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吏部尚书仕履研究

通过统计宋代吏部尚书任职前的仕履状况,发现宋代吏部尚书中将近9成官员在任吏部尚书之前的仕履中曾有过吏部或者相关部门的历练,而且许多吏部尚书之前曾担任过吏部多种相关职务,尤其是担任吏部副贰／吏部侍郎的比例高于前代。宋代吏部尚书之前曾经担任过吏部相关职务者稍多于唐代,这正是吏部尚书这一官职经过唐、五代十国后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完善、人选要求越来越严格的结果。官员任吏部尚书前是否曾经担任过吏部的相关职位,是其能否胜任吏部尚书一职的重要依据,也是皇帝和宰辅集团挑选吏部尚书人选的重要参考标准。通过对没有吏部相关仕履的吏部尚书的考察,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朝廷的股肱大臣,虽无吏部仕履,但均具有担任吏部尚书的能力。宋代任命吏部尚书的首要原则是任人唯贤,其选任标准是相对公平的。     

从兼任官分析唐代吏部侍郎职能

唐代吏部侍郎为重要职事官,已有研究显示其职能大体能一以贯之得以发挥,从兼任官角度来考察则可以管窥更多的问题。唐代吏部侍郎中有兼任官的情况不到其可考总数的三分之一,此点基本反映出该职官以专注于本职职能发挥为特征。仍占一定比例的兼任官的情况则反映出一些问题：这些兼任官整体并未限制到吏部侍郎这一官职的特定职能,反而增强了其本职权限,有助于职权发挥,亦有部分兼任官体现了担任者的特定才能在特定时期的发挥。     

试论唐代吏部尚书出身与人仕途径

吏部尚书是唐代重要中央职官,其职能与地位与前朝制度无大差异,但职权大小略有不同,在法理上,其一直属于吏部长官,这点无可置疑.就其出身与入仕途径而言,唐代吏部尚书出身阶层相对都较高,多数通过科举等进入仕途,起家官相对也优越,在唐前期各朝几乎都有非郡姓出身吏部尚书,说明唐前期已开始摆脱南北朝门阀士族控制人事权力的局面,在用人上已表现出不拘一格的态势.而唐中后期士族出身者特别南北朝旧士族为保持其门第兴盛,必须倚仗科举入仕,加上科举入仕已为重要入仕途径,故而出自士族阶层者逐渐增多.科举出身者在吏部尚书担任者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前期吏部尚书起家官情况比较复杂,至后期较多起家为校书郎者,起家官中为地方官且为节度使属官的情况是后期独有现象,人数不少,乃后期可考起家官最多的一种.     

宋代致仕官员俸禄制度述论

宋代致仕官员的俸禄待遇基本以半俸制为主,但也存在半俸制与全俸制并存的现象.致仕官员需持券历经诸州粮料院批勘后到州县仓领取俸禄,其俸禄以实物为主,现钱的比例较小.致仕俸禄作为致仕官员养老费用的稳定来源,对其晚年生活有着基本保障,使其能够安心从事文化创作,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但中下级官员的致仕俸禄与高级官员相差悬殊,生活往往无法自给.同时,实物折现,州县仓的储备不足,借减俸禄诸问题也对致仕官员,主要是中下级致仕官员的养老生活造成一定的冲击.     

南宋环卫官的演变与发展

宋初环卫官的设置，主要在防止宗室们的干政弄权、安抚降国君臣及处理藩帅的代还，并无实际的职事。但其职也作为武臣贬降之用，逐渐为时人所轻。孝宗即位后，在其右武政策的主导下，将环卫中郎将、郎将等职阙，由虚职改为实职，以作为培养武臣将帅的场所。改革后的环卫官有二种类型：第一类是将具有材略堪任将帅之人，任命为中郎将、郎将，负责朝参与殿侍等职务，藉以知其才能与否，作为擢用将帅的依据。另也作为贴职之用，只令行在诸内职兼带，外任武臣、将领均不得兼带，以增强武臣的声望。第二类则维持宗室环卫官的授予，依五服亲疏远近，给予不同的环卫品阶，但与武臣中郎将、郎将等实职不同，依旧属于官存事废的虚职。     

宋代定差法述论

官员的任命方式是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继承了隋唐以来由中央统一派遣地方官员的任官制度.但在川峡、广南等边远地区实行了“分铨选之法委之漕司”的定差法,即这些地区的部分州县官由当地转运司照吏部格法进行差注或换易,然后上报吏部审核批准,“吏部考其格法无害,则给告劄”,定差之官不需亲自到吏部候选和待阙,免去了远途跋涉和闲居之苦,“南中士大夫甚乐之”.本文拟就这一制度在宋代的形成和发展、特点和意义等作一初步论述.     

