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知识传统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中国古代科学知识传统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对准确理解中国民族文化和中国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意义不言而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中国古代科学“重实用轻理论”“重历史经验轻逻辑推理”“重整体功能而轻内部结构”的特点,是根源于中国长达数千年的种植农业的渊源。     

康有为不是丁巳复辟的主谋──从张勋对康有为态度的变化谈起

康有为在丁巳复辟中所起作用的大小。是以张勋对他的态度为前提的．前期,由于张勋的极力推崇,使康有为得以加入复辟活动中去;但到了后期,由于张勋的排斥,使康有为没能参加任何复辟活动,而这恰好又是复辟的最重要时期．撇开被排斥的后期不说,即使在被推崇的前期,康有为的活动只是进行建议、鼓动而已,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复辟的具体计划是张勋招集军阀制定并实施的,与康有为无关．把康有为看成复辟主谋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求同存异：职业倾向对并购不同环节的影响

公司并购经历前期的并购意向、并购出价，并购后期的股市反应、收益评估等不同环节。高管群体的职业倾向对并购各环节影响存在差异，研究2009—2020年沪深A股样本发现：在高管群体三类职业倾向中，“创新型”职业倾向对并购各环节产生积极和长期影响；“公关型”只对并购后期的资产收益和协同价值产生积极作用；而“生产型”职业倾向对并购前期意向、出价和后期绩效有抵触作用。三类倾向异质性越高，对并购各环节影响越积极；且外部社会资本作为信息中介显著影响并购前期的意向和出价，对并购后期不显著。     

论康有为的进化思想及社会历史观

康有为进化思想的渊源主要包括近代西方自然科学进化观、中国古代变易思想和今文经学的朴素进化观以及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康有为对进化论进行了吸收与改造,并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一套系统的“三世”进化理论,其渐进说与革命派的突变说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     

PPP项目风险管理研究综述：热点与前沿可视化分析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运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2011—2021年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风险管理研究的文献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对文献的发表时间、文献作者、研究热点分析后发现，近10年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发文数量呈现出“前期缓慢、中期骤增、后期下降”的发展趋势，领域的研究力量呈现出研究作者分散的态势，热点研究聚焦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分担等方面。研究结果为后续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重论康有为与“孔子改制论”

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论”是对历史上“孔子改制论”的修改。运用这一理论，康有为不仅为其领导的维新运动找到理论依据，而且以之作为前提创立他的“儒教”理论，从而使这一论点带有反抗西方威胁的色彩。康有为还通过对“孔子改制”的大显论述，形成了对孔子的不向评价，从而为其大同学说的崛起创造条件，以较为含蓄的方式预告了文化新纪元的到来。     

世纪之交的中国小康社会

世纪之交的中国小康社会田杨林孔夫子，对“小康社会”有过描述，康有为先生，也对“小康”有过阐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更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中国要达到小康水平。历史上的小康是指什么？现代的小康又如何理解？到本世纪末，中国真的能达到小康水平吗？实...     

康有为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在青岛“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讨论会上的发言

康有为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在青岛“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讨论会上的发言吕明灼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极其重要的课题。在近代中国，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从鸦片战...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与维新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质是近代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面对汹涌而至的东传科学，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康有为对近代中国的设计，不管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清末民初，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嬗变经历着痛苦的挣扎与艰难的抉择，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时代必然性，其“经世致用”的价值指向也促成了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重黄轻炎”现象及其文化透视

“重黄轻炎”指的是炎黄子孙尊崇黄帝远甚于尊崇炎帝的现象。“重黄轻炎”萌发于东周以前,初步形成于东周时期,最终定型于秦汉时期。“重黄轻炎”是以炎黄的传说事迹为基础,以大一统的需要为动力,在统治者的炒作下形成的。“重黄轻炎”的形成过程伴随着中国农业文化主体及国家制度的形成,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及其意义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致力于探究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聚焦先秦诸子。康有为提及的汉唐人物并不多,却对这一时期的董仲舒倍加关注。事实上,康有为不仅多次讲到董仲舒,而且作《春秋董氏学》对董仲舒的思想予以阐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表面看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实则是借助《春秋》发挥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透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既有助于整体把握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和评价,又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孔学观和董仲舒在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命运。     

