要始终掌握国家政权 ,在国家政体中行使公权力 ,实现自己的领导和执政。执政党的实质合法性来自于对“三个代表”的忠诚和实践 ,形式合法性来自于民主选举和宪政程序的认可 ;执政党的地位、权力、责任和活动方式必须得到宪法、法律的确认 ,具有合宪性、合法性 ;同时其执政行为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圭臬 ,接受宪法和法律监督。     

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司法审查

法治实践表明,通过合法性标准规制政府权力虽仍有必要,但其效用已递减至极低限值,故应突破传统法治主义预设的合法性窠臼,辅以正当性标准,形塑合法性与正当性并用的二元体系。正当性司法审查,作为法治国家建设在当前应被深入挖掘的增长点,是刺激政府权力向善的新的动力源。秉持防止程序自由裁量权滥用的目的,并以《行政诉讼法》第54条有关"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等规定为据,正当性司法审查应确立"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坚守程序公正、比例适当、有效参与、程序效益、程序的可接受性、程序规范化、行政便宜性等原则。同时,应通过顶层设计和末端治理应对正当性司法审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弊端。通过此种路径,可以提升行政行为的正当化水平,完善中国的行政程序法治体系,并与时俱进地提升行政程序正当化标准。     

“依法行政”探略

依法行政只能解决行政行为的形式合法性问题,而对广泛存在的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无能为力.所以,依法行政不能涵盖行政行为的全部内容,它只是政府行为的最低要求.不仅要讲依法行政,更要提倡法治行政.     

中国地方政府议事协调机构设立和运作逻辑研究

中国地方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逻辑,在于地方政府面对非常规任务环境,基于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的考虑,对常规官僚组织进行的自洽性调整.具体运作的逻辑,是借助上级领导的权威,通过“任务发包”和“责任捆绑”的形式整合职能部门力量,促成非常规任务的快速推进.它与常规治理方式一起,构成了中国官僚制组织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有机循环体系.     

马克思政治参与和传统民本思想:基层政府治道的理论基础

基层政府在基层社会治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自身政治—行政行为要想具有合法性与有效性,首先应使自己的行为获得正确理论的指导,马克思政治参与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可以承载起这个指导的任务。马克思的民主观和群众观,以及基于此而创新出的人民民主理论和群众路线论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思想的主要构成方面;传统文化中民本—民生思想及其关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实行创造性转化之后,同样可以为基层政府治道提供理论借鉴。     

论合法性视角下的政府环境公共权力

政府环境公共权力是政府进行环境决策、执行环境法律、管理环境公共事务的专门权力,它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环境风险对政府管理职能提出的必然要求.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指法律的合法性,政府环境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既表现为形式合法性,也表现为实质合法性.前者要求其符合法的形式渊源,后者要求其符合环境正义的标准.由于立法缺陷、区域环境义务的不平衡和权力行使的异化问题,导致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存在合法性危机.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应当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完善立法,加强参与式环境治理.     

早期儒家的“合法性”思想及其影响--从《论语·子谓韶章》说起

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孔子在《论语·八佾篇》中对《韶》《武》的评价,实质上是对武王伐纣的合法性的评价。孔子认为,武王伐纣具备“实质合法性”,但在“形式合法性”方面有所欠缺。孟子和后世儒家继承了孔子合法理论中“实质合法性”这一维度,忽视了“形式的合法性”这一维度,使儒家合法性理论不免有所欠缺且易沦为单纯替统治者辩护的理论。     

反对学术虚无主义——驳李涛和邬志辉的“不可断然拒绝‘平庸'”论

以“可能导致的‘平庸’合法性认同”来论证“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不可断然拒绝平庸”必然助长大小“学霸”们的恶行.我们反对过分注重“形式合理性”或者“形式合法性”,但并不可以一概反对“形式合理性”或者“形式合法性”.我们应该坚决拒绝“学霸”和完全形式化的学术评价机制,而不是拒绝“断然拒绝平庸”和必要的学术形式.“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的观点及其论说,其实是在倡导“学术虚无主义”.当下不良学术生态的形成,“学霸”和满足于学术平庸者是沆瀣一气的“共谋”.“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的主张遗害无穷,学术界必须坚决反时“不可断然拒绝‘平庸’”的学术虚无主义.     

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角色分析

市场化进程中,由于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需要,地方政府在社会对其制约及其适应社会的互动中产生了行为异化现象。作为“经济人”,地方政府选择了“市场交易”的企业化行为,以满足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作为“政治人”,地方政府通过非理性的企业化行为,加强“抽取能力”、夸大“供给能力”,从而取得其生存合法性所必须的“政府政绩”;作为“道德人”,地方政府继续以社会精英的身份直接代理企业、替代市场,以实现其社会公益函数最大化的目标。地方政府这些企业化行为在改革之初对开启和推动市场化进程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市场发有趋于成熟和完善的今天,它更多的则是起了阻碍的作用。     

对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再审视--兼论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原则被认为是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按照学界通常的理解,合法性审查意味着人民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一般不予审查。然而,无论是从“合法性”这一概念的理解,还是从行政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的关系看,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行为都属于“违法”的范畴。我国《行政诉讼法》本身也没有明确排除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相反,其关于撤销判决、变更判决的规定,都反证了人民法院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     

社会发展中文化矛盾的历时态分析

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的解释系统,是社会行为的合法性标准.社会发展过程必定会伴随着某种形式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这种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表现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实质上是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所发生的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危机”.在这里,我们将力图说明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矛盾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解决的.     

洛克《政府论两篇》中两种政府合法性理论的对比分析

“合法性”（ legitimacy)是政治学有关国家理论及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考察政府合法性理论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试图通过对洛克《政府论两篇》的对比分析,来展现两种不同的政府合法性理论,以期达到对政府合法性理论有更深的理解。     

政权运行中合法性的延伸判断

政权合法性判断实际上分为两个层面:社会对主权的合法性认同,以及此后对所构建的政权进行合法性的检验。基于第二个层面,经过民主授权的政权还要受到法治原则的控制,背后隐含的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对运行中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追问。但是,当法治规范受到权力的控制,合法性判断就会在形式法治的过程中分解,实质民主意志就会因为权力对法治话语的控制而被"僭越"。要解决政权运行过程中,对合法性的延伸判断问题,就要完善交往程序,整合多元利益诉求,克服权力的压制模式,实现真实妥协。     

政府回应:发挥中国公民社会政策影响力的关键环节

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政府愈来愈重视对公民社会政策参与的回应性。群众路线的要求、保持政治系统的稳定、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和提高政策的可接受性是政府增强对公民社会回应性的重要动因。而政府回应公民社会的主要模式有三种，即“建言-回应”模式、“引导-回应”模式、“维权-回应”模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有时需要保持一定的政策自主性。     

制度、组织与经济绩效

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作为约束社会群体中的个体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规范体系,实际上,制度本身不会产生效率,它只有和人或组织结合在一起时才能促使其效率的增长(或负增长)。对实现组织目标效用最大化的“效率原则”的坚持使经济学家们常常将组织看作一个理性系统,因此他们更加关注组织的正式规则的建构;与经济学家所持的“效率机制”不同,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强调“合法性”机制对于组织目标、形式和内部运作产生的重要影响。这里的“合法性”不仅仅是指正式法律制度的作用,而且包括了文化、价值观念、行为的社会期待等非正式制度对组织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