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视域里的鲁迅进化论思想研究

鲁迅家庭伦理思想产生的主要思想理论基础是进化论、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就进化论思想来说,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可以说直接来源于严复的影响,但是通过在日留学其间对于进化论思想的相关文献的直接研究以及章太炎＂俱分进化＂思想对其的影响,促使其形成了以重青年、重精神、重现在为特色的进化论思想,由此使得鲁迅主张父母要解放了孩子,改变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     

在生命哲学的论域中对鲁迅思想的全新定位--王乾坤对鲁迅的认知

王乾坤的鲁迅研究是近年来鲁迅研究中最应值得关注的.他认为,"中间物"构成了鲁迅全部思想的轴心概念.他将这一概念置于古今中外的思想背景,将鲁迅生命哲学的内涵逐层展开,获得了独有的解说.并在这种解说中构成了鲁迅的一种整体性识别中间物-自由自律-有勇气承担和反抗绝望.     

“一切都是中间物”：鲁迅对宇宙与人生的终极追问

"一切都是中间物",这是鲁迅对宇宙与人生的根本观点。作为一种崭新世界观的"一切都是中间物"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在"链子"与"中间物"的关系上,突出"中间物"的本体地位和独立价值;从"一切都是中间物"出发,承认"偏至",拒绝"普遍、永久、完全";在"过去———现在———将来"三环中突显"现在",在"天国———地上———地狱"三世中执着"地上",在有限的"中间物"中追求终极;"走",是超越"进化"与"轮回"的唯一途径。     

“末人”时代忆“超人”--“鲁迅与尼采”六题议

文章关注的主题是鲁迅如何接触、介绍、翻译、理解尼采,以及在此过程中尼采如何影响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从材料细节上梳理了留日时期的鲁迅对尼采的接触、中国学界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研究状况、尼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尼采对鲁迅的影响等问题。此外还比较了尼采与鲁迅的相似与不同。     

鲁迅在日本期间对尼采的接受及其思想变化

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对尼采思想的接受,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特点是在他的思想结构中又掺合着较浓厚的现代主义思想元素,形成了一种拨正进化论思想的内在动力.进化论和现代主义的两种思想元素的交织,使鲁迅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既使他的思想充满悖论,形成一种张力,也使他获得一种思想创新能力.尼采的"权力意志"、"惟大士天才",以及有关卓越个人、独特个体的学说,都对鲁迅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文化意识与译者中间物本质——也论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

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不仅仅是其翻译原则,更是其文化意识的一个表现.具体而言,是其文化自省意识的产物,及其拿来主义文化策略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对译者中间物本质的理解源于他的中间物意识,深刻地揭示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价值.     

论鲁迅接受尼采过程中“精神的”特征

20世纪初叶是尼采思想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鲁迅、梁启超、王国维是当时介绍尼采思想的主要人物,他们了解尼采的渠道主要来自日本。如同日本当时对尼采有不同的理解一样,鲁、梁、王对尼采的态度也具有不同的特点。鲁迅在接受尼采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精神的”特征。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在把鲁迅与他人比较中能够看到其独特性外还在于:鲁迅特别重视尼采思想中主观的、精神的内容;在鲁迅那里,“精神”和“个人”一样构成了“物质”、“多数”的对立物;鲁迅的“个人”和“精神”是表与里的关系;鲁迅期待精神界之战士出现,用“精神”破“和平”、“萧条”,建立“人道”、“人国”。     

达尔文还是尼采?——论“五四”前后鲁迅“生存”观念的变化与原理

在鲁迅"五四"前后的诸多论述中,"生存"是最为核心的概念。鲁迅对"生存"的重视和使用辐射到了诸多议题,他既用之改革家庭,又以之作为反传统、革新思想的依据。虽然鲁迅在进化的语义中使用"生存",但他把生物进化论与意志论融合起来,显示出他并不是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意义上使用"生存"。是鲁迅误解了进化论吗?鲁迅频繁引用尼采阐释进化,通过梳理科学史可以发现,尼采与进化论存在着复杂的历史关系。鲁迅正是接续了德国学者对生物进化论的讨论,这改变了他论述"生存"的方式,为其界定"生存"概念提供了新的原理依据。     

