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文化的哲圣--惠能

佛教禅宗派六祖惠能创始的禅学文化,典型地体现了珠江文化的传统特质;其在中古兴旺时期的思想文化意识,体现了球江文化在古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标志着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明显区别;惠能是珠江文化的哲圣。     

论惠能对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

本文通过对惠能在禅宗前辈广泛兼容与吸纳中印文化的基础上,率先完成了把印度佛教全面彻底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回顾,论证了惠能创新了印度的佛教文化,使之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介绍了惠能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贡献。认为惠能创立了平民化的佛教,使社会平等的理念在中国深入人心;惠能创立“和光接物”的理念,为宋明理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石;惠能把印度佛教“出世间道”的思想与中国儒家的入世观念融合起来,为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与美学领域构筑起独特的精神家园。本文还进一步把惠能对佛教文化的创新放到世界范围加以考察,认为惠能在世界宗教史上,首创政教分离的宗教改革,为宗教服务社会开辟了新天地;惠能在世界哲学史上,是辩证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最早的奠基人;惠能在世界文化史上,成功走出了一条自主把外来的异质文化完全彻底本土化,创造出比外来文化原产地更先进的文化,实现文化可持续进步的光辉道路。     

《坛经》中的神会略论

宗宝本《坛经》中对于神会的记载一共有五处,有详有略,有初次参礼惠能的对话,也有惠能去世后的行为记录,比较立体地展现出了神会的形象。神会通达经典教理, 聪明伶俐,但是没有达到佛教宗教实践层面的悟道。惠能对其既有否定,也有肯定。神会后来北上确定南宗禅宗旨,攻击北宗禅的行为,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消极的意义也不容 忽视。     

六祖惠能早年与唐初岭南文化考论

本世纪以来,禅宗史上有关惠能“目不识丁”和至五祖弘忍处顿悟似已成定论。本文作者通过对惠能早年事迹的考察,认为惠能早年成长明显有其家庭的特殊影响。禅宗典籍中其“目不识丁”的形象可能是有意突出南宗禅“不立文字”的特征和普通劳动者的典型性。作者认为,唐初岭南溪洞地区独特的宗教、社会和文化环境都曾经对惠能早年成长及其南宗禅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例如惠能的故乡新州在初唐之际已兴建了大量寺庙。惠能从弘忍那里得到的可能只是一种传“法”权。     

士大夫:中国文化进入禅宗的通道

禅宗是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征的佛教宗派,这已成为学界的定论和共识.然而,学界的禅宗研究一直来都将焦点集中于禅宗具有哪些中国文化特征,而忽略了或不够重视这些中国文化特征到底是如何进入禅宗的,毕竟谁都知道印度佛教本来是不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本文探讨了中国文化进入禅宗的通道,弥补了相应研究的空白.笔者认为,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责任感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进入禅宗的通道,或者说士大夫知识分子是禅宗携带上中国文化特征的中介.     

《坛经》与中国禅文化的国外传播——兼论典籍英译的一种策略

《坛经》是记录禅宗“东土第六祖”唐朝高僧惠能（638-715）讲道内容和弘法机缘的佛教经典,也是惟一一部和释迦牟尼佛典并称“经”的中国僧人的著述.许多世纪以来惠能的禅宗学说已经成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禅文化,今天已融入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论文探讨中国禅文化在朝鲜、日本和美国的传播和影响,旨在证明其超越时代、超越国度、超越文化、超越信仰的强大生命力.文章还论及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典籍英译的一种翻译策略,提出“从内容到形式回归原典”的主张,并以《坛经》一个新英译本为例讨论了相关的翻译原则和方法.     

领袖·文化·绩效──企业领袖与企业文化关系之研究

企业文化对经营绩效有重大影响,而领袖素养对企业文化又起着浸润整合作用,因此企业应真正做到领袖素养、企业文化、经营绩效三位一体。     

领袖·文化·绩效：企业领袖与企业文化关系之研究

企业文化对经营绩效有重大影响,而领袖素养对企业文化又起着浸润整合作用,因此企业应真正做到领袖素养、企业文化、经营绩效三位一体。     

弘忍之禅法及其方便法门

弘忍大师是禅宗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但他的生平事迹却在《神会语录》之后的禅宗史传中处于空白和缺失的状态。细究其原因,主要是弘忍禅法著述罕见、惠能与弘忍相处日短、弘忍将禅法付嘱多人等因素造成的。依据敦煌文献,弘忍的禅法也将达摩以来强调一念顿悟作为自己的根本,以一行三昧为禅法之正行,与惠能不同之处在于一念顿悟之外,也注重以各种方便法门接引弟子,如禅修之方便、通经之方便、度人之方便等。这些方便法门也成为禅宗禅法风行天下时殊胜的增上缘。     

