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乐人对词体发生演变的作用

词本是专为演唱而写的配乐之辞,其先天特性决定了它的产生、发展、传播都与载体——乐人密切相关.唐代梨园等宫廷法曲机构的乐人、宫廷女乐在词兴起时就直接参与,促进了词早期的发生、发展;在安史之乱后,他们大部散人民间直接将词乐和歌词流播四方.官府乐人的演唱实践对词的发展、传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他们有限的活动范围使其对市井民间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市井乐人的交际活动比较而言更自由随性,对词的发生发展产生了与官府乐人互补的作用.     

南北音乐文学体系的对立融合与词的起源

词作为音乐文学,受隋唐时期新音乐的影响.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到隋唐之际,逐渐形成三种主要音阶,下徵音阶主要在南方音乐中使用,北方较多使用清商音阶,三种音阶并用于俗乐"二十八调".唐以前南北文学存在明显差异,作为音乐文学的词也同样存在南北差异.盛唐之后歌舞伎乐的衰落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歌舞伎乐向小型化乃至脱离舞伎发展,促成了填词风气的兴盛.词在初起时,存在着南北两大体系对立的倾向,在对立与融合中,词体的发展由受宫廷音乐文学的影响,逐渐转变成以南方色彩为主要特征.     

“隋唐燕乐”的不同系统与词的起源

词的产生受"隋唐燕乐"的影响,研究词起源不得不对"隋唐燕乐"进行考察.词的起源与词体的正式确立应视为两个概念.词的起源与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应主要关注词如何由音乐生成;词体的正式则为文体学的问题,重点在于区别词是如何独立成为一种文体.有唐一代并无"隋唐燕乐"的概念,是后人为了称谓及研究的方便而提出的."隋唐燕乐"包罗万象,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为宫廷音乐系统,一为民间音乐系统.二者各自对词的形成产生不同的影响.词体雏形孕育于民间,词起源的时间,其上限只能是初唐,下限只能是盛唐,词体的正式成立在中晚唐.     

略论中唐诗人与乐人——兼析唐诗与音乐之关系

唐代诗人对乐人的广泛关注是在中唐,而不是在音乐处于鼎盛的盛唐,用音乐的繁荣来解释唐代诗坛这一现象显得过于笼统且不准确,其主要原因乃是中唐诗人从乐人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文化元素,将之与国家兴衰、士人命运、生命感叹等诗歌传统主题联系起来。中唐诗人对乐人的关注不但使得唐代诗歌内容更为丰富,而且使诗歌与音乐结合更为紧密。     

论中唐音乐的民间化趋势及其对乐府诗的影响

安史之乱以后,宫廷的音乐机构、乐工以及乐章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统治者对音乐的态度较之初盛唐也发生很大变化,其中很多政策都限制了音乐的发展。于是以宫廷为中心的音乐活动从中唐开始逐渐转向民间,并对以乐府诗为代表的音乐文学产生影响,如游戏功能的加强、联章形式的大量运用以及民歌的兴起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乐府诗的艺术价值。     

《教坊记》曲名与《全唐五代词》词牌名关系初探

作为盛唐时代重要的曲作文本，《教坊记》中的编曲不仅供宫廷演唱之用，有时也作为宫廷舞蹈的配乐，展示了有唐一代音乐的丰富多彩与繁盛景象。教坊曲的流传、演变和唐五代词牌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教坊曲名为词牌名沿用。从教坊曲向唐五代词牌的转化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巨变和城市娱乐文化对于词体文学发展的影响。     

论佛经俗讲寺院梵唱对曲辞通俗化历程的推动——兼谈释德诚歌诗的意义

安史之乱极大地推动了中唐文学通俗化运动.贞元十八年正月,骠国王来朝献曲,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带动了佛经俗讲、寺院梵唱的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曲词发生的自宫廷、官府的下移历程.     

