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时期的商人——“工商食官”制度与先秦时期商人发展形态研究之二

春秋时期的商人仍属于“工商食官”制度的范畴。春秋时期的商业组织以及与之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这一切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经济制度———井田制的变化所决定的。此外,政治关系、血缘关系等非经济因素对于春秋时期商人的发展形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古代私人工商业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大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井田制度的破坏。     

工商食官“制度论”的法理障碍

工商食官最多是一种习惯,或者政治家的设想,因为一旦它被制度化,周代就不可能存在自由工商业者。从法理上分析,既然工商业者是在官奴隶,周代也就不存在工匠、商人纳税问题,市场也因为缺少交易对象而失去存在必要。《周礼》所述市场上诉讼制度、官府放贷于民制度都只能是虚幻的构想。然而,周代的人口规模和市场密集程度,使我们相信工商食官不是制度,存在自由工商业者。     

张载社会视觉中的"民胞物与"理想及其时代性

"民胞物与"是11世纪思想家张载为解决社会贫困而建构的新型理想社会,主要内容包括恢复井田制度和重建宗族组织两个方面.该理想的产生与张载独特的社会视觉有着直接的关系.社会平等作为这一理想的核心与奋斗目标,开启了中国古代社会对理想社会的新追求.     

简论墨子的公平观

"公平"一直是一个界定十分模糊的概念,人们很难对它作出一个内涵稳定、外延清晰、表述完整的解释.狭义上,"公平"一般是指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卢梭为代表的市民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理论;广义上,则泛指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意识所持有的一种价值原则.在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时期产生的墨子"公平"观,无疑是中国"公平"意识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春秋战国不愧为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自"工商食官"的格局一打破,便喷发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业经济潮流①."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     

春秋戰國之際的村公社舆休耕制度

中國古代整個經濟之所以長期地帶原始性和自然性,是和村公社的長期地和頑固地保持,有連带關係的。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说: ‘在印度和中國,生產方法之廣大的基礎,是由小农業和家內工業的合一而成的。在印度,還有以土地共有为基礎的村落共同體的形態;在中國,原來也是有這個形態的。……’(馬克思:资本論,第三卷,第二十章。郭王合譯本,一九四七年版,第二六一頁)可見村公社的形態,在中國,一直到階級社會中,還继续存在很久,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很多的史学工作者,把中國過去曾經存在過的井田制度來證明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存在,是非常正確的。不過,关於井田制度的史料太庞雜,又很不具体,從來做井田制度考订工作的人,又把它講得複雜化了,以致很難整理。本文想通過周代的休耕制度來说明周代村公社在經濟制度上所能發揮的性能,與當時村公社所有土地的分配制度。     

论晚清《公司律》出台的历史动因

公司及其内在的制度性因素不是中国本土的"资源".1904年<公司律>的出台是晚清政府在主动和被动之间做出的仓促选择.外国在华开办公司、华商附股、"官督商办"公司及其后的晚清商办公司的实践,以及相伴发展的近代公司制思想为晚清<公司律>的出台作了物质和意识上的准备.为振兴工商应运而起的公司企业的发展,急需晚清政府提供公司法律制度的供给.西方列强要求晚清政府出台与西方工商法律接轨的法律制度和晚清政府废除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的愿望成为清廷出台<公司律>的直接历史动因.     

东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历史作用

在东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观一些新的变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私营商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旧体制的解体,新体制的产生。东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在西周,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即主要由官府统一经营管理工商业。到了东周,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工具的大量使用,为个体劳动创造了较充分的条件,提供了私营独立手工业者大量出现的客观可能。同时,官营手工业中劳动者的逃亡、怠工斗     

从社会基本结构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伪命题——与杨师群、曹守亮二先生共同探讨

要弄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存在过,必须从社会初始条件和社会基本结构即社会基因构成给予论证.本文从独立的工商人口、独立的生存基地、独立的工商资本、独立的组织体系四个结构性要素,来证明中国古代的工商业天生患有资本主义基因缺乏症,所谓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根本不存在的伪命题.     

