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谒”、“刺”的演变

“谒”在西汉民众社交场合中广泛使用,形式主要有拜访之谒、庆贺之谒和问疾之谒.东汉“谒”虽依然使用,但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形式——“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谒”到“刺”除了体现在其形式、内容的变化外,“谒”通过形式和内容所传达的敬爱、关爱的情感因素淡化也是这一演变的重要特征.东汉时期民众社交范围的扩大、社会等级身份逐渐固化等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萨都刺诗歌“别开生面”的特色

元诗长期受到冷落,这方面的研究评介文章极少,有关选集也是凤毛麟角,“元代的诗文显得暗淡无光”,则几成定论.其实,元代虽以戏剧为文学标志,元诗总的成就也远不及在它以前的唐诗和宋诗,但它沿着“宗唐得古”的道路发展,也自有它不可忽视的地位,元代诗坛也并不寂寞,有诗集传世的诗人多达四百名.萨都剌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诗歌“别开生面”的特色,很值得加以探讨.     

“角两雄”解

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之二云: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角两雄”,时人每误解其义。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认为:“两雄,谓曹、刘也。”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历代论诗绝句选》也说:“两雄,指曹植和刘桢。”据这些意见,“角两雄”,就是“跟这两位雄杰相斗”了。按,“角两雄”,意谓“两雄相角”。“四海无人角两雄”,就是说,四海之内,没有人能跟曹刘一决     

“颠不刺”绎解

《中州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发表了刘溶同志的《“颠不刺”试释》,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解释,认为“颠”同“不刺”合成“颠不刺”一词,作“拔顶”讲,在王实甫《西厢记》杂剧里,是极口称赞莺莺之类的。这一解释接近王实甫《西厢记》的原意。 对于“颠不刺”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王伯     

从功能的角度看“时间”与“时候”

时间词语在句子中的表达功能表现为定位功能、计量功能和本体功能。“时间”和“时候”单用时的不同、它们命名时间词语时的不同都可以从功能的角度给予科学的解释。“时间”和以“时间”命名的时间词语在表达上主要表现为计量和本体功能,“时候”和以“时候”命名的时间词语在表达上主要表现为定位功能,二者具有明显的互补性。     

江泽民“弘扬雷锋精神”的道德示范作用与“德治”功能

江泽民坚决贯彻邓小平“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的思想 ,在紧紧抓住法制建设的同时 ,大力倡导“德治”。他以雷锋形象作为共产主义道德典范 ,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推动“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通过学习雷锋的“德治”实践 ,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促进社会政治稳定、深入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江泽民这一重要思想 ,对于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培育“四有”新人、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具有重要功能     

“二拍”刺贪小说产生的背景

在“二拍”中有不少的篇目涉及到贪官污吏,但有意思的是在《初拍》中涉及贪官的篇章仅有两篇,而在《二刻拍案惊奇》中这一类篇目多达十多篇,前人早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做出了一些推测。本文以“二拍”创作前后明末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为视角,从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农民起义的大规模爆发,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等几个角度来考察《二刻拍案惊奇》中出现大量抨击不法官吏的篇章的原因。     

诗歌作为一种“刺点体裁”

"刺点"是巴尔特去世前的最后一本著作《明室》中提出的一个理论,他认为在摄影中,延续的文本形成"展面",其任务是凸显作品中最具有震撼力的"刺点"。此理论可以用来审视我们文化中的整个文本体裁系列:大量的散文作品(散文等实指体裁,小说等虚构体裁)构成了文学体裁系列的"展面",而诗歌是文学文本体裁系列中的"刺点体裁"。所有的散文体裁,有体裁的定义边界和写法规范,诗歌实际上不可定义,冲破规范,创造新的语言形式,就成为诗歌永无定义的定义;诗歌的这些"刺点"特征,是以文学中所有的实用文体和虚构文体作为"展面"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也就是说,诗歌应该永远是文学实践中的标出项。     