唐代书判拔萃科的设置、沿革及其影响

书判拔萃科是吏部继平判入等科之后设置的第二个科目,与平判入等科有明显的区别,起初是制举科目,大足元年以后吏部始设此科,虽不及博学鸿词科崇重,及第人数也不及平判入等科多。士人以拔萃科及第释褐,授官的高低、清浊并不看重此前的进士、明经或者门荫等出身因素,主要看参加拔萃科考试的等第。但以拔萃科及第迁转时,所授官要看前任官的职望和品阶,以及拔萃科等第的高低,与其最初是否以进士、明经或门荫出身的关系不是很明显,进士兼拔萃科出身在士人迁转中优于明经兼拔萃科。不过,以制举、门荫兼拔萃科及第迁转中央官者,却要优于前进士、明经兼拔萃科出身者,多为京县尉、拾遗等最为清显的基层官和中层官。     

北宋窦俨墓志疏证

窦俨在后周与北宋初期均曾担任翰林学士,是北宋翰林学士中第一位卒于任上者。窦俨历仕四朝,宦海阅历丰富,在国家的礼、乐制度建设方面贡献突出。关于窦俨生平的传世文献较少且分散,文章依据新近发现的《窦俨墓志》,比对爬梳,补阙正误,亦可为《全宋文》提供遗文一篇。     

职官制度学养与出土文献整理 ——-以新出土唐、宋两方墓志释读为例

新近出土的唐、宋两方墓志《唐赵励墓志》、《宋故尚书刑部侍郎解公墓志铭》的释文在涉及 唐、宋官制方面有一些误读和不足,诸如对墓主和墓志起草人的官衔不予标点,将宋代本官阶和职事官混 为一谈,将唐代职官术语视为官名,未能区别唐、宋职官正称与别名之异等等,致读者对墓主的一生仕履 稀里糊涂,直接影响对出土文献的正确利用。年轻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应加强官制学养,提高释读新出土 文献的水平。     

同遭冤狱的刘晏与杨炎

刘晏与杨炎,都是唐朝中期著名的理财家,也都死于冤狱。不同的是,杨炎害死了刘晏,自己又被卢杞所害,这当是中国古代冤狱中的典型。刘晏(715—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他少有才华,年轻时授官秘书省正字,累迁河南尹。上元元年(760)任户部侍郎,充度支等使。广德元年(763),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使。不久罢相,授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     

宋代官药局的沿革及相关问题考论

宋代官药局建立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北宋末废罢,南宋绍兴六年(1136)重建。两宋官药局在建立之初均隶属太医局,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改隶太府寺,南宋则是在绍兴十八年(1148)或绍兴二十一年(1151)左右改隶太府寺。这种隶属关系的改变既是官药局规模扩大后的现实需求,也是官药局由社会福利性机构向盈利性机构转变的结果。官药局隶属关系的改变是官方医疗机构医药分业的开始,继而进一步推动了民间的医药分业。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略论北宋前期官制中的比品和序班

宋前期,职官制度已形成官、职、差遣三大系统。唐代职事官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升降剧烈,并已阶官化、虚衔化。而后起的职名、差遣,〖JP2〗一为清要侍从官,为升迁之“终南捷径”;一为有实职、实权者,二者虽无品秩,却为士大夫所重。为了整顿自唐中后期以来混乱的职官制度,适应使职差遣制度出现后的新形势,宋朝前期,权宜地但又是务实地应用比品、序班等手段,在百余年的不断调整中,逐步建立起了职官制度的新秩序。各类官职则以比品、序班来确定其实际的政治地位,其详则见于《宋史·职官八》的《建隆以后合班之制》。     

张鷟史事考辨

张鷟景云初任职为岐王属非岐王参军；证圣中张鷟任监察御史的途径非制举,乃吏部考选；张鷟仕途两次受贬.第一次在武周时任监察御史,因无士行被姚崇所恶遭贬.第二次在开元初因出使岭南受遗,事发,诏赐死,后经援奏,改为流岭南.两《唐书》、《桂林风土记》所记张鷟受贬的史料皆不确.张鸷卒官于龚州长史,非司门员外郎,今本《朝野佥载》所记率更令非张文成.     

