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务农人力资本禀赋对农地经营权抵押价值的溢价影响

在中国农地经营权抵押实践中,出于管控经营风险的考量,金融机构一般采用市场法而不是收益法评估被抵押农地经营权的价值,这种评估法往往忽视务农人力资本禀赋创造财富的价值作用,低估了农地经营权价值,从而潜在性诱致农户面临生产性融资约束。利用2022年中国西部4省原国务院、地方政府授权农地经营权抵押试点区1 539份实地调研数据,结合收益和市场两种评估法核算出的农地经营权抵押价值溢价差值,探究农户务农人力资本禀赋对农地经营权抵押价值的溢价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农户务农人力资本禀赋对农地经营权抵押价值溢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务农人力资本数量禀赋显著降低农地经营权抵押价值溢价影响概率和影响程度,而务农人力资本质量禀赋的影响则与之相反,经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务农人力资本禀赋对农地经营权抵押价值溢价的正向影响在户主为青年、中年与农地经营规模大的家庭中更明显。因此,应当建立务农人力资本禀赋评价制度、创新“抵押+务农人力资本禀赋”评估方法,在农地经营权抵押实践中量化、变现并最终认可农户务农人力资本禀赋创造的经济价值。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的农作物价值评估

针对农地抵押贷款中农作物价值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厘清市场法、成本法与收益法的理论来源、公式应用以及适用的农作物类型,利用果树抵押案例分析三种方法的实际使用,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农民获得贷款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中农作物价值评估对确定农地抵押贷款额度,完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博弈机制分析

当前我国农地细碎化现象严重,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而开展农地抵押贷款可以有效解决农户资源难题,促进农地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本文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对农地抵押贷款博弈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抵押物的处置难度、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征信系统等会影响农户和金融机构在抵押过程中的选择,故提出以下建议:降低抵押物处置难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村征信系统等。     

不同规模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研究

以南阳市427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对三类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的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房屋价值、社会资本、对贷款政策了解度及土地规模差异均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收入与房屋价值是影响不同土地规模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的共同因素,土地规模是影响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最为直接的关键性因素,随着土地规模增加,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更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程度、社会资本和风险保障措施。     

自组织合约治理视阈下农地经营权抵押机理研究——基于宁夏同心县的调研

通过对宁夏同心县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的调研与案例访谈,立足自组织视阈讨论农地经营权抵押机理问题.结果表明: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合作社作为典型的自组织贯穿于农地经营权抵押全过程,合作社分别与农户及金融机构缔结合约,链接贷款农户与金融机构两端,合作社作为贷款方和放款方都可信赖的第三方中介融资组织,发挥着枢纽作用,由此通过这种合约治理结构建构农户农地抵押贷款的"同心模式".基于信任和互惠机制,农户与合作社缔结反担保合约是农户获得贷款的前提;金融机构为降低面临的高交易费用并精准识别出合格的贷款对象,与合作社缔结担保合约是其发放贷款的依据;而合作社依托自组织内部的声誉、监督机制以内部代偿的方式处分贷款违约人减少金融机构后顾之忧.基于上述研究讨论自组织作用发挥的边界等问题,并得出政策启示.     

农地产权、农地价值与农地抵押融资——基于农村信贷员的调查研究

进行土地产权和抵押制度改革是否能使农地成为贷款抵押物,从而缓解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调查了农村信贷员对接受农地作为贷款抵押物的看法,及接受条件。研究发现,由于目前农户规模小、农业用地的价值低、农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强,即使改革土地产权和抵押制度,金融机构也不愿意接受农业用地作为贷款抵押物;当农地价值大于某个阈值后,信贷员开始愿意接受农地作为贷款抵押物;只要农户拥有规定的30年土地使用权,土地是私有还是公有对土地成为抵押物的影响不大。     

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风险的研究——基于涉农金融机构视角

农村土地“三权分离”的改革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成为我国农户融资的新途径,可有效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但该业务风险管理的特殊性制约了其大规模推广.故从借款人信用风险、抵押物风险、操作风险三大方面着手,运用博弈论对涉农金融机构和农户的信贷行为进行分析,结合现实情况,得出加强风险管理的可行方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填补农村征信管理空白,加快推广农业生产保险制度,健全抵押物价值管理机制,旨在于促进涉农金融机构广泛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可获得性分析

本文运用经济理论模型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可获得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只有那些非农收入足够高的低风险农户才会有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其余农户会自动放弃申请贷款.最后,本文提出了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加速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建议.     