“真”之功能与说谎者悖论

关于“真”这个词的理论不同于关于“真理”的理论。“真”理论主要研究“真”这个词的功能及其一致性用法。“真”这个词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语形上刻画一个句子的语义值,二是在句法上进行概括。谓词意义上的语义刻画会导致说谎者悖论之类的悖论。日常语言中的“真”有算子和谓词两种语法形式,可以把语义刻画功能和语法概括功能拆分开,并分别与“真”的算子用法和谓词用法匹配。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真”的功能,同时又可以在不修改逻辑推理能力和语言表达力的情况下避免说谎者悖论之类的悖论。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     

“译文学”之于比较文学的作用与功能

比较文学不能仅限于"文学关系"的研究,不能只满足于"跨"的边际性、边界性或边境性,还要找到得以立足的特定文本,那就是"译文"。为此,就不能像一些欧洲学者那样把"翻译研究兴盛"与"比较文学衰亡"合为一谈,要把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联通起来,把"译文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纳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使之与"译介学"并立。只有这样,比较文学才能拥有"译文"这种属于自己的"比较的文学",才能克服边际性、中介性的关系研究所造成的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化"化倾向,才能在有限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资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为今后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无穷无尽的研究文本资源,从而打消比较文学学科危机论和学科衰亡论。     

蒙元时期的哈刺赤与兀刺赤

由于受古蒙古语读音规则的影响,蒙元时期具有"马夫"之意的兀剌赤常被转写为哈刺赤而著入元代及后世载籍中.哈剌赤一词的释解也随之众说纷纭.其实,汉字音写的哈剌赤与兀剌赤实即同一词之不同转写.     

“警角之声”与“华亭鹤唳”——论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之关系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感使得陆机不能终老华亭,另一方面,在他入洛之后尽管怀土思乡却又不肯还吴。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行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资本积累”与转型社会中的媒介功能

在哲学层面,“转型”具有异质杂陈、充满矛盾和自身不完备等特点,这使得事物的发展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也造成社会所需的“转型资本”处于“缺失”状态。我国社会转型特征符合这些规律,充分发挥媒介功能,积累人力、社会、精神等资本,为社会顺利转型创造条件,不仅是转型社会中媒介需要具备的功能．也是媒介社会责任的主要体现。     

拓宽贫困生资助方式 实现“扶贫”与“育人”功能并举

本文首先对目前高校学生的资助方式进行分类和利弊分析,然后就目前贫困大学生的心理进行了剖析,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助方式要实现“经济”功能和“育人”功能并举的思路,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贫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论“文学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文学性”纷披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普遍主义意义上的“文学性”还是历史主义观念中的“文学性”,不仅学术理论、媒体信息等领域所弥漫的“文学性”而且文学中的“文学性”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体现在:审美效果遮蔽现实矛盾、本质追问预设普遍法则、文学惯例彰显统治地位。     

浅析“和谐师生关系”的功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教育,和谐教育更需要和谐的师生关系,和谐的师生关系对教师和学生双方都具有高效、激励、创造、教化和心理保健等功能.     

论萨都刺诗歌中“雁情”的文化意蕴

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刺生活在民族文化融合最为活跃热烈的时期,深受汉文化的濡染熏陶,其诗作中体现了汉文化和游牧文化融合共生的突出倾向,在元代文坛上,独具魅力.作为杰出的少数民族诗人,他的诗中多次出现雁这种意象,将雁作为一种较特殊的审美对象进行吟咏,体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     

谈《水浒》中关于“刺刑”的描写

《水浒传》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成书于元末明初。南宋和元代民间的水浒故事与戏剧、话本是《水浒传》的重要素材。因此,《水浒传》一书的内容,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元、明社会生活的某些影响,但基本上还是以反映北宋末年社会生活为主的。它不仅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宋代的政治、状况和官逼民反的过程,而且对当时的司法制度等也多有涉及;特别对于“刺刑”,书中曾有多处描写。这对我们通过这部伟大文学著作来形象地了解和认识宋代的司法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融危机之“危”与“机”——基于全球产业链与功能耦合的视角

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功能耦合及其失衡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锁定了中国相对落后的格局、被支配的地位以及被固化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还锁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遮蔽了更重要的社会结构转型动力.金融危机之"机"在于促使各国反思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于原有全球产业链的解构,以及重建全球产业链乃至重建全球化.只有这样理解并把握金融危机之"机",才能化解危机之"危".金融危机为中国重新设定发展道路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