唐代任官形式中的知判问题

唐代的知、判都是实履其任的,并逐渐由试摄官向差遣转化。作为试摄官的知、判有试用、代理、兼职等多种情况,俸禄略低于同品正官。作为差遣的知、判俸禄依寄禄官,旨在说明寄禄官和差遣的比照关系。寄禄官等于或低于所差遣职务的称知某官事,高于所差职务的称判某官事。至宋代,知、判成为差遣的主要任用形式。     

胡瑗的教育思想

一、胡瑗的生平和教学活动胡瑗是宋代伟大的教育家,字翼之,宋代泰州海陵(江苏如皋)人,因为他家庭世居安定(今属陕西省安定县)学者称为安定先生。生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卒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胡瑗的父亲胡纳,曾充任过小官吏宁海军节度推官,家庭比较贫困,早年和孙明复,石守道同在泰山读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胡瑗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在苏州一带开始教授经学,景祐二年范仲淹奏请立苏州郡学,邀请他充任苏学教授,这是他开始举办地方学校教育的发轫;到了庆历二年(公元1042)滕宗谅奏请立湖州州学,聘他担任湖学教授,他在教     

《水浒全传》中的“老种经略相公”与“小种经略相公”——兼谈罗贯中的籍贯太原问题

《水浒全传》中的“老种经略相公”乃是当时担任“鄜延路经略副使”的宋代名将种谔,“小种经略相公”则是其侄子种师道,皆为山西名将。罗贯中把这一内容写入《水浒全传》,含有为故乡山西人物立传和隐写北宋“亡国痛史”的深刻意味。     

宋朝添差官制度初探

添差官制度,是宋朝冗官弊政的特殊表现。添差官一般担任三省之外各级军政官府的掾属或场务监临官。少数能参与公务者,称“添差仍釐务×官”;绝大多数则居闲终日,不准参政,称“添差不(釐)务××官”。其政治经济待遇,与正任官略有差别。但一经差遣,便可立即上任,任职时间,又能计入升迁资历,因此,成为宋代官僚机构中的一种美差。宋朝添差官冗滥之弊,严重存在达二百余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因此,剖析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     

论北宋西北开边以后的民族关系

北宋的西北边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 ,外与西夏及其他部族相邻。自宋神宗即位以后 ,为扭转长期以来被动防守的局面 ,相继向外开拓疆土。北宋后期的西北开边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人力财力都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对这些新边地区的经营 ,又促使了民族关系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开拓地区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 ,部族蕃官开始担任汉官职务 ,仿汉官制进行磨勘迁转 ,蕃兵则采用汉兵法进行组织和管理。在经济关系上 ,设立固定市场 ,鼓励蕃汉贸易。颁行关系法规 ,保护蕃民利益。废除土地禁令 ,开放土地买卖。不分民族、地域 ,各类人户均可移居边地耕殖自营。这对宋代西北边区的开发和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全宋词》小传订补二篇

 
　　摘要：  南宋知名文学家王炎、梁栋,《宋史》无传。《全宋词》二人小传有所未备及讹误,兹予订补。要点有：（一）王炎为鄂州崇阳县（今属湖北）主簿,至迟孝宗淳熙三年（1176）五月已在任。入荆湖北路安抚使司幕府,在淳熙六年（1179）。为潭州（今湖南长沙一带）州学教授,至迟淳熙十年（1183）秋已在任。十二年（1185）解任。知岳州临湘县（今湖南临湘市）,始于淳熙十四年（1187）,讫于光宗绍熙二年（1191）。绍熙四年（1193）三月后至宁宗庆元二年（1196）九月前,通判临江军（今江西樟树市一带）。其间,凡三度权知该军。庆元二年（1196）冬至三年八月,太学博士。三年（1197）八月至四年（1198）十月,秘书郎。四年正月起,兼实录院检讨官。四年十月至五年（1199）九月,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其时阶官已至朝请郎,并兼皇弟吴兴郡王府教授、兼权尚书吏部考功司郎官。五年九月至六年（1200）二月,著作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兼尚书吏部考功司郎官、吴兴郡王府教授,又兼尚书吏部侍郎左选司郎官,又兼礼部员外郎。六年二月至十月,军器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礼部郎官。六年十月至宁宗嘉泰元年（1201）二月,军器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礼部郎官。嘉泰元年二月后至三年（1203）末,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四年（1204）春至夏,权知饶州（今江西鄱阳一带）。开禧三年（1207）十二月至嘉定二年（1209）正月,朝议大夫、权知湖州。（二）梁栋,原籍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全宋词》谓“湘州”,误。迁镇江府金坛县（今江苏金坛市）。理宗淳祐二年十二月十六日（1243年1月8日）生。度宗咸淳四年（1268）至五年（1269）,宝应州宝应县（今属江苏）主簿。咸淳八年（1272）至十年（1274）,临安府仁和县（已废入今浙江杭州）尉,辟入两浙西路安抚使司幕府。宋亡,归临安。弟为茅山（在今江苏句容、金坛间）道士,往依焉。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茅山道士笺其诗告官,以讥时罪逮捕入建康（今江苏南京）狱,备尝笞楚。台府诸达官共救之,卒得免。自是名益闻。卜居建康,江东人士从学甚众。 有《梁先生诗集》,又名《梁隆吉诗》、《梁隆吉集》、《隆吉诗集》、《梁隆吉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