农地确权能够在农村信贷市场发挥“德·索托效应”吗？——兼论中国农地抵押之佯谬

理论分析农地确权发挥德·索托效应的作用机理及其服务边界,同时兼论实践中的中国农地抵押之佯谬,以此综合评估确权后中国农地金融改革能否有效缓解农村信贷市场的融资约束难题,由此也延伸出对创新农村融资模式以满足农户融资需求的进一步讨论。分析表明,农地确权的德·索托效应在农村信贷市场尚不能完全发挥,其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信贷需求端“有效”,而在信贷供给端“有限”,农户融资需求无法有效转化为实际供给。分析现阶段中国农地抵押的法律困境和委托代理问题发现,中国农地抵押改革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佯谬,致使农地确权的德·索托效应在信贷供给端受限：一是外部环境尚未建立起服务于农地抵押的配套制度与措施,导致农地经营权无法成为金融机构认可的合格抵押品;二是农商行二元目标不一致及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致使农地抵押贷款“失灵”。最后,建议加强农地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深化农地金融改革与缓解融资约束的有效对接;另外,可从抵押替代机制角度,探析缓解农村融资约束困境的创新模式。     

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研究

利用实地调研的2 959户农户数据,分别采用OLogit、二元Logit和Poisson Hurdle 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响应决策及可得性,发现农户对农地抵押融资的认知和农村金融环境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经营类型、生产投资比是影响农户决策的主要因素;农户社会资本、贷款经历、是否购买保险和主办金融机构数目是阻碍农户获得农地抵押融资的关键因素;研究还发现,同一组变量在补充双对数和截断泊松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影响程度、方向以及影响个数都存在差异,说明农户能否获得农地抵押融资贷款比其获得抵押贷款的额度更重要。     

农地制度结构：一个分析框架

农地制度是由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及其实施机制构成的,农地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农地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农地外在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农地内在制度应用的灵活性与外在制度应用的确定性;农地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实施的差异性。如果人为设计的外在制度不能适应内在制度的要求,则外在制度的效率会下降,我们设计的农地外在制度要能够有效实施,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农地外在制度能够与内在制度相适应。     

诚信、技术与农地制度安排

从农业合作生产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允许农地使用权的有限流转,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农地使用权由高度公有到逐渐私有的过程。通过一个动态博弈模型,认为在采用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合作生产制会导致集体中的农民诚信缺失、偷懒行为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得农业合作生产制中的激励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不过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引进会使农业产出增加,同时经济发展使得农民从事小规模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升,因此存在着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强烈经济动因,而规模化经营要求农地集中使用,这必然要求农地使用权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自由流转。     

国外农地抵押贷款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建立一种有效的农地抵押贷款模式有助于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解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难题。农地抵押贷款作为国际上发展农业的一项金融举措,在德国、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取得了成功,对构建我国农地抵押贷款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德国、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农地抵押贷款模式异同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农地抵押贷款模式的政策建议。     

外在制度的多样性与我国外在农地制度创新的多样性

在中央政府统一供给的制度框架下,各地之间的外在制度是多种多样的,之所以会出现地区之间外在制度的差异性,一个重在的原因在于各地本来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是从1979年开始的。以联产承包等多种责任制形态为土地制度变迁的始点。二十多年的农地制度变迁,从政策调整角度观察,政府一方面强调农户承包经营土地的长期稳定,一方面鼓励土地使用制度的不断创新。相对单一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安排、中国客观上存在的区域经济差异和土地经营存在的比较优势不同,外在农地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并且我国农地制度还将沿制度多样性的路径演进。     

基于博弈论的基本农田保护机制研究

基于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分析,认为在现有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博弈的结果为地方政府会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中央政府保护基本农田的目标难以实现。中央政府在制度创新时,应注重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建立良好的违法查处机制。对于地方政府保护基本农田的敷衍行为,中央政府应设法降低检查考核的成本,采用遥感等先进技术对土地进行动态监测。     

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城郊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使用,给我国的耕地保护工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耕地数量的逐年锐减,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我国耕地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之因,探索耕地保护之策,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农地习惯法对农地法制建设的意义

我国农地改革循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路径,但其成功终究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农地法制建设也不例外。农地习惯法自生自发于农村,与国家制定法相比,有较强的自然性、地域性和属人性。国家法在农村调整的范围和功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农地关系的方方面面都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农地习惯法弥补了国家制定法的不足,有助于维护乡村秩序,其现实合理性不容忽视。农地习惯法对农地法制建设具有内容上的重要基础、实施过程中的补充修正、程序上的重要参照三大意义。因此在农地改革进程中,应重视农地习惯法的价值,实现农地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与融合。     

农地保障与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

农村土地承载的生存保障功能并不是农村社会保障本身。农地保障严重削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功能,阻碍了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不利于农地经营效率的提高,还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政府对农民的社会保障责任意识。同时,当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又导致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甚为薄弱,村集体也无力提供社会保障的资金支持。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应积极的适应并参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为其提供资金积累,为其提供衔接的便利。     

政府与市场“双失灵”困局中的农地流转博弈特征分析

以河北省魏县S村粮食市场为例,考察了在政府与市场“双失灵”背景下农地流转过程中多维主体博弈的特征,提出建立依靠市场主导、政府统筹、多方参与的博弈框架与沟通机制,更好地兼顾各方的利益,不可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