论敦煌曲子戏

敦煌曲子戏融合了乐府、诗、词和曲的艺术特点。其乐以隋唐燕乐为主,其辞则以杂言体为主,舞台表演则是代言体的演唱。曲子戏既是唐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外来音乐相互碰撞、激荡的产物,也兼收唐代各体音乐文学之长。敦煌曲子戏的艺术表演不仅昭示了戏剧早期的艺术形态,也呈现了乐古戏剧、戏曲的形成过程。曲子戏对后代戏剧、戏曲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多元、开放的艺术形态,使其在后世不断融合多种民间曲艺形式,从而发展为一种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戏剧艺术。     

简论早期文人词的贡献与研究缺失之原因

从初唐至中唐,是早期文人词创作的阶段。与之相应,词体兴起于初盛唐,中晚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成熟。从词的产生、发展过程看,民间创作固有不可忽视的开创之功,但早期文人的创作对于这一新兴诗体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也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然而在词学界,早期文人词的贡献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恰当的评价,在词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未得到适当的关注,早期文人词研究近乎处于一个缺失的状态。对此,笔者认为主要有最初朝廷不重视、社会观念轻视、唐诗宋词成就卓著、诗词分界不明、敦煌曲子词被发现等五个方面原因所致。     

从曲子词到独立新诗——词、乐关系之变化对词体演进的影响

词与乐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影响了词体本身的性质特征,也决定了词体的演化和蜕变。文人词摆脱音乐最终独立,这从音乐的角度讲,固然是一种遗憾,但从文学的角度讲,则又未尝不是一种解放或创新。对音乐的疏离虽然消弥了歌词"别是一家"的特立性,但同时却也确立了它在文学史、诗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正是词体文学性不断发展完善的必然结果。     

论民间词对文人词体兴起的影响

随着对词体发生问题研究的深入,民间词在文人词兴起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普遍认可。然观今日词学界对文人词体兴起原因的探讨,一方面,虽承认民间词对文人歌词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词是如何影响文人层,以及文人如何吸收民间新的歌辞样式进行歌词创作的,有关论述却显得苍白。本文通过对词调本事及运用情况的考察,说明民间词向文人层扩散,从而促进文人词体兴起的具体途径。     

曲词发生史研究的学术史误区

目前学界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甚至对词的界说也歧见颇多。其实,词是借鉴近体诗格律以词调来定型的诗,以近体诗格律将其定型化,来表现其原本产生时期的音乐性,这是词的特征表现。在此界说以及对二十世纪以来关于词源问题的各种说法加以述评的基础上,论证词体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词体发生的诗歌史原因,在于宫廷音乐消费由六朝乐府歌诗,向初唐近体歌诗,再向盛唐声诗转型之后向曲子转型的产物;音乐史原因,则是宫廷音乐经历魏晋南朝的清乐、北朝隋代初唐的燕乐,再到开元天宝的重归清乐,经历法曲中枢,引导了声乐消费形式的曲子的出现。     

论初盛唐宗室贵戚子弟的文学教育与宫廷诗风演进

初盛唐时期,宫廷掌握着文坛发展的趋向,以皇室群体、宫廷文人及王府僚属为核心,形成了文风相近且牵连交错的文学集团。唐代宗室贵戚子弟的文学教育在师法授受、学习内容、诗文创作等方面,既对南朝的文学经验有所继承,又能根据唐代宫廷文学的基本任务,在经史修习、杂艺熏陶与文学教育的相互作用下,培养出符合宫廷审美需要的文人。本文从初盛唐宗室贵戚子弟接受教育的制度、途径、内容与方法入手,考察初盛唐时期上层文人的文学教育与文学能力养成之间的关系,进而从诗史建构、创作规律总结及实践引导三方面,揭示文学教育在宫廷诗风演进中的作用,以期提供一种从文学教育的视野理解唐代文学变革的理论路径。     