两周时期的农村公社与井田制问题补论

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夏商时期的家族公社和西周、东周的农村公社三个发展阶段。井田制度与农村公社具有密切的关系。西周时期,农村公社兴起,井田制度形成;到了东周时期,农村公社衰落,井田制度瓦解。这一事实,既能得到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史学理论的支持,又有大量传世文献的记载与新出土考古材料的印证。     

《周礼·地官》“司徒”析论

司徒既管理土地,又教化土地上之人民,故被《周礼》称"地官"。《周礼·地官》全面记载了司徒的职掌、属官、地位等。《周礼·地官》"司徒"的职掌与周代司徒职掌的实际情况基本相同;其属官中部分能与周代司徒的属官互相印证;其地位大体与西周后期到春秋初中期司徒的地位相符。《周礼·地官》"司徒"情况的大致可靠表明集中而丰富地记载司徒有关内容的《周礼·地官》基本可信,由此进而认为《周礼》的成书经历了从周初始撰到战国定稿的长期过程。     

"后单位时代"组织伦理的实证调查与对策研究

单位制度转型造成了单位组织伦理道德的变化.调查发现,当代中国单位组织的伦理道德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尴尬"的伦理样态、"悖论"的道德特征、"漂移"的责任主体.研究表明,中国伦理道德的建设已经进入一个重大转折和转换的关键期,应当充分重视单位组织的伦理建设.单位组织伦理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其真正成为道德责任的主体,具体可通过确立组织伦理理念、高扬组织伦理精神、创建组织伦理场域、构建组织伦理制度来实现.     

外朝化、边缘化与平民化:帝制中国"近官"嬗变述论——以郎官系统为研究个案

帝制中国的"近官"大体沿着"由内及外"和"由高及低"两种趋势发展与嬗变,具体表现为近官外朝化、边缘化、社会化与平民化的过程与特征。"外朝化"是一切"近官"演变的基本过程,而不同的"近官"在嬗变中又有着不尽相同的路径,这尤以郎官系统的演变为典型。在郎官系统嬗变过程中,郎官之首长——光禄勋和中郎将的演变又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光禄勋的演变主要呈现了外朝化与边缘化的过程与特征;中郎将在外朝化的过程中集中表现出了地方官化的特点。社会化与平民化是以郎官为代表的帝制中国近官嬗变的最终归宿。传统中国的近官在历史的承袭与变异中不仅有其历史的渊源,还存在着内在的动力机制、制度机理和路径依赖。     

"齐"和"斋"用作"戒洁"义的断代界定

先秦时代,"齐"与"斋"表"戒洁"义时是通用的。"斋"从古"齐"字分化出来的时代可能是商代后期至周代前期,至少在春秋时期已投入使用了。到了西汉,表"戒洁"义的"齐"为"斋"所取代。因而,表"戒洁"义的"齐"和"斋"使用的断代界定大致可以标示为:齐(周代之前,不含周代)→齐/斋(先秦)→斋(西汉及西汉之后)。     

《周礼》食官制度及其影响

《周礼》所记载的饮食管理机构及其职能系统,其体系庞大,55种食官职掌分明,构成三个层次,呈金字塔形。食官除了提供王室食品外,还供应祭祀的祭品。《周礼》食官制度体现了儒家的中和饮食观和仁学礼食思想。它对秦汉以后食官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墨造"圣"运动与神话英雄向文化圣贤的历史转变

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周代礼法制度,塑造人间帝王的典范,诸予尤其是儒、墨两家,通过神话人物的改头换面、政治巨人的塑造、神话的伦理化等方式,将一些神话人物刻划成完美的人间圣王,从而也"创造"出一部令人神往的史前史.于是远古的神话始祖和神话英雄纷纷脱去"神"的外衣,以人间帝王的身份登上了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殿堂,从而完成了神话英雄向人间圣贤的历史转变.儒、墨等学派的造圣运动,加速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     

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秦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以德治国"的关键:官德建设

"以德治国"首要的、关键的是"以德治官",因为官员的地位突出,角色特殊.从我国道德的现状看,官德建设也应成为道德建设的主题.官德建设的主要内容热爱祖国,为民服务,廉政、勤政、优政.官德建设的途径加强学习,严于自律,加强监督和制度建设,"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近代"思想解放" 的历程与启示

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国人于思想解放渐成风气,并在引进和仿制西器,改革教育以培养人才,从"重农"到"工商皆本"等方面取得某些实效.但在根本性的制度创新、文化精神方面,形成了对西方的"路径依赖"而难以落实.历史的启示是:思想解放应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状态,应植根于知识与科学,应紧密联系和依靠人民群众,还应容许探索和讨论.     

"土地还授"与唐代"均田制"研究——制度得以成立的实施机制

"土地还授"在唐代"均田制"研究中极为关键,是"均田制"作为一种制度是否成立的"实施机制",其本意是为了保证土地耕种及取得赋税.传世文献中没有提到官员的应受田,<田令>中关于职事官的土地还授只是具文.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记载中.土地还授是根据<田令>的规定来执行的,也只是参考.因此,"均田制"不是唐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土地还授"只是田令当中的一种文本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