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接受尼采过程中“精神的”特征

20世纪初叶是尼采思想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鲁迅、梁启超、王国维是当时介绍尼采思想的主要人物,他们了解尼采的渠道主要来自日本。如同日本当时对尼采有不同的理解一样,鲁、梁、王对尼采的态度也具有不同的特点。鲁迅在接受尼采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精神的”特征。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在把鲁迅与他人比较中能够看到其独特性外还在于:鲁迅特别重视尼采思想中主观的、精神的内容;在鲁迅那里,“精神”和“个人”一样构成了“物质”、“多数”的对立物;鲁迅的“个人”和“精神”是表与里的关系;鲁迅期待精神界之战士出现,用“精神”破“和平”、“萧条”,建立“人道”、“人国”。     

“爱”与“自由”:鲁迅生命的底色——鲁迅早年生活透视之一

对鲁迅的早年生活进行新的阐释,论述早年鲁迅所体味的人间之“爱”,所展露的“自由”天性以及这一天性所得到的最初应和与强化,提示人们关注这两种最初的人生感受、生命意欲在鲁迅整个生命世界中的深层奠基作用。     

“一切都是中间物”：鲁迅对宇宙与人生的终极追问

"一切都是中间物",这是鲁迅对宇宙与人生的根本观点。作为一种崭新世界观的"一切都是中间物"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在"链子"与"中间物"的关系上,突出"中间物"的本体地位和独立价值;从"一切都是中间物"出发,承认"偏至",拒绝"普遍、永久、完全";在"过去———现在———将来"三环中突显"现在",在"天国———地上———地狱"三世中执着"地上",在有限的"中间物"中追求终极;"走",是超越"进化"与"轮回"的唯一途径。     

论“中间代”长诗写作的创造空间

在“中间代”诗人的创作中,长诗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从中不仅可以发现“中间代”诗人个性写作的魅力,而且可以发现当代长诗写作开阔的创造空间。这是”中间代”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中间代”长诗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创作是突破艺术成规和彰显诗人创造个性的诗歌写作,是对当代长诗写作的整体性提升。     

“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阐释--文化哲学的视角

物与物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概念。与西方哲学对“物”的认识论阐释理路不同,中国哲学思想对“物”的诠释则主要立足于生存论视域。“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问题的实质不是“物”或“物质”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即文化哲学问题。无论我们对“财富”“利益”等“物”观念乃至“物质文化”作何不屑状,“利益差序格局”事实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的主要特征,必须正视之、研究之。     

扣“意”绘“物”理“线”练“辞”

托物寓意类散文，借写某种“物”．通过展现其的精神内涵来表达作者的态度情感．这就把事理爱憎“物化”．把抽象道理形象、生动化，因而易于让人理解，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与教益，但这类散文必须紧扣所托之”物”与作者”意”之间的联系，以一条明晰的线索和精炼含蓄的语言把文字组织起来。     

“末人”时代忆“超人”--“鲁迅与尼采”六题议

文章关注的主题是鲁迅如何接触、介绍、翻译、理解尼采,以及在此过程中尼采如何影响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从材料细节上梳理了留日时期的鲁迅对尼采的接触、中国学界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研究状况、尼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尼采对鲁迅的影响等问题。此外还比较了尼采与鲁迅的相似与不同。     

鲁迅的“五四”观和“五四”叙事

在鲁迅的认识中,“五四”是一极为宽泛的范畴,有时是指“五四”运动,但更多时候是指“新文化运动”。鲁迅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是先抑后扬,而对“新文化运动”则是肯定之时亦有反思。他的“五四”叙事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中心,整体性观照视角下的“反思”式书写。对知识分子与传统同一性存在的表现及超越意向的寄寓等,让其生命体验蕴蓄着新的淬炼和升华的可能。     

论实践就是“自在之物”

从认识与对象的关系角度看,实践就是“自在之物”。实践与“自在之物”都是认识的来源,都与认识既存在重大区别而又不可分离,都是自在的、自由的,都可以表现为道德实践活动。但仔细分析实践与“自在之物”又确实存在重大差异：“自在之物”与现象原则上是不同的,但实践与认识却是统一的;“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实践却是可知的。面对同一对象认识活动却产生了迥异的认识成果,其原因在于：是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还是以辩证思维方式看待这一对象。在实践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从认识论角度以否定性的辩证思维方式扬弃了康德“自在之物”思想,开显出了“自在之物”的生活实践本色。     

晚年恩格斯的“中间因素”理论解读

恩格斯在晚年提出的著名的“中间因素”理论 ,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 ,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其后 ,普列汉诺夫对恩格斯提出的“中间因素”的构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研究 ,又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的“中间因素”理论。     