唐人生活中的乐舞之娱

唐代的乐舞之娱,遍及宫廷和民间。唐代帝王之中,不少艺术修养极高,他们不只是乐舞的欣赏者,也是乐舞的实践者和创新者,在这种氛围中,宫廷内外,一批优异的乐舞脱颖而出。除宫廷乐舞艺人外,唐代的官府、军队亦有乐籍歌舞艺人,王公贵族、豪门官宦,蓄养能歌善舞、年轻貌美的私伎成风。在唐人的生活中,凡是官宦富室、文人士子等欢会酒酣之际,必有乐舞,寻常乡闾也濡染歌舞风习。在开放的政治文化政策下,唐代乐舞亦积极吸收外来元素,缀染上浓重的域外文化的色彩。歌舞的美好和欢娱,带给唐人相当大的精神享受和生活满足,也使他们的生命浸润着艺术的芬芳。     

南宋民间词的曲化倾向

就在南宋文人词脱离音乐,逐渐转化为新型格律诗的同时,民间词却依然沿着音乐文学的道路发展,并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向"曲"过渡的趋势。词体曲化,使本脱胎于民间伎艺的曲子词重新回到了民间,又赋予它以更加生动、更加通俗的方式,这无论在音乐史上,还是在文学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燕乐与词关系新论——与岳珍女士商榷

今人多从音乐角度论定词源于隋唐燕乐。因燕乐受胡乐的影响,故可推出“胡乐入华而词生”的说法。李昌集先生认为“词体的发生,乃是唐代民间歌曲和语言双双发展的水到渠成。”岳珍女士赞同“词起源于隋唐燕乐”的说法,认为李文的新说是对“隋唐燕乐”的理解有误差。虽然燕乐中的胡乐对词的发展有不小的影响,但词的音乐来源多是多元的,而“倚声填词”的方法则很古老,词的源头应包括当是六朝的梁陈新曲。     

论白居易曲词写作的词体发生史意义

白居易等人的词体写作,完成了由李白创制以来的阶段性宫廷词向士大夫词的一次转型,反映出声诗写作与新兴曲词写作的相互融合;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在客观上成为链接宫廷到民间的桥梁,也成为士大夫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交流的纽带,在推动民间曲词兴起的同时,又将盛行于民间的一些文学形式汲取到自己的创作之中,新乐府诗三三七的句式结构直接对词体的句式方式产生了影响;自居易词体写作具有发生史意义。     

从"歌舞伎乐时代"走向"剧曲音乐时代"——论唐代散乐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启蒙

唐代是我国音乐史上"歌舞伎乐"的鼎盛时期,也是宫廷散乐由盛而衰的时期,通过对唐代散乐发展的考述,可以看出唐代宫廷散乐逐步走向民间.随着唐代散乐的走向民间以及乐棚、勾栏等表演场所的出现,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出现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一部具有集大成性质的唐宋词史——评邓乔彬先生《唐宋词艺术发展史》

邓乔彬先生是当代著名古代文学及绘画艺术研究专家,在古代诗词及批评、诗画比较、文艺与文化关系、画论与绘画、二十世纪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等方面建树颇丰。《唐宋词艺术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是邓先生最新推出的一部全面观照唐宋词史的力作。该书密切关注词的艺术本体,分别从音乐文化、宫廷文化、进士文化、士大夫文化等多重角度探讨词的起源、词体生成及其艺术发展,理论体系周密;在论述分析唐宋词史上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大多数作家作品的过程中,斟酌古今,参以己意,所作评断皆的当精审;全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     

“梨园”考

“梨园”是隋唐时期著名的音乐机构,它对整个唐朝文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推动了中原音乐尤其是宫廷燕乐与西域少数民族音乐以及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的交流与融合,推进了新乐曲的创作,从而提高了盛唐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为中国以后的音乐艺术发展培育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文献中梨园位于禁苑、宫内、骊山华清宫,此外,唐宫廷还设有梨园别教院和梨园新院,但遗址在何处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