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吸纳与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基于浙江省的调查与思考

先富群体尤其是私营企业主对政治参与的热衷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作者于2004-2005年在浙江所做的实地调查,对先富群体政治参与的态度与渠道、实质及影响力作了归纳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让先富人群的政治参与得到有效地实现并将其纳入有序的参与轨道上来的对策.文章还就相关的理论议题作了评析.文章的基本结论是:浙江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已经从分配性、动员性的政治参与转变为竞争性、自主性、自我保护性的政治参与,但其象征性意义依然大于实质性的政治运作;需要通过开放政治空间,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强化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使先富人群的政治参与得到有效的实现并将其纳入有序的参与轨道上来.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探析——以浙江省为例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新乡贤以其非体制权威嵌入乡村治理过程,并辅助其他治理主体推进乡村善治的行为,具有品行、历史、现实和政策等四个方面的合理性。乡贤参事会是受基层党委政府领导,由新乡贤自愿组成,以热心服务乡村发展为使命,具有乡土性、志愿性、辅助性、民间性的新型社会组织,在实践中已发挥了经济带动、敦风化俗、社会调谐、政治参与等作用,但在现实中仍受认识偏见性、环境欠缺性、组织合规性和实践风险性等四大因素制约。要消除这些制约,须建立激励表彰、"筑巢引凤"、参事运行、监督约束等长效机制。     

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研究——基于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分析

基于安徽省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从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双视角出发,构建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计量模型展开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存在显著影响;（2）异质性分析发现,主动返乡群体乡村治理参与意愿明显高于被动返乡群体,且在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表现上存在影响差异;（3）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体资本在返乡群体政治效能感及其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这一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当两者协调发挥作用时,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会得到显著提升。据此,研究提出进一步优化村庄社会发展环境、激活个体资本要素活力、提升基层政权治理效能,以激励和吸纳返乡群体有序参与乡村治理。     

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之实证分析——来自江苏和贵州农村的调查

村民公共参与指村民通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行为。调查显示,由于受媒介接触、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村民公共参与呈现出"社会性参与热情而政治性参与冷漠"的两极分化趋势。通过交互分析发现,村民公共参与的所有变量与乡村治理绩效均具有显著性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则表明,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度很一般。其中,政治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大,社会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小,这一结论对我们寻找乡村治理绩效的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与扩大公共参与——以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为例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公共参与,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培育公民社会、积累社会资本,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参与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案例表明,非政府组织拓展公共服务内涵、满足不同需求、提升专业化、特殊化服务质量的潜在能量,具有激发社会活力、延伸并补充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等重要意义。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应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建立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扩大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良性互动格局,从体制、机制上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营造法制环境,并提供制度保障。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以武汉市W社区论坛为例

城市社区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公共领域的本质性规定与其实际运行中的行政化特质之间的张力指引了对社区公共参与这一研究题域的建构.通过对武汉市W社区论坛这一新型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演变历程、生成逻辑和运作机制的分析与考察,可以看出,当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政府主导性和自主自发性两重面相,在一定意义上是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和政府部门三个行动主体合力建构的结果.而我国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和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     

大都市郊区乡村治理的生活转向及其实践机制——以上海市为例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如何回应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由此乡村治理的实践呈现出明显的生活转向。本文将这一转向置于乡村治理转型的学术脉络下,以上海郊区乡村治理经验为典型案例,构建三重结构转型的分析框架,以解释其背后的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乡村治理任务的设置、村干部精力的分配,还是城乡居民对乡村治理的期待,都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村级组织发展权与治权的分离以及乡村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动,这三大机制共同形塑了乡村治理的生活转向。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正视乡村治理生活转向的趋势,在后续实践中完善乡村生活治理需要激发城乡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平衡好治理与发展的关系。     

论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以浙江省杭州市的城市建设实践为例

从近些年许多城市的建设实践来看,在许多重大的建设工程中,政府虽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仅凭政府的建设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引入民主参与机制,依靠包括政府、市场、公民在内的多元力量共同参与。以杭州市为例,其在一系列关乎民生的重大工程中,通过引入公民参与机制,政府拓宽了民主参与渠道,探索了民主参与方式,创新了社会管理模式。杭州市在社会建设实践中引入的这种新的民主管理模式,不仅有效地体现了民主,而且改善了民生,保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对建立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的思考——绩效管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和税费改革的进行,压在中国乡村基层组织(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身上原有的沉重工作压力不断减轻.与此同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原有历史欠账基础上不足程度进一步增大,形成"一减一增"的现象,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逐渐不适应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的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进入我们的视野.     

群体事件中的理性暴力及其法治化治理——以北京Q小区业主维权事件为例

在部分群体事件中,参与群体理性决策并组织实施了暴力行为。群体事件中的这类暴力现象,便是理性暴力。理性暴力的产生,是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明确的目标诉求和较高的组织水平是理性暴力产生的内在动力;强大的国家权能、压力型体制和法治化缺失,是理性暴力产生的制度背景。推进依法治国,做好事前法治化预防、事中法治化化解、事后法治化处置是预防化解群体事件中理性暴力的根本途径。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村民参与问题研究——以河池市安宁社区为例

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程度和水平会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的成效。本文以河池市首批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安宁社区为例,通过查阅文献、问卷调查、访谈的方式调查研究安宁社区村民参与治理情况,总结安宁社区"党支部+理事会"模式的成功经验,并从完善外出务工经商者参与、提高村民参与意愿和能力、培养新的接人、拓宽村民参与渠道等提出建议。     

乡村社会治理中民俗文化的融入探讨——以广西中越边境民族乡村为考察对象

民族乡村社会的特殊文化背景及现实,使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适当融入其内生的民俗文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民族乡村应巧妙借力节庆民俗活动履行治理职责,升华乡规民约助推治理效能,重塑民俗价值消解治理困境,打造民俗精品服务乡村生活。只有以治理推进民俗文化发展,发展的民俗文化才能以新的姿态推动乡村社会走向善治。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乡村建设——以培田社区大学为例

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建造是衡量社区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现代化对农村社区形成了严重的冲击,在农村社区的重建和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社会资本的重建。通过新时期乡村建设的一个具体案例,结合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乡村建设中的文化活动与社会资本重建和积累的关系,发现,农村社区文化活动不仅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公众参与度、信任度,同时也有利于农村社区传统价值观的重塑,进而提升农村社区的能力。     

"先富能人"担任村书记的绩效、存在问题及其对策——以多省市的乡村调查为例

多省市的乡村调查揭示"先富能人"担任村书记具有资源和能力上的优势;其作用的发挥主要取决于工作投入而非富裕程度;"先富能人"村书记的能人效应会使村庄工作更有效率.但是,"先富能人"村书记从政动机不纯易导致权力异化;"先富能人"村书记独特的社会背景将有可能削弱乡镇对村庄的调控能力;"先富能人"村书记政治素质不过硬会降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数字乡村治理的系统集成改革及其风险规避

乡村社会复杂的网络结构之中分散着技术化的和制度化的各类治理要素,链接着多元化主体之间纷繁复杂的互动关系,塑造乡村社会系统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有序功能结构。其中,参与性、智慧化、协同化是当代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政策设计有效落地的三大重要要素,三者之间的融合互动共同形成了数字乡村治理的基础性条件。作为中国制度场景下乡村治理体系优化的一种尝试,乡村系统集成改革通过吸纳式参与、智慧化赋能、嵌入式协同,塑造乡村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形成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融合乡村的多层次治理效能。但数字乡村建设仍要避免陷入运动式集成改革的窠臼,进一步打破数字化主义集成改革的桎梏,超越系统集成的“合成谬误”,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