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程序的中国模式：“起诉中心主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用的是一种“起诉中心主义”模式，即认罪认罚程序通过侦查引导、检察“预决”、法院审核，形成了一种公诉权主导下侦诉协作、控辩合作、控审协同的新程序样态。该模式既具有域外认罪案件“检察官司法”的动力机制，又植根于我国刑事司法现实场域，更加契合职权传统和线性诉讼结构，更能确保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也能避免审辩协商可能产生的胁迫，但是，亦潜藏一定的诉讼风险。“起诉中心主义”模式既受审判中心的统摄，又是为了实现非认罪案件的审判中心。当务之急，应认真对待“起诉中心主义”模式，通过相关制度建设谨防检察官权力滥用、有效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化解其对刑事正当法律程序的消解等，避免“起诉中心主义”的失范化。     

控、辩平衡对律师辩护制度的要求

控、辩平衡是保证法官“兼听”、实现诉讼公正的重要机制。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辩方权利的限制是控、辩失衡的现实原因。从立法入手限制控方的权利,保障并扩张辩方的权利以矫正现有的律师辩护制度,是诉讼程序正当性以及被告人人权保障的要求。具体说,就是要赋予辩护律师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强化申请取证权、扩大阅卷范围等权利,并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强制辩护制度。     

异化劳动：“内卷化”现象的本质及其纾解

深入考察“内卷化”现象的本质、成因,为进一步实现劳动解放,向着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自觉劳动迈进提供了现实依据。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内卷化”成为异化劳动的起点;拜物教观念扩大了“内卷化”的异化性质;资本主义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无法摆脱“内卷化”的异化劳动本质,而社会主义具有扬弃“内卷化”异化劳动本质的社会基础,进而实现劳动的解放。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实现科学劳动和有序竞争,必须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还原拜物教的本质,超越物化追求,树立个人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念;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同一性,重视社会关系的构建与自然环境的保护,实现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共同进步。     

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平台内容生产的内卷化

网络平台内容生产内卷化作为数字资本主义内生性危机的典型症候,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得以产生的根由在于“唯数字论”的资本逻辑。但作为过程而非结果的网络平台内容生产内卷化,向纵深处发展则有赖于资本逻辑下“数字拜物教”的兴起,其与“数字拜物教”相伴相生共同扩张。而网络平台内容生产内卷化最直接的后果是“量”和“质”的全面颠倒,以及更加隐秘、更深程度的数字剥削。未来要想克服网络平台内容生产的无限内卷,就必须从“工具理性”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审美层面对内容创作者主体身份进行呼唤与重构,使个体和大众的自主性与审美实践变成一个深思熟虑的规划,从而打破网络平台内容生产的内卷化局面。     

供销社“去内卷化”路径探析——浙江“三位一体”改革之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革,供销社日益偏离组建初衷,呈现出组织旨趣盈利化、业务非农化、产权“悬浮化”、治理非民主化等“内卷化”特征,虽经多次改革但收效甚微。浙江以习近平提出的综合合作思想为指南,将“三位一体”农合联建设与供销社综合改革紧密结合,依托农合联的非盈利组织宗旨、开放组织边界、多元治理结构、创新生态系统属性等特征,通过“增量改革”推进供销社“存量改革”,为供销社“去内卷化”开辟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浙江路径。     

乡村教师“内卷化”困境研究

从经济学角度上来看,内卷化是一种投资收益不对等的情况,投入资源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这种内卷化困境在教育行业也同样存在。在乡村地区,由于教育资金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等匮乏,在教育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前提条件下,乡村教师往往长期从事相同的教育工作模式,缺乏教育创新以及教学变革,企图降低现有教育教学的风险,维持短期教育的利益。这种教育内卷化的困境同时也让乡村教师陷入了自我懈怠、自我消耗的局面。相对于城市地区,欠发达的乡村地区教师的内卷化现象更为明显,受到行业内卷、地域内卷以及个人内卷等多重影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在乡村教师"内卷化"表现的基础上,挖掘这一困境存在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内卷化”理论研究综述

内卷化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康德、戈登威泽到格尔茨,是内卷化理论从滥觞走向系统的生长期。此时,内卷化理论主要用于研究农业生产。第二阶段,从杜赞奇到黄宗智,是内卷化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此时期,其主要理论视点已从农业生产走向政治领域。第三阶段,是内卷化理论应用领域迅速拓展期。其显著特点是,内卷化理论被众多学者应用于历史、社会制度、腐败、市场经济、社会福利等诸多社会生活领域。因此,内卷化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它将在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地诠释与被诠释,并得到丰富与发展,成为社会学审视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     

死刑复核程序之再审视——以审判程序为视角

我国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一些法律规定违背了诉讼原理,使死刑复核这一审判程序蒙上了行政化色彩.死刑案件关乎公民的生命,在立法不能废除死刑的现实下,应从程序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应以审判程序为基点,遵从审判原理,对其进行诉讼化改造.改造的重点是按照诉讼“等腰三角形”模式吸收控辩两方参与程序,保障辩方的辩护权,并对审判组织、期限等问题予以明确.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

在国家主导的变革过程中,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居委会的组织变革实际上走向了"内卷化".居委会组织变革的内卷化指的是,虽然新的组织形式要素(例如社区代表大会、居委会委员的直选等)已经产生,但居委会组织变革真正要指向的组织性质和实际运作机制却没有根本改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原有的居委会组织性质还得到了加强.论文分析了居委会组织变革内卷化的表现,指出居委会组织变革内卷化除了受制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和宏观的国家诉求以外,还包括组织本身的资源约束、组织成员的理性约束、来自于外界的权力约束等原因.同时,论文认为,在内卷化的组织变革之后,居委会也可能获得一些名正言顺的借口来对抗基层政权对于居委会自治性的进一步侵蚀,从而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社区中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对比.     