古典进化论与“地域组织标志说”的终结

作为摩尔根古代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组织标志说对19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学、历史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大量人类学材料和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涌现对地域组织标志说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提出严峻挑战,使得这一学说在事实上已经处于终结状态。从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角度看,地域组织标志说之所以未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与古典进化论的文化平行说单线进化说以及简单化的比较研究法直接相关。有些中国学者之所以不愿意接受地域组织标志说已经终结的事实,是因为他们过高估计了进化论在解释人类历史方面的价值,并且未能在古典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做出必要的区分。     

论“中间代”的“中间”位置——基于诗人个案的分析

在当下众声喧哗的语境里,"中间代"诗人正历史性地处于一种"中间"位置或写作状态。对这一"中间"位置的指认,一方面有助于关注那些被遮蔽、被忽视,然而极具特色和潜力的诗人;另一方面能够去除机械的"归类"等简单化做法带来的弊端,认识到诗人写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此外,"中间"位置还预示着某种生长性,呼唤着诗歌的转型和走向潜深。     

浅谈鲁迅的“直译”与“硬译”

翻译家鲁迅以笔代戈,穷其半生从事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坚持“宁信而不顺”的“直译”与“硬译”,批判削鼻剜眼,强调翻译要有“异国情调”.针对“直译”与“硬译”的异议,从翻译之区分题材、预期读者及翻译目的三个方面为之辩护.作为时代翻译家的救亡图存的最强音,鲁迅坚持“直译”与“硬译”,以达“益智移情”之效,是“窃”外国之火,照明中国的黑夜,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黄宗羲与陈确论争之新探——从“物”之思想谈起

黄宗羲与陈确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受其对"物"之理解的影响。这又牵涉到他们对万物一体学说中的未发状态和已发状态的理解。在黄宗羲这里,已发状态中包括本然之物和非本然之物,为了达到至善,就要用未发状态来矫正已发状态,黄宗羲的结论是"存天理,去人欲";而陈确拒绝"未发"状态的存在,将所有"物"都置于已发状态中,而这也表现为"人欲"。由于没有本然和非本然之区分,他的"物"或"欲"就都是合理的。他按照万物一体的逻辑得出结论:天理就是人欲。而黄宗羲最后对陈确思想的宽容,是因为他觉察到了万物一体学说的矛盾性。     

略论鲁迅对民主的理解——以鲁迅的“任个人”思想为中心

鲁迅关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评论曾被一些读者认为是缺乏民主观念的表现,清末民初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中有一个核心问题：保护个人权益一直没有受到当权者重视。鲁迅正是针对这个问题有感而发,他认为：不能保护个人权益的所谓民主最终会走向多数暴政,只有在＂任个人＂的基础上发展民主,才能在最佳程度上发挥每个人的才能,民族振兴才有希望。     

“爱”与“自由”:鲁迅生命的底色——鲁迅早年生活透视之一

对鲁迅的早年生活进行新的阐释,论述早年鲁迅所体味的人间之“爱”,所展露的“自由”天性以及这一天性所得到的最初应和与强化,提示人们关注这两种最初的人生感受、生命意欲在鲁迅整个生命世界中的深层奠基作用。     

“情感折射”与“感物兴怀”:中西方表现理论之同异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形象地把文学比喻为"镜与灯",作家就是不断在镜里模仿、在灯中表现的创造者;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则崇尚情感的自然表达与表现,以期实现"物我合一"。中西两种诗学均侧重情感的自然流露,同时也各有其特点。     

“民族魂”与“球形天才”——从思维方式看“五四”时期的鲁迅与郭沫若

进化论与泛神论对鲁迅、郭沫若而言不仅是作为理论学说而更是作为思维方式从而在“五四”文坛发挥巨大作用的，它们使鲁迅、郭沫若的思维矢量分别指向未来和远古。由此也便产生了“五四”“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两大分野。作为人类种族性记忆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的原始思维方式，在鲁迅那里凝成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代表——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郭沫若那里则化为其前期新诗的艺术构思，创作出“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伟大诗篇——《女神》。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文学革命最根本的内因。鲁迅、郭沫若研究的最终出路不是局限于学术圈子内的花样翻新，而在于开放——在民族巨人的定位下进行认识和评价。     

鲁迅的书籍装帧与“民族性”体现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中国现代书籍的装帧设计方面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不仅对中国传统的书籍装帧艺术深有研究,还大力引进了西方好的书籍装帧形式。在引进西方优秀文化艺术的同时,他注意到了一个关乎民族文化根本性的问题——＂民族性＂,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正是他勇于引进西方文化而又能够保持传统文化中＂民族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