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院画的兴盛及其原因

南宋初年宋金停战,经济、社会有较大发展,宋高宗恢复了画院。由于建制与北宋不同,高宗对画家奖掖甚力,大批南渡的院画家充分发挥了艺术才能,造就出绘画的中兴。伴随着文人画的退潮,南宋院画较之北宋有不少发展进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与高宗个人相关的,主要有四点:一是高宗宣扬"中兴",绘画转向历史题材,促进了画院人物画的发展;二是能充分发挥不同画家的专长和创造性,使院画各类作品艺术水平普遍提高;三是画家不再拘守某种范式,有较大的创作自由;四是高宗较尊重画家的创作个性,较重视画家的创作权,使画家的主体意识增强。     

论孙中山对袁世凯再度妥协之原因

孙中山在解职临时大总统后至“宋教仁案”发生前，对袁世凯的再度妥协并非是落入袁世凯的圈套而上当受骗。孙中山对袁世凯再度妥协的原因，在于客观上为当时的形势所迫，主观上则存在着促使他再度妥协的思想基础。     

退避——作为对存在的守护——谈陶渊明的归隐与人生领悟

有关陶渊明的隐逸研究成果颇多,本文对此从他的饮酒、身体、性情、生死观等方面出发,结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作了分析,认为陶渊明的归隐作为一种人生退避的决断,其实是对存在的一种守护。     

再论辛亥革命中清、袁、孙妥协的原因

辛亥革命中清、袁、孙之间的妥协,要从整体上把握武昌起义后中国政局演变的内在理路,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段历史。清、袁、孙之间的妥协不是以哪一派政治势力的意志而转移的,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各方理性认识时局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妥协,是因为妥协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主观条件,还有积极促成的内外因素。     

从妥协到融合: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批判与发展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提出开启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化进程,但其实施中也暴露出了对抗、俘获与招安等许多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其根源在于妥协的本质以及模糊的概念、宽泛的内涵、飘忽不定的价值取向与貌合神离的制度政策。现实的困境昭示了可持续发展原则升级换代的迫切需要。第二代可持续发展原则应实现从妥协到融合的理念革新,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未来价值取向,实施发展模式的生态化转向,建立沟通融合的治理机制,并进行融合发展框架下的制度政策创新。     

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阶层妥协的借鉴意义

任何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两大利益集团的博弈: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阶层。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只有两个阶层达成妥协,改革才能稳定的向前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就人类近代史看来,顺利解决这一现代化难题的经典案例,是美国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费城会议的经验,可以给我国提供借鉴。     

试论南宋高宗初年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动乱

南宋高宗初年赣闽粤三路交界地区爆发了频繁的动乱,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为该处在南宋时属三路交界的边远山区,盗贼多而且地方官员的总体素质偏低,缺乏责任心且不够清廉;二为该处有劫掠、好斗的社会风气;三为南宋初年该处人民负担的加重。实际上,这些动乱是该处长期以来地理环境及文化环境(社会风气)所沉积下来的隐患在南宋初年人民负担加重的情况下的总爆发。     

民初大理院民事判决中“法律”对“习惯”的排除与妥协

民初大理院在裁判中秉持有法律者即排除习惯的基本立场,法律排除习惯的理由主要有违背公序良俗、不合公益、有碍交易秩序等。在婚姻、继承领域和一些边远偏僻地区,由于习惯根深蒂固,仍具有强大影响力,第一顺位法源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也有对习惯做妥协的情形。对习惯进行限制,一方面可以藉此排除不良的陋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创造统一民法典实行的客观环境,为其颁行减少阻力。但大理院对习惯的态度,受一些判决本身论证说理性不足和传播途径的限制,很难在短时间内对民众产生实际的影响。     

试论南宋名宦汪纲对绍兴城市建设的贡献

南宋名宦汪纲在两任绍兴知府期间,从绍兴城市发展的长远考虑,进行了一次有规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城市建设.由此完善了绍兴城市的厢坊建置、街衢布局与河道分布,为绍兴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奠基和推进作用.     

