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批判到制度治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理论集中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共产党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前提,围绕物质、精神和民生保障,展开了反贫困的制度探索历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带领人民围绕“精准扶贫”治理物质贫困;通过把教育扶贫、“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式,加强对精神贫困的治理;以全民性、公平性和差异性为原则,实施共享型民生保障制度。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已经做到系统化的制度治贫,完成了从制度批判到制度治理的跨越,全面推进了反贫困思想和实践的深化,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      

制度嵌入生活:农村贫困女性减贫的本土实践及反思——源于“扶贫车间”的案例考察

动员和组织农村贫困和留守女性参与到精准扶贫之中,能更好地提高减贫效率和减贫质量。既有研究对女性参与减贫的制度设计和生活空间关注度不够,对性别主体性的实践形式缺少细致分析。“扶贫车间”作为精准扶贫体系中的微观制度创新,从“自上而下的外部动员式嵌入,贴近女性生活的内部需求式嵌入,融合各方力量的集体协同式嵌入”三个层面,打通了女性“家庭—工作—社区”三种生活空间的区隔,重构了贫困女性的生计框架,促进了女性的自我和社会认同。女性减贫又促进了减贫目标的达成和社区治理结构的改善,贡献了“性别红利”,二者呈现出互嵌共促的态势。当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扶贫制度与贫困女性生活之间也存在一些张力,女性多元发展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的匹配度还不高,需要在农村发展的各项制度设计及执行中更好地尊重女性体验,关注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发展实践,有效提升二者的契合度。     

论农村贫困救助制度的整合

农村贫困救助制度是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需要的保障。目前我国农村的贫困救助制度是以多元化的形式存在的,如＂五保户＂供养制度、扶贫工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这些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来看,这种多元化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端,如救助资金不集中、救助对象重复等。因此,将多元化的贫困救助制度进行合理整合是其发展的大势所趋。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基础与理论诠释

2020年11月,中国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奇迹。巨大减贫成效在于构建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即党领导下摆脱贫困的坚强政治意愿与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大扶贫战略体制下系统优化的贫困治理格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助推农业经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同时,形成了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实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瞄准机制,退出机制和志智双扶机制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此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和传统贫困治理理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具有不忘初心、始终致力贫困治理,持续良性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推动贫困治理,政府开发式扶贫、“外部输血”和“内部造血”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协商成本和多方主体积极主动参与贫困治理的优势。新时期,总结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成效对相对贫困缓解以及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脱贫彰显的制度优势及世界意义

贫困是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党的领导制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通过建立系统完备的领导责任体系、资源投入体系、扶贫监督体系和政绩考评估体系,确保真扶贫和扶真贫;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识别体系、帮扶体系、政策体系、社会动员体系,集中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脱贫成就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扶贫方略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脱贫攻坚在全球贫困治理中彰显了中国担当。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精准扶贫的生成逻辑、内涵阐释与理论意义——基于习近平关于扶贫重要论述的研究

在解决贫困这一人类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千年难题过程中,精准扶贫方法论体系对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从社会制度条件和推进实施层面给出了极具时代性的拓新。从习近平关于扶贫的科学论述入手,基于其以人民为中心的扶贫战略的价值取向,理顺精准扶贫的生成逻辑及内涵阐释。明晰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不仅帮助我国建立了科学的贫困治理与促进发展的理论逻辑和运作模式,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而且还突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扶贫的制度优势,拓展了摆脱贫困的方法论要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压力型体制下政策对象的回应:边缘贫困户的贫困依赖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困依赖现象。通过江西省A县的多个案调研,基于压力型体制贫困治理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制度(政策)—个性—行为综合作用的分析框架。贫困边缘人群贫困依赖现象的发生逻辑主要有三,即贫困的刚性化让少数边缘贫困户产生有失公平的错误认知;扶贫政策高压下边缘贫困户怀抱侥幸心理想尽可能索取更多政策利益;边缘贫困户对基层组织的贫困依赖行径会基于依赖心理,政府的全员参与而越来越强烈。在脱贫攻坚的治理压力下,解决贫困依赖问题需要健全干部容错纠错制度,优化政策内容与过程,强调扶贫先扶智和加强发展型脱贫建设,打击"非法上访""闹事"等争贫行为,适当减少基层组织的扶贫考核压力,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式扶贫。     

