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西铭》研究的三个特点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西铭》研究在《西铭》诠释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贯注了强烈的卫道意识,挺立了"事亲-事天"的逻辑架构,凸显了"理一分殊"的诠释视阈,对后世的《西铭》诠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陈亮的反理学思想和"朱陈之辩"

陈亮是南宋事功之学的著名学者,其反理学思想的形成,既继承和发展了早期事功学者的有关观点,又与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发展道路密切相关.随着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入,他对理学的态度也越来越激烈,最终引发与朱熹的辩论."朱陈之辩"主要围绕对"道"的理解、"王道"与"霸道"、义理与利欲、成人之道等问题展开,反映出两人在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分歧.这场辩论是事功之学和理学两种思潮尖锐对立的一个缩影,其实质是双方对社会现实看法的差异和新的历史环境下对儒学的不同改造与发挥.     

论朱熹童蒙文献的文学教育意义

朱熹作为著名理学家的同时对于童蒙教育也是非常重视的,他编著了《小学》《童蒙须知》《训蒙绝句》三部专门的童蒙教材,在这些童蒙教材中除了传统的童蒙知识教育传授之外,这些本身就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童蒙读物,也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朱熹明确的文学教育目的,朱熹对南宋其所处时代及之后的文学思想和精神的引领影响,也借由其编著的这些童蒙读物深刻地表现出来。     

论朱熹对苏轼的批评与接受

理学大家朱熹曾尖锐地批评过苏轼.其批评态度大体上是前抑后扬.后期,朱熹不但接受苏轼其学,褒扬苏轼其人其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甚至在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探讨了这种转变的原因,以及这种转变在苏轼研究、朱熹研究与理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于当代学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韩邦奇的学术历程及其关学归宿

韩邦奇一生勤于著述,学问淹博,尤精于《易》《书》音律。其早年大略以程朱理学为源,发明《尚书》《周易》之义;中年则以张载《正蒙》为依,穷极"天人""性道"之理;晚年则重学问之相互贯通,修身之平易切实。其思想学风远承张载,宗源关学,堪为明代关学干城。     

哲学对勘: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之理路

牟宗三认为,在宋明理学中,朱熹一向被认为绍统之正宗,但究其实质,乃为程颐开其端绪、朱熹继承拓进而转向别起之"别子为宗".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之理路,是将朱熹与孟子、周敦颐、张载、程颢进行哲学对勘.     

气论与工夫：张载哲学的根基与实践——读陈政扬博士《张载思想的哲学诠释》

台湾学者陈政扬博士的大著《张载思想的哲学诠释》（以下简称《诠释》）,围绕＂气论＂和＂工夫＂两个关键点,对张载思想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哲学诠释,这无疑是近年来张载思想研究的一部力作。《诠释》在台刊印,大陆并不多见,故有必要略作介绍,以期对当下的张载哲学研究能有所助益。     

沈贵珤《正蒙解》及其佚文

与明清两代相比,《正蒙》元代注本较少。元代注本大致有沈贵珤《正蒙解》、郑原善《补正蒙解》、朱隐老《正蒙书说》等,均已佚。据贝琼《潇峰祠堂记》记载,沈贵珤《正蒙解》原仅14篇,缺《王稀》《乐器》《乾称》诸篇。郑原善补足其缺,经胡炳文为之作序刊行。今据《新刊性理大全书》等古籍,辑出沈贵珤撰、郑原善补《正蒙解》佚文12条。经初步研究,朱熹三传弟子沈贵珤之《正蒙解》虽多宗朱熹,但间有特见,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张载卒年考

张载作为关学的创始人,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其哲学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理学家,其具体卒年却一直没有定论。因为吕大临所作的《横渠先生行状》中关于张载卒年有误,所以导致后世关于张载卒年的具体时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张载于熙宁十年（1077）大体行程及与其相关的几个时间点的定位,认为张载卒于神宗熙宁十年丁巳十一月乙亥（二十八）,即公元1077年12月16日。     

张载《春秋说》初探

张载佚著《春秋说》,南宋以来之官私书目屡见著录,并被诸多《春秋》学著述称引。此书非张载手定,是其门人缀辑乃师讲说《春秋》的言论而成。在学术界的宋代《春秋》学论域中,张载《春秋说》研究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据初步研究,张载《春秋说》的思想特征为：尊孔孟,重六经,知礼义,明褒贬,尚心解。张载阐发义理,强调＂以经解经＂和＂理明义精＂。皮锡瑞认为,张载等北宋五子＂说《春秋》皆有特见＂。南宋胡安国等继承张载《春秋说》的相关思想,评价其说为＂精要之词＂。     