试论南宋图书编撰的创新与对典籍文化的贡献

南宋的图书编撰，在北宋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创新，且不管是官修与私撰，都十分重视当代史的修撰，创立了新的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本文对此与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论南宋词人群的怀古情愫

南宋文人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的怀古词篇。时代背景的不同,咏怀古迹的差异,词人主体的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抒情格调,汇成南宋浩荡激越的怀古情愫。南宋文人诉诸怀古词作的书写,在突出浓厚的主体价值的同时,还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     

南宋前期湖南民户移民研究

在靖康之乱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湖南外地迁入移民主要为官僚士大夫、游冦和撤退军兵,亦有少量北方民户移民.从绍兴末至孝宗朝时,南方民户移民才掀起迁移湖湘的高潮.在整个南宋前期,民户移民主要是因为开垦迁来湖南,而非因避难而迁.从其迁出地来看,来自南方者十之有八,南方移民中,来自东方或相邻地区者占十之八九,而其东方和相邻移民中,江西又占十之八九;来自北方者十有其二,而来自黄河中下游地区或非与湖南相邻地区者占其十之八九.呈现出"北少南多,北远南近,江西最亲"的特点.从其迁入地来看,民户移民主要迁入湘南和湘北,次为湘西、湘东和湘中,湘西南则最少;而各区域中,又有少数县为之主要迁入地.     

南宋官府校勘述论

对于南宋官府校勘,迄今尚少有人论及。作者首次勾勒出南宋朝廷对经史子集四部书进行的12次校勘之概况。南宋在校勘总次数、规模、所校书籍之历史地位等六个方面都与北宋相差甚远、作者探讨了这种差距的成因,并对官方校勘与私家校雠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研。     

法律视域下南宋绍兴冤狱的政治取向

绍兴年间的群体性冤狱事件,并非政治集团争权夺利的常规手段,而是一种游移于法律与政治之间的非规则政治行为。贯穿于绍兴冤狱审刑过程始终的有罪推定思想,并没有使案发告讦行为及罪证脱离法律规则,即使是结案时的严刑罪名,也是建构在即时的法理基础上。绍兴冤狱法律解析背后的政治视点,可以归结为绍兴和议国策的即时实施,从而直接透露出南宋初年宋高宗政权不惜触动道德天平而制造冤狱的政治动机。     

论南宋前期词学思想的新变

南宋前期词学界提出了“以情性为本”的词学思想。“以情性为本”是说“情性”是词的本体,它主张词应表现人的“情性”,具体地说,是指词应表现家国之感、亡国之恨。“以情性为本”的词学思想产生的背景是时代的巨变和词乐的流失。这种思想的出现,为宋词未来的发展指出了向上一路。     

南宋后期辞赋创作探微

南宋后期辞赋的风貌是较为独特的。宋代理学通过改造文人的知识结构、认识世界思考人生的方式而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辞赋创作。在缺乏崇高诉求的环境下,宗教情怀在文人的精神世界中得以显现,并在辞赋当中反映出来。政治混乱,乡居生活是文人心灵栖居的最后归属,描写乡居的辞赋越来越反映出它的本真之美,而非过去那种作为忘世的媒介存在于文学中。在末世气氛笼罩下,辞赋担当起抒发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的职责,映射着人们对国家与未来的愤激、无奈和彷徨。国势萎靡不振,理学的治国理想是厚人伦淳风俗,辞赋创作因此表现出重征实、重人文的倾向。     

论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

宋初诗坛为何崇尚晚唐,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一是宋初诗人对晚唐这一概念的认定跟后人有所不同;二是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没有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上说明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完成唐诗向宋诗过渡的意义;四是忽视了宋初的社会政治现状和文化思想对宋诗创作的影响。     

论南宋孝宗时期的官员荫补制度

宋孝宗是南宋历史上较有作为的君主 ,在其统治时期 ,面对北宋以来的冗官局面 ,锐意进取 ,尤其是针对官员荫补制度的改革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就总的情况看来 ,乾道、淳熙年间 ,宋朝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新法规 ,依据官员职位的高低 ,限制荫补亲属为官的数量 ,从而逐渐压缩了不少官员荫补子弟的特权 ,这些措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几乎一直为后代皇帝所沿用 ,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