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文献的类型与文体变迁——以《论语》类文献为考察中心

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方向之演进。这种归纳整体上指出先秦诸子文体的发展历程,然而新材料为先秦诸子文体的具体演进带来新的认识。《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及其行为,但孔子的言论、行为还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可视为《论语》类文献。《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其中记行文本的分量少,记言则占据主要地位,其记言文本又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但除事语体外很少长篇大论。《论语》类文献一方面继承《论语》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这些形态,但又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语录体向长篇大论演进;二是语录体向专论体演进。《论语》类文献表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是复杂的,其演进路径也是多元的,所谓三阶段说的直线式演进思路显然遮蔽了诸子文体多元演进路径的真实图景。     

诗题与诗体的互补性及其在唐代五绝韵体英译中的体现--以五位译者对《渡汉江》的英译为例

在唐代进入了鼎盛期的近体诗,即格律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其题目,即“诗题”,与其主体部分,即“诗体”,有着意义上的互补关系或互补性。对于唐代的五言绝句,即“五绝”,情况尤其如此。诗题与诗体的这种互补性在古诗英译中要充分体现出来,否则,古诗的英译版本只能令译语读者费解。以五位译者对《渡汉江》的英译为例,着重分析较短的诗题与诗体的互补性在古诗英译中的具体体现。     

法律现代性中的决断论与规范论--以卡尔?施米特对法律现代性的批判为例

现代性描述的是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的差异,这一差异体现为现代生活的世俗化和理性化。在法律生活领域,世俗化会导致法律体系的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理性化会导致法律生活的规范主义和实证主义。现代性对法律生活的影响呈现为正负两方面,一方面保卫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自主生活,另一方面则导致价值上的诸神之争和精神生活的贫乏。卡尔?施米特针对世俗化重提政治神学以强调有德性的自由主义,针对理性化重提法律的决断论思维以应对理性无法预知的生活危机。以此,借助施米特的遗产为人们反思法律现代性的和自由主义民主制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它可以完善人们对现代性的法律和民主制度的片面认识。     

论协同理论与建构主义的契合--以洋思、杜郎口模式在教学中的应用为背景

分析洋思、杜郎口教学模式,认为其吻合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并且从宏观的把握上,也具有将协同理论应用于教学方法的创新意义。指出协同理论对教学整体系统宏观环境的把握和建构主义对于学习主体微观内部的指导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对于全方位提升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转变旧的教学模式提供了理论指导。     

论热点案件在司法公信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司法公信力的“储蓄”与“损耗”为视角

文章从司法公信力的“储蓄”与“损耗”视角出发，探讨近年来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热点案件对于我国司法公信力建设的影响。通过以美国为例探讨司法公信状况与热点案件之间的关系，分析和探究完善我国司法公信力状况的路径。文章认为，以“储蓄”的思路重建司法公信力，能够推动整个司法体系和法官群体更加注重个案，尤其是关注热点案件裁判的社会效果，通过实现个案公正推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