“三维哲学”映射下的“物”与“情”——论王兆胜的散文创作

在散文创作中,王兆胜文评互证,以老庄之道为基础,构建了天、地、人为一体的三维哲学世界,以此深思人的自洽及人与自然万物的辩证关系。其中,“物”与“情”是不可忽视的关键词。在“物”的书写中,蕴含着王兆胜对悠闲人生的追求和逍遥境界的渴望;在“情”的表达中,体现了王兆胜对“人间大爱”的肯定与坚持。而在由“物”及“情”的书写路径中,王兆胜的散文以平淡自然的风格、优雅闲逸的文化修养实现了“心散”的境界,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散文的书写维度。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浅谈鲁迅的“直译”与“硬译”

翻译家鲁迅以笔代戈,穷其半生从事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坚持“宁信而不顺”的“直译”与“硬译”,批判削鼻剜眼,强调翻译要有“异国情调”.针对“直译”与“硬译”的异议,从翻译之区分题材、预期读者及翻译目的三个方面为之辩护.作为时代翻译家的救亡图存的最强音,鲁迅坚持“直译”与“硬译”,以达“益智移情”之效,是“窃”外国之火,照明中国的黑夜,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论“中间代”的“中间”位置——基于诗人个案的分析

在当下众声喧哗的语境里,"中间代"诗人正历史性地处于一种"中间"位置或写作状态。对这一"中间"位置的指认,一方面有助于关注那些被遮蔽、被忽视,然而极具特色和潜力的诗人;另一方面能够去除机械的"归类"等简单化做法带来的弊端,认识到诗人写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此外,"中间"位置还预示着某种生长性,呼唤着诗歌的转型和走向潜深。     

荒原与旺火——鲁迅、沙汀批判“看客”所持价值立场之分析与比较

该文以鲁迅和沙汀笔下“看客”的生态景观为基点 ,探讨两位作家在“看客”问题上所表现的不同价值立场。鲁迅面对“看客”的“荒原”景观延展他一贯的“绝望战斗” ,悲观而执着地在形而上层面把守“意义”的关口。沙汀则凭着他对生活的那份“信赖”热情而小心地拯救“看客”身上余留的“情感”火种。鲁迅的“荒原”意识是他的理想主义、悲观主义和清醒的现实主义交合的一枚果实 ,沙汀的“旺火”信念则是他乐观的生活态度和立场的具体表现     

1976-2000:鲁迅“向左转”问题的当代回应

“新时期”开始前后,鲁迅思想“转变”问题一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随着对“改造国民性”等命题的重新评价或发掘,以及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日益重视,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讨论渐入冷寂。倒是以鲁迅“向左转”为潜在前提而对鲁迅思想价值评估的趋势,在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两个层面逐渐兴盛起来。在“祛左翼化”社会潜在思潮中,“褒胡贬鲁”和“守鲁贬胡(或不贬胡)”观点尖锐对立;与此同时,鲁迅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关联也被收入视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左翼”价值的重新发现,也使对鲁迅遗产的评价处于更为复杂的格局中。     

论“文研班”的鲁迅研究

1959—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三届“文学研究班”(简称“文研班”)。“文研班”学员毕业后从事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美学、现代文学等专业的研究。鲁迅及其作品是他们的研究内容之一。他们在现实主义、典型、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对鲁迅作品、鲁迅美学思想、鲁迅史料、鲁迅与中外美术等方面进行研究。“文研班”学员研究鲁迅,受该班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的影响,与学员个人的兴趣、工作经历、研究方向有关,并与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相契合。他们的鲁迅研究能够促进“文研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生产,发展“文研班”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以及深化学界的鲁迅研究。     

论鲁迅的“立人”思想与“彷徨”

在鲁迅思想演进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次彷徨，尤其是第二次彷徨，究其原因，一些研究者总是归咎于进化论、尼采哲学、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等外部因素，笔者以为鲁迅的“彷徨”应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和鲁迅的作品中，以及从鲁迅思想演进的历程上来观察他的一生，这样，我们将会发现鲁迅彷徨的原因，无不与他的“立人”思想有关，即首先实现“立人”；继而再依靠这些被立之人去实现“立国”的理想蓝图     

谁的“现代”，何种“现代”？——从鲁迅早期文言文看其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整体构想与现实意义

鲁迅的意义不在于为提供了什么高明的现代化理论，而在于确立了一种近代中国最缺乏的“批判性质询”的态度。从这种现代性态度出发，鲁迅建构了自己关于现代化问题思考的完整构想：以“审己”为原则，以“比较”为方法，以“自觉”为“本根”，以“精神”为“根本”。鲁迅的构想是出于文化整体的观照，他同样重视精神之外的政治、经济问题。     

沉潜中的灵魂——论“中间代”诗歌的艺术向度

1990年代以降,由于“中间代”诗人和研究者共同的努力,“中间代”诗歌也逐步走出历史的遮蔽,以丰富多样的文本世界吸引住诗坛的目光。他们秉承诗歌艺术的多元化旨向,拓宽了“及物”写作的表现空间,以口语语感的平滑流动,描摹日常生活的意趣,并汲取各种文体的优长,打造圆润、纯熟的诗艺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