“理欲之辩”的近代价值嬗变——以康有为“理欲观”为中心的考察

康有为提出“天欲人理”说对宋儒“天理人欲”说给予反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理欲之辩”做出新的诠释表征了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康有为对欲望的肯定是建立在价值观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双层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从价值观变革来看,针对宋明儒学过度压制人的感性欲望,康有为高度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其近代启蒙意义不能抹杀;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来说,近代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进步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康有为对欲望的无限追求有其局限性,人的欲望无限膨胀会破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导致彼此间的紧张和冲突,而化解这种紧张并非靠康氏的“仁”之德性所能解决。     

南海博物馆馆藏五件康有为信札考略

本文通过对馆藏五件康有为信札的释读,并结合有关史料,对信札的发信时间、地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人物史实进行一一考证,以还原民国初年康有为与弟子之间的来往及从事的政治活动情况,为研究康有为海外流亡时期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可靠翔实的史料。     

文本改写与言说真意：辛亥康有为虚君共和论的来龙去脉

虚君共和是辛亥革命期间康有为沟通帝制与共和的政治理论和方案，学界基本根据《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的刊本研析其内涵，无法说清相关文本既区分又混同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的矛盾现象，对文章写作时间的认识也较为粗疏。通过仔细辨识《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手稿的原生样态、修改痕迹及其与刊本的异同，可以发现康有为最初其实是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后来为应对政局变化，才利用共和概念的模糊性扩充共和类型，将君主立宪改成虚君共和，结果导致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关系暧昧含混。还原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论的来龙去脉，亦可在研究方法层面提示我们，解读康有为的思想观念应尽可能注意其因应时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修改的一面，避免直接选取片段表述进行思想演绎，“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之弊。     

中国近代的动力性溯求:以康有为重智思想为例

近代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境遇之下,摆在国人面前的时代主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西方列强大开民智而国富民强的历史经验使得康有为对传统的"智"的概念进行了创造性阐释,超越了传统智的伦理视域,凸显了智的工具理性价值,彰显了"智"在历史维度中的动力性特征。康有为高扬重智思想的旗帜表征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动力性追求。     

简朝亮与康有为述论

迥异的学术背景和人生志趣,以朱次琦学术思想为中心,礼山草堂孕育的简朝亮、康有为二人的学术分歧,学术思想的异同不仅决定简、康二人的关系,急促前行的时代更是一把双刃剑,将一生对垒的简、康二人与其身处的时代一同遗弃。     

再谈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以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在澳门的活动为例

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文化名人在澳门的活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文化名人的活动对于本民族价值观念影响深远，对于统治者的思想影响深刻，对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和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进程，具有无与伦比的理论引导作用。     

论康有为《大同书》中的素质教育思想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针对人口不同年龄阶段的身心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引导,将大同社会的教育分为前后衔接的五阶段;他提倡五育并重,德育为先。康有为的素质教育思想体现出人本主义和新伦理主义的色彩,具有深远的人口学和教育学意义,对于我们当前提倡的素质教育仍具有可资借鉴的时代价值。     

康有为“新学”与晚清“小说界革命”——兼及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的“新学”动摇了传统文学观念赖以存在的思想价值根基,从而使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正统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康有为从其“新学”思想出发对通俗小说的肯定与提倡,为通俗小说地位的历史性提升与士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与批评扫清了障碍,从而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乃至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成因微探

康有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汲取智慧,不断追求文化革新、制度建构、政治变革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代表了力图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批士大夫阶层向西方学习新知的时代高度。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与其说是对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移植,不如说是东传之西方科学影响下中国传统儒学文化发展的近代模式。东传之西方科学对康有为所开显的今文经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