云南少数民族群体"内卷化"与现代多样性演进——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制度变迁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各个少数民族群体在历史上相对独立、完整地发展,由于低水平社会分工与市场交易、宗族性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宗教信仰的相互影响、制约,形成了一种“内卷化”的倾向和发展模式。进入近现代社会后,伴随着新的社会分工和组织结构的出现,以及外在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原有的社会治理机制和制度规则体系将逐步摆脱“内卷化”的束缚,与新的社会市场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相互影响、博弈、演进,向多样化的方向变迁。     

论当下中国网络文学的“内卷”现象

当下中国网络文学创作发展如火如荼，网络文学市值和文本数量高速增长，但文本质量却始终停滞不前。因此从“内卷”视角切入网络文学的生成与传播，可以更好把握网络小说的生成流变与内质更迭。随着网络文学商业化的日趋“成熟”,网络文学的多样性逐渐消失，从而转为创作模式内卷化，创作类型内卷化，人物形象内卷化。而网络文学创作内卷化不仅体现出当下商业化网络小说生成机制不合理以及网络写手的生存焦虑，同时也展现出资本、大数据、社交软件对网络环境中读者的审美重塑以及鲜明的时代表征。     

惯性因素在乡村治理内卷化中的消极作用与积极解题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逻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似乎演进为新的序格,经济理性在消解村民“公序良俗”的同时,治理主体依旧存有对行政权力等制度惯性的路径依赖;对“村规民约”等心理惯性的天然留恋。市场力量在与制度惯性及文化惯性相互嵌套的过程中,衰减其边际效益,使乡村治理效果出现“内卷化”。而互联网+为解题乡村治理内卷化提供了新的可能。互联网+,在时间上使乡村治理实现“前置”;打破空间区隔,在方式上实现“虚置”;更加注重参与与回应,在效果上实现“实置”。     

“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生态扶贫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对于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既有的生态扶贫进程中,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生态扶贫政策精准性和系统性存在不足、生态扶贫政策减贫成果巩固困难、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欠缺等困境,这成了“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其可能导致返贫、生态系统破坏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生态扶贫“内卷化”风险,并将造成不利于治理能力提升和降低贫困群体获得感等危害。对此,需要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用保障型、激励型和培育型政策工具,优化“后扶贫时代”的生态型贫困治理,进而消除“内卷化”风险。     

社会学的“内卷化”理论与城市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阶层主要由城乡利益二元分割制度造成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以及地方与部门利益保护主义等则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农民工体制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制度惯性,从而导致农民工体制的内卷化与农民工阶层流动的内卷化.消除农民工问题的内卷化机制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变革.     

失地农民社会融入路径异化与内卷化研究

从理论推演看,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并不会遵循经典理论构想或学者们预设的“迁移—适应—融入”线性轨迹演绎,而是会出现路径异化和内卷化。从实证检验看,基于1935个样本数据的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相对安置搬迁时间为“7年及以上”样本,“1年及以下”到“6～7年”样本更容易融入社会,但融入优势具有逐渐变大再逐渐变小的演变特征。这说明失地农民社会融入会沿着“缓冲适应—快速融入—融入转折（路径异化）—融入内卷化”轨迹运行。为此,应加强搬迁前的思想教育、搬迁后的技能培训与就业支持并强化融入中的心理疏导和建立社区支持系统。     

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有效辩护的实现路径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一项具有“天然缺陷”的制度,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作为其程序运行的支撑,以弥补其程序正当性。我国刑事缺席审判中律师有效辩护存在会见权缺失、调查取证权阻却等问题,辩护律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对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保障、制定辩护律师的准入标准,利于推进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有效辩护。     

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的制度解构与运行保障

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诉讼程序,在追究贪污腐败犯罪大环境下得以确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从应然意义上既包括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也包括公诉人缺席审判程序,现有立法对前者作出了规定。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涉及案件关系、被告人辩护权行使、救济程序设置等问题。现有立法在形式上看似对被告人诉讼权利具有不利影响,带来了诉讼风险,但深入研究可知缺席审判并未对被告人权利造成影响,具有确立的必要性。我国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要明确缺席审判程序,从缺席审判的送达程序、执行方式和预防冤假错案等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完善。     

渐进式民主背景下我国民主发展的“内卷化”及其突破研究

渐进式民主是当代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优化选择,但发展到目前也面临着内卷化的困境。民主发展内卷化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渐进式民主的"空洞化"。要走出民主"内卷化",需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提出清晰的"渐进式民主"的具体推进规划。为此,确立"基础工程—上层建筑工程"的"阶段性民主"推进规划是较为稳妥的对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