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及其分析

在甲午战前的中日交涉中，李鸿章一心想保全和局；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战败的情况下，李鸿章通过谈判为清政府避免了更大损失，挽回了一些利益。由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与日谈判成败情况的分析可知，在一般情况下，外交要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在双方都有商谈余地的情况下，外交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弱国也可以避免更大损失，争回一部分利益。这对于当今所有弱小国家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从联日到联俄:李鸿章与《中俄密约》的签订

李鸿章外交的最大失败是对日交涉,甲午之败使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他对日本极端仇视,在外交上也由"联日"转向"联俄拒日"。李鸿章作为清政府"联俄"政策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李鸿章作为缔约人受朝野指责,学界关于李鸿章在密约问题上的责任亦莫衷一是。究其实,《中俄密约》是清政府"联俄"外交的产物,也是俄国为实现"借地接路"而精心策划的外交阴谋与骗局的结果,李鸿章作为《中俄密约》的交涉者与签订者,虽是奉旨办事,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论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

曾纪泽作为晚清驻英法俄三国公使,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俄伊犁问题交涉期间,他审时度势,采取了备战促和的谈判策略,较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同时,伊犁谈判也反映了此一时期中外关系的发展脉络和晚清政府的外交态势,对清政府更好地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论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驭夷”方略,变得袅弱无力。在中国近代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将传统的制夷之策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思想、均势思想结合起来,产生了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但最终这一策略还是归于失败,失败尽管屈辱,却也使中国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由此开始。     

赫德与李鸿章的恩怨

赫德是英国人,李鸿章是中国人,赫德是总税务司,李鸿章是直隶总督,他们都效忠于清政府,都争取得到清政府的重用,他们都希望在中国近代化方面作出贡献。他们有合作的一面,但是,国籍、职位、年龄的不同,又使他们矛盾重重。他们的恩恩怨怨,都与中国晚清史上的重大事变息息相关,很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李鸿章与中德军火贸易

在中德军火贸易中,李鸿章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了促使清政府购买更多的德国军火,德国政府想方设法讨得李鸿章的欢心。在李鸿章的积极推动下,清政府向德国购买了火炮、军舰、枪支弹药等大批军火。在向德国购买大批军火的同时,李鸿章派遣了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到德国去学习军事,并聘请德国专家到中国来担任教习,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促进了清朝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论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

传统观点认为,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执行了一条凌乱不堪、顾此失彼的对朝政策,跨越了宗藩体制的樊篱,过多地干预了朝鲜的内部事务,带有了"条约体制"或"殖民体制"的成分。事实上,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清晰的,具体体现为李鸿章提出的"不沾不脱"原则。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含混的修补,是在新形势下对中朝交往准则的诠释,是向世界宣布中朝宗藩关系的宣言书,是李鸿章外交智慧、外交手段的体现,是对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的崭新诠释,是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它突破了传统朝贡体制的樊篱,成为东亚地区特定时空之下的国际准则。只有如此理解,才能顺理成章地解读1882—1895年间,李鸿章、清政府在朝鲜所有举措的历史合理性。     

中日1871年立约述评

18 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是中日两国在近代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在订约及交涉过程中 ,李鸿章等人吸取过去与欧洲各国立约的经验教训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面貌 ,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于我不利的要求 ,积极维护国家利益。但传统儒家思想依然是李鸿章等人的主体思想 ,因而 1871年立约未能改变晚清外交局势     

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交涉——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中心的考察

日俄战争结束后,与日本的交涉事务成为清政府善后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此役的主战场暨争夺目标之一,奉天也是清政府处理战争善后工作的地方行政单元。身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赵尔巽,同时也是该项工作的参与者与地方主持人:在协助中央政府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之余,还要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与日本驻奉天军政当局展开交涉。这些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利益。重新梳理交涉的来龙去脉,既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觊觎与侵略,又可以深刻感受到清政府外交观念的转变,以及在处理这些事务过程中的艰难抉择与种种无奈。     

试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和活动

外交活动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须和戎,内须自强”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李鸿章理智地看待弱国外交,把“自强”作为外交根本之计,把“和戎”作为实现自强的手段。这是符合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是近代外交的明智之举,而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卖国”。     

论薛福成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薛福成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维护了国家利益,推动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为外交官树立了恪尽职守的榜样,对近代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他又有着种种不足:天朝观念的残留、对西方的幻想、以夷制夷的局限.其外交思想对当代外交也有诸多启示:对国家利益的诉求要与时俱进,重视地缘政治思维,坚定不移地融入国际社会,进一步发展综合国力.     