精准扶贫与老年贫困消减

精准扶贫是针对以往粗放型扶贫方式提出的扶贫方略。 提高扶贫效率,实现社会公平是精准扶贫的核心要件。 老年贫困人口是贫困群体的主体,要低成本、高效率地消减老年贫困问题,要更多地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即更多地依靠制度性力量,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 只有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相契合的“ 普惠+特惠冶 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老年人口精准扶贫的政策初衷,从而提升社会的效率与公平。     

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 ——组织场域的视角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出的情形,组织场域为揭示其中的奥秘提供了有益视角。Y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在各自领域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对自身参与产业扶贫的行为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改变了产业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进而形成了组织行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隐形运行逻辑。循此逻辑,非正式权力与利益的勾连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组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     

权利公平视角下的城市贫富差距探析与对策

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城市贫富现象引人注目。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够消除贫富差距。一个和谐、包容和稳定的社会,必然以权利均等为基础,权利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防范贫富悬殊的重要基点。在我国,应在公共平台的基础上,对城市贫困群体给以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在金融、财税、就业和分配等方面,进行有助于消除贫富差距现象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     

关于宪法经济制度的概念

宪法学研究中经常忽略经济制度问题。宪法经济制度包括内在和外在宪法经济制度。外在宪法经济制度由产权制度、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三部分构成,应当与内在宪法经济制度相契合。     

企业制度的非普适性与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由于企业制度(安排)对于制度环境的"嵌入性",企业制度演进不仅遵循了效率追求的逻辑,而且还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因此,企业制度具有非普适性,中国特色企业制度的形成成为一种必然。     

晋商制度系统的开放性与制度配置

晋商制度系统的开放性与制度配置是一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一方面,晋商制度系统的开放性决定并影响其制度配置;另一方面,晋商一系列制度配置充分体现了制度系统的开放性。文章提出了晋商制度系统开放性的内涵,并从以上两个角度出发论述了晋商制度系统的开放性与其制度配置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

中国现代第三次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是在不触动农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农地使用制的创新。随着这次制度变迁优势的逐步释放 ,农业经济发展步伐开始放慢 ,农地产权制度的弊端再次凸现 ,这又为新一轮制度变迁创造了现实需求。本文认为 ,决定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是土地使用制而非所有制 ,但完善的土地所有制却是土地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当前农地产权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复归真正意义上的农地集体所有制 ,其次才是完善土地使用制     

制度·文学制度·文学评奖

从文学制度的角度，对文学评奖这一范畴做出了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论文提出，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制度的一个面向，它本身也是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产物。一方面“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评奖”与“文学”的关系必然会投射于文学评奖之上。同时，作为具有某种独特性的文学评奖的出现是与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特定因素紧密相联，而这些特定因素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文学评奖。在这两个方面的制约下相应地形成了文学评奖及评奖策略上的某种特点。     

论政治制度及其功能

政治制度是为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而限制、调节、疏导各阶级、集团或个人政治活动的规范体系。其社会功能是目标定向功能 ,促进价值生产的创制功能、维护价值生产的保障功能、促进合作的整合功能、社会价值的分配功能     

关于建立我国简易破产制度的思考

简易破产制度是西方国家破产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提高案件审理效率、降低破产成本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目前虽然还没有相关规定,但从公正和效率的原则出发,我国无疑亦应建立自己的简易破产制度。文章首先阐述了简易破产制度的含义及基本内容,分析了一些国家有关简易破产制度的规定,指出了建立我国简易破产制度的基本思路。     

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研究

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是解决国有企业存在问题的重要基础,明晰产权基础,优化产权结构,强化激励机制,硬化约束机制,实行政企分开,强化国有资产监管,进行企业文化创新,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必然.     

港澳发展差距的制度因素分析——制度效率比较及启示

澳门与香港的制度形式相似,实质则不同.在制度所涉及的产权制度、政府权威及法制状况等重要方面,澳门的制度效率及制度创新均同香港有着重大的差距,这也是导致两地经济差距悬殊的根本性原因.在产权制度方面,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优于澳门的"基本不干预"政策;香港的土地政府垄断不排斥经营上的自由竞争,而澳门的赌业垄断专营则窒息了该行业的竞争与活力.在政府及制度创新方面,香港明显优于澳门,香港是强势高效的政府,而澳门则是弱势低效的政府.在法制建设方面,香港是一个法制社会,法律有效地调控经济运行及社会发展,而澳门则是一个法制不健全、调控乏力的社会,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其制度实施的效率.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制度及其效率差异决定了港澳两地经济增长状况的不同.香港在制度创新及实施效率方面的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相反,澳门在制度创新及实施效率方面的劣优与不足阻碍了澳门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澳门的发展繁荣取决于回归后解决好制度创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