林罗山对“朱子学”理论的批判性发挥

日本近世朱子学者林罗山在反对朱熹"理气论"的同时,一方面汲取朱熹的"排佛反释"思想来打击当世之佛教势力,另一方面又借用朱熹的"理"论来构建日本近世新神道"理当心地神道".分析林罗山的这一思想过程与学术取向,不仅有助于对"日本朱子学派"学术性格的把握,而且林家朱子学以"实用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来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的态度和方法,对于学术界理解和认识日本吸收与消化异域文化的理论装置和思维模式,亦颇具启迪意义.     

经学与理学之间——朱熹之理学诠释学原则初探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 ,理学诠释是核心。朱子的诠释原则受到来自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两方面的批评     

敦煌本《千字文注》补校

郑阿财、朱凤玉先生合著的《敦煌蒙书研究》用力甚勤,弥补了敦煌蒙书研究的空白,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然而,极个别录文,如敦煌本《千字文注》标点、文字有不少讹误,今摘出数十处加以改正,并适当给予说明。     

从《北梦琐言》看晚唐重进士科之风气

科举题材是五代笔记小说《北梦琐言》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孙光宪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晚唐社会各界对进士科的重视,对应试举子的出身阶层、区域分布等均有所描述,为后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朱子“理先气后”的发生学解读

“理先气后”是朱子理气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层规定,可以说是其理气关系的核心。但对朱子而言,这种“先后”关系既不仅仅是一种逻辑的规定,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的次序,而首先是人生的理想根据与宇宙的价值基础,因而也只有从主体价值认同的角度才能理解其真正内涵,事物的存在层级与人的认知进程不过是其价值认同的表现而已。在此基础上,天理“净洁空阔”的规定与禅宗之“昭昭灵灵”境界的对扬,则体现着“理先气后”的初步形成;而道德理想与历史视角以及“三代与汉唐”的“天理人欲之辨”,则标志着其“理先气后”的最后定型。所以,理气关系不仅代表着朱子一生探索的最高指向,而且其“先后”规定也代表了朱子一生探索的最高结论。     

王徴研究综述（1979-2009）

王徴的研究是探索陕西天主教历史与现状而绕不开的一个课题。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毛瑞方于2006年在《中国史研究动态》第8期上撰文发表《王徴研究学术史回顾与展望》,文章全面梳理了自清初以降至当代研究王徴的学术作品,细致入微,逻辑宏观。另外作者还展望了今后研究应当努力的方向。对王徴的研究综述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研究成果开始,主要是总结30年来学界对王？研究的重点及以后努力的方向。     

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的近代化表征及其成因

目的：近代西安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巨变,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转型过程为建国以后西安城市化进程奠定了基础,不同程度制约了城市的发展方向,是今天城市建设发展决策的重要依据;方法：通过历史文献、档案以及实地踏勘,采用交叉学科分析方法,研究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的近代化表征及其成因;结果：揭示了近代西安城市中心模式、交通结构、工业发展及其布局特征、商业空间、绿化休憩空间、祠、寺空间以及居住分异等7个方面的演变及其规律。     

历史时期西安城市发展趋向初探

具体分析西安城市发展趋向转移的历史过程,得出六种模式：1.新城区向旧城区的南部扩展,以秦咸阳后期的城市发展趋向以及汉长安城后期的城市发展为代表;2.新城区向旧城区的西南扩展,以汉武帝时期对汉长安的扩建为代表;3.新城区向旧城区东部发展、城市重心向东部转移,以西周镐京以及唐长安城的发展为代表;4.新城区向旧城区的北部缩移,唐末＂新城＂就属于这种城市缩移模式;5.新城区向旧城区北部和东部扩展,以明代西安城区的发展为代表;6.新城区向旧城区四面扩展。探讨西安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发展趋向的规律和特点,可以更好地为现代西安城市发展服务。     

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

万历年间册立太子之争被称为＂争国本＂,围绕册立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万历与廷臣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博弈。整个事件由廷臣温和的建议开始,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以至于谣言四起,最后借助太后的力量得以解决,按祖制皇长子朱常洵被册立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洛受封福王。争国本是认识明朝政治运作的典型样本,折射了专制王朝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