晚清中国朝野对《中俄密约》的反应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实施联俄拒日外交,派李鸿章出访俄国,以出让主权利益为代价,与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清政府高层对缔约工作采取高度的保密措施,但地方官员和民间社会仍从种种途径获知密约的局部内容,并就密约的可能结果表达了质疑和担忧。由于清政府对俄国仍然持有期待,因此这些不同意见未能起到促使清政府有效应对俄国毁约的作用。     

论晚清政府国籍法的制定及其影响

国籍法是近代西方法制文明的产物。鸦片战争前 ,清朝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国籍问题并不是统治者关注的话题。 19世纪中叶 ,随着观念的转变 ,清政府开始向海外遣使设领 ,对华侨采取了积极的保护政策。由于制定国籍法采取的原则不同 ,在华侨身份的界定上清政府同荷兰等国发生了严重分歧 ,使清政府在南洋等地的遣使计划一度搁浅。为争取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认同 ,维护国家主权 ,在广大华侨的积极呼吁下 ,清政府同荷兰等殖民国家进行了不懈的外交斗争 ,催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籍法。它的颁布是我国法制史、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我国侨务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李鸿章变法思想与实践

李鸿章,清末安徽合肥人,淮系军阀,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是洋务派重要首领。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驳骎内向”和中国人民反抗斗争如火如荼的情况下,他认为清政府唯有“变法”才能保护     

论爱国使者杨儒

在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参与国际事务外交活动中,清政府一直推行着一条屈辱投降的外交路线,除了与侵略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外,与所交往多是贸易性质的事务,并无建交互派使者的关系.而真正名符其实的“中国遣使,始于光绪初”.此后,寥寥可数的专职外交使节中,有如李鸿章之流的卖国求荣的外交官员,也有不辱使命的佼佼者.参预“东三省交涉”的驻俄大使杨儒,就是其中深受人民尊敬的一位爱国使者.     

19世纪末清政府守旧派的外交观探析

19世纪末年的清政府守旧派非常痛恨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满于清政府的妥协求和政策,主张加强军备提高国力、实行强硬的对外政策、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其外交观中不失积极的因素。     

近代京津地区英文报的舆论与外交评析

京津地区的英文报是近代中国政府利用舆论辅助中国外交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说明在地理位置、读者群、资金来源、记者专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下,京津地区近代英文报主要为政治外交服务。在各国势力于该地区设立舆论机关、维护本国利益、干扰中国内政外交的复杂局面下,中国政府也采取了自办英文报、利用外报言论、控制外报发行渠道等手段,影响国际舆论,保护本国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西方列强的认识

在近代中国 ,西方列强为追求其本民族的利益 ,发动侵略战争 ,对中国进行掠夺和压迫 ,这是列强侵略、野蛮的一面。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又使列强表现出先进与文明的一面。西方的文明制度与自由民主 ,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中国追求建立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国的主要精神源泉。然而列强为维护和扩大其各自的在华利益 ,竞相帮助清政府扼杀了革命派的追求目标。这说明殖民者对利益的追逐高于其标榜的对自由民主的信仰     

试论耆英的投降外交

耆英是中国近代投降外交的鼻祖。然而,在中国近代史的一般著述中,他却往往被一笔带过,其罪责虽重却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耆英的投降外交及其理论作一番论述。一耆英(1787——1858),字介春,清朝宗室,道光十八年(1838年)任盛京将军。鸦片战争前后,他对禁烟、抵抗侵略一贯持消极态度。1942年3月,他被清政府任命为与英军媾和的钦差大臣,步入清朝外交舞台。从这时起一直到1848年春,耆英一直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全力从事投降外交。     

试论耆英的投降外交

耆英是中国近代投降外交的鼻祖。然而,在中国近代史的一般著述中,他却往往被一笔带过,其罪责虽重却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耆英的投降外交及其理论作一番论述。耆英(1787—1858),字介春,清朝宗室,道光十八年(1838年)任盛京将军。鸦片战争前后,他对禁烟、抵抗侵略一贯持消极态度。1942年3月,他被清政府任命为与英军媾和的钦差大臣,步入清朝外交舞台。从这时起一直到1848年春,耆英一直是清政府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