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涉林契约文书初探

徽州文书是研究徽州社会历史重要的、直接的文献。徽州地区多山少田,自古以来林业资源丰富。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林业生产和林业贸易等活动更加活跃,这些林事活动在明清时期徽州的契约文书中都有所反映。对明清时期徽州契约文书做简单分类,对涉及到林业的部分代表性契约文书进行初步分析,借此对从文献角度研究我国林业史以及林业区域史提供一点启发。     

明清时期徽州的会社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会社组织十分发达,会社是适应当时徽州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民间社团组织。本文从徽州会社的含义和类型、徽州会社的功能与作用以及徽州会社的特点等三个方面,分别对明清时期徽州会社组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明清徽州案卷文书的种类与学术价值

明清徽州案卷文书主要包括官府存档卷宗和民间流传案卷两大种类。案卷文书的存式多样,所含文书的种类和相关信息十分丰富,是明清两朝法制史以及社会史、经济史等研究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徽州文书与清水江文书保护模式比较研究

随着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越来越多的文书受到各级政府部门、学术界的重视。如何有效保护、高效利用文书成为一大问题。同时,传统的文书征集方法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问题,因此,探索建立有别于其他文书保护模式的清水江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徽州妇女对徽州商业的贡献

明清徽州地狭人稠,生存危机,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下,大批男子出外经商寻求生计,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徽商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徽州妇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起始阶段,她们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鼓励家人经商致富,并捐献妆奁,变卖田产,设法筹措扩充经商资本。在男性出外经商期间,徽州妇女辛苦持家,守身如玉,为其提供可靠的后方保障。她们还辛苦纺纱织布,采茶制茶,为徽商提供销往各地的日用商品。在特殊情况下,她们甚至走进市场,亲自经营,以维护家族商业的持续繁荣。明清徽州妇女对商业活动的广泛参与,在促成徽州商业总体辉煌的同时,也为女性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空间。     

明清徽州村落教化的形式及特点

明清时期徽州村落教化的形式多样,如祠堂、族谱、学校、乡约等。它也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色：村落教化走向生活化和规范化,经商与入仕并行不悖,注重对童蒙的教化,徽商成为地方教化的推动者。这些对徽州村落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徽州文书与明清以来的中国史研究

近数十年来,中国各地都陆续发现了不少民间文献,其中,徽州文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较之其他区域的民间文献,徽州文书所独具的优势在于——具有相当规模的同类文书前后接续、自成体系,而且,各类文书又可彼此补充、相互印证。大批徽州文书的发现,使得历史学者可以立足于徽州区域研究提供的丰富内涵,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更好地解释中国的大历史。即将出版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三十册,所收文献多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民间收藏家经精心挑选所获的稀见史料,对于商业史、历史地理、社会史、法制史等方面的研究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即简要概述相关文书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所在,希望进一步推动徽州文书与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的进展。     

明清徽州的职业教育

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之所以能呈现出一片全面繁荣的景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成功的职业教育。徽州人的职业思想教育表现为:破除重农抑商的陈腐观念,树立四民平等的意识,努力塑造子弟重义轻利、勤俭治生的职业道德和精神。徽州人还通过著书的方式将经商经验留给他人,通过合作与雇佣等关系对同族子弟给予帮教,还用家训、家规等手段在两代人之间完成生产管理经验的传承。     

明清徽州林木盗砍事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考察

现有关于徽州林木的研究大多注意到徽州山林经营、林木保护及地方社会应对等问题,但难见对明清徽州林木盗砍现象及原因的系统考察,对文书资料利用也很少。系统梳理了契约文书资料后,揭示了徽州文书对林木盗砍现象及原因研究的独特价值。资料显示,在明清徽州的农村社会,林木盗砍对农家经济、生态环境有深远影响,其原因值得深思。明清徽州林木盗砍既有人口激增的背景,也与人口流动趋于频繁有关,并且,在明清时期徽州逐利民俗的大背景下,徽州人的贪图小利以及棍徒横行等因素也加重了徽州林木盗砍现象。这些问题在以往研究中并未得到关注。     

明清徽州经济活动中的乡例举隅

明清时期,徽州乡村社会在土地交易、动产或不动产的借贷与典当,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经济活动中,逐步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乡例.它们产生、发展并实行于民间,是民间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一种规则,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变通性和模糊性.尽管其中有诸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之处,且地区性差异明显,但它们的存在对维护乡村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徽州乡镇志中所见明清民间救荒措施

明清时期,徽州一直粮食奇缺,但它有较完备的救助系统。明初,徽州主要由官府实施备荒和救荒措施,但明中叶以后官方的备荒和救荒系统趋于式微,而民间的社会救助系统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民间备荒行为在平时以建设义田和社仓、义仓为主,而救荒措施除了散粮赈济,还包括施药、施棺等措施。明清徽州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民间社会救助,一方面是由于官府的奖劝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宗族的有效组织。     

明清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研究

基于相关文集、游记、方志等文献资料,对明清时期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活动的类型和行为特征进行研究。结论显示,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旅游风气逐渐盛行的时代背景。文人士大夫是徽州旅游者群体的重要组成。文人士大夫的出游目的各异,主要有官宦宦游、文人漫游、探亲扫墓、礼圣朝山等类型。交游逸乐、逃离官场、探险涉幽、亲近故园等旅游心理,造就文人士大夫群体较为复杂的旅游心态和行为特征。文人士大夫的旅游活动对当地社会文化也影响广泛,这些旅游行为体现了与徽州社会的互动关系。     

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宗教信仰

明清徽州社会对佛教和道教是比较排斥的,但佛教教义对妇女却特别有吸引力。明清徽州大量的节烈妇女,过着一种极为幽闭的生活,必然要寻求一种精神的寄托。她们信仰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其形式以在家吃斋、诵经、奉佛为多,也有入寺烧香及出家为尼的。她们信仰宗教的动机包括消弭痛苦、抵抗逼嫁、祈福禳灾及寄托来世等。她们正是通过对宗教的信仰来抚慰失去亲人的创伤,祈求未来的平安,从而达到自我心灵的安慰。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时期的徽州易学

明清时期的徽州易学,源于徽州地方性教育的繁荣、学人传习易学活动的自觉与家族易学氛围的熏染,是在维护程朱理学、阐扬阳明心学、回归元典、重申图学等学术生态中培育出来的奇葩。作为明清时期徽州学术的风向标,徽州易学研究样貌的差异与每一次转向,虽然仍烙有理学或朴学的印记,但是已不完全囿于理学或朴学的反哺,而是融入了徽州学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学术生态下的一种积极思考,是徽州学人体悟人生与认识事物在易学上的折射。从地域性易学的本身而言,徽州易学有一个多途自我发展的过程;从易学的内容而言,徽州易学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而形成了徽州地区新的易学传统,堪称徽州学术除理学与朴学以外的又一个学术主轴。     

徽商的人文精神与明清徽州社会

徽商的人文精神蕴含着儒教精神、血缘伦理和重商心态等极为丰富的内涵。儒教精神强调社会责任,血缘伦理强调家族责任,重商心态主导舆论方向。徽商内蕴的人文精神又被外化为"儒行"、宗族组织和重商文化。这些对徽州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明清徽州礼学生态考述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村无稗俗,家存礼让”,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仅有乡邦先贤朱子《家礼》的在地化施行,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而且还有一大批徽州学者致力于经典礼书的考证与阐释,对于传统礼学的发展及乡规民约的转型与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明清礼学生态的考述,可以从中窥见地域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同时也彰显出时代学术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