安庆禅宗文化流传与旅游开发初探

禅宗是中国佛教教派中的重要宗派之一,是中国化的佛教。安庆是禅宗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个据点,有众多的禅宗文化遗存。通过分析禅宗文化的特点、安庆地区的禅宗文化流传情况,并在安庆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安庆禅宗旅游开发新的开发模式,即区别于已有宗教旅游路线,走综合旅游开发之路,整合安庆各县的禅宗旅游资源,整体开发,在禅宗特点景观设计、禅修式旅游产品开发及禅宗文化传播等方面进行深度、长期可持续的旅游开发。     

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与实践——以绍兴为例

文化是旅游者从事旅游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资源吸引力的源泉,也是旅游业发展的原动力和灵魂.如何将文化的潜在价值转化成现实的旅游产品,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绍兴作为旅游文化名城,其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名士文化特色和区域文化优势.确立以鲁迅文化为核心的绍兴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观,潜心打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浓郁地方特色的绍兴文化城,是绍兴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核心任务和努力方向.     

禅宗文化对现代人的心理调试及其作用的哲学思考

禅宗文化是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析禅宗蕴藏的博大精神和深广智慧的内涵基础上,探讨禅宗文化顺应生命的本然,进入觉悟的人生境界,追求自我解脱或拯救,充满人文关怀与维护心理健康的关系,并指出禅宗在心理调适中的独特作用及其局限性。     

惠能与笛卡尔真理观的对比

惠能是中国佛教禅宗的鼻祖,笛卡尔是欧洲理性主义的创始人,虽然,他们在不同的社会中生活;所处的时代也相差了八百多年。但他们都独自提出了"真理来自于人的内心"这一革命性的思想。然而,当他们接着探讨"用什么方法获取真理"时却完全不同,惠能主张用"体悟";笛卡尔则主张用"理性"。因而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影响,惠能为之后的中国思想界所带来的是进一步的"超越",而笛卡尔则使欧洲的思想界由天国回到了"现实"。     

中华游子文化的发展及其在变异中的延续

中华游子文化有其历时性和区域性,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子在政治上认同于侨居国的现实,中华游子文化也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异,如何在延续中把握变异、在变异中把握延续是当今中华游子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考察和研究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核的中华游子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发展,能够深刻地认识负载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游子文化如何面对世界、立足现实,在延续中求变异、在变异中求延续,这对海外中华游子文化的未来发展,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湖北在禅宗文化发展中的地位考略

禅文化在中国经历了禅学与禅宗两个发展阶段:道安在湖北襄阳注疏禅籍,深刻影响了早期禅学的发展方向,慧远把念佛与禅修结合开启了印度禅学中国化的序幕;道信与弘忍在黄梅开创的“东山法门”,是禅宗创立的标志.自弘忍之后,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其宗门渊源及领袖皆出自“东山法门”.如今以四祖寺、五祖寺为核心的黄冈地区佛教丛林,以弘扬“人间佛教”、实践“生活禅”理念为己任,继承发挥地域文化传统优势,形成鄂东禅宗文化圈.湖北不愧为中国禅文化的策源地、禅宗的发祥地、禅学领袖及禅宗祖师的摇篮.     

三国文化旅游研究述评

文化与旅游的相互辉映,将为开拓文化产业市场和提升旅游产业附加值提供良好的契机,因此三国文化旅游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经济和体验价值。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三国文化旅游研究可划分为个案研究、初步探索和热点研究三个阶段。总体而言,三国文化旅游研究还不平衡,也不成系统,应注重整体研究和开发,实行跨区域合作,以形成三国文化大旅游圈,增强其在国际旅游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中医药的文化定位问题

此前的中医文化研究，仅仅将中医药体系中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等成分看作文化，而忽略了中医药本身的文化性质和作用。实际上，无论历史上和现实中，整个中医药体系一直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与社会文化的其他部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提升中医药应有的文化地位，促进其发展。     

从《坛经》看中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就不断地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吸收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特色的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特点在禅宗中的表现最为突出,而禅宗的经典《坛经》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总结。《坛经》是出自禅宗六祖惠能之口,经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是佛教典籍中第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坛经》即心即佛、顿悟见性、入世化的思想价值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并体现出中国佛教重视心性、重视顿悟、重视现实的特点。     

黑衣壮文化如何物化为现实生产力

“黑”,是黑衣壮族群的标志;崇黑,浓缩了黑衣壮人的族群意识,也是黑衣壮文化的精髓。黑衣壮文化研究开发的重点应转移到它的物化上来,要让它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让物化的黑衣壮文化产品给黑衣壮群众带来长久的经济实惠。     

禅宗文化在岭南繁盛的原因

本文认为,禅宗文化之所以在岭南长盛不衰,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特殊的地理环境为禅宗文化在岭南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便利;岭南文化固有的特质有利于禅宗文化的传播和流行;禅宗南宗的兴盛有力推动了禅宗文化的发展;顿悟禅宗的理论及独特的弘传方式适应了岭南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