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用典的符号学分析

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标志之一,典故由来已久,并始终在诗歌创作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文章集中从三个层面对典故与符号学之内在关系展开详细分析:首先,梳理典故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在古代诗歌中的使用情况;其次,从西方符号学的角度探寻典故的理论涵义;最后,借助符号学知识揭示典故在诗歌创作中规避弊端的有效方法。     

中国符号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相对西方起步较晚,但在五十余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国符号学发展分为三个关键阶段：依附“西方学派”主导时期的起步阶段（1981—1986年）、中西方符号学学派开始融合的平稳发展阶段（1987—1993年）和建立中国化符号学体系的全面展开阶段（1994年至今）。目前,我国符号学理论研究和符号学的应用研究取得了国际的认可,正在积极构建承载中国文化的中国符号学派。我国符号学研究虽仍然面临着专著量不足、专业刊物较少、学术定义尚未明晰统一等困境,但中国符号学研究正克服困难,稳步前进。     

赵元任与中国符号学研究

赵元任1926年发表的《符号学大纲》不仅提出了建立普通符号学的必要性,而且构建了清晰的普通符号学学科体系。在此后的相关文献中,赵元任应用符号学理论考察了汉语语言系统。这说明无论在世界普通符号学的研究史上,还是在建立真正的中国符号学体系方面,赵元任都是不应被忽略的先驱。     

21世纪以来重要符号学新流派的发展趋势

新世纪以来的符号学新流派,具体是指起始于21世纪初,在全球多个区域同时兴起的跨地域、跨理论、跨学科的符号学新运动模式。相较于20世纪,21世纪的符号学运动不再拘泥于单一的理论和学派,多元而融合的理论范式正在成为新符号学运动的理论取向。与此同时,中国符号学正在作为一股新的力量,融入到21世纪符号学运动中,进而成为21世纪符号学发展的另一个新亮点。     

专业化与学科化共生: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公共关系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专业化"与"学科化"是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公共关系学发展的一组重要线索。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意义上公共关系事业的诞生及公共关系学的建立,到20世纪90年代公共关系行业的异变调整与公共关系学的迂回发展,再到新世纪公共关系领域的新拓展与公共关系学的新转型,中国公共关系学一直在"专业化"与"学科化"的共生中不断成长。一方面,在"专业化"的逻辑下,中国公共关系学积极以学科服务专业,成为公共关系专业化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另一方面,在"学科化"的逻辑下,中国公共关系学追求学科建制和应用科学方向,长期面临学术正当性不足的严重威胁。展望未来,中国公共关系学须在二者共生中坚持内涵建设,真正助力中国公共关系事业的健康发展。     

移植后的生长--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管窥

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理论在七八十年代成为西方电影界一种重要的理论批评流派。它的生成和发展吸收了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符号学、阐释学以及后结构主义等一系列学科的理论要素。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与批评也开始受到中国电影评论界的关注和重视。     

接受与研究: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

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状况,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在后一阶段中,中国学者从文艺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与相邻理论的关系、在西方文论史上的意义、俄罗斯本土研究状况以及中国学界对洛特曼理论资源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形成对洛特曼理论的立体研究图景.     

"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1950年代台湾政治压抑下的诗歌突围

1950年代的台湾诗坛在政治性"战歌"、"颂歌"之外存在着多种文学民间空间,以"蓝星"、"现代"、"创世纪"三大诗社为代表的众多民间诗社在"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文学空间中进行了各有个性的探索,突破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宰制,延续、丰富了"五四"后中国新诗的传统,弥补了新诗的某些缺失,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好诗,使1950年代成为中国新诗并非歉收的年代.在这过程中,台湾诗人经历的艺术生命的"脱胎换骨",在追求思想自由中对现代和传统的沟通,提供了战后中国文学政治压抑下"主体性"建构的重要经验,大大丰富了1950年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荀子的正名论与符号学

语言符号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符号学家和语言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自古希腊以来,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争辩就一直持续不断.与此同时,中国先秦时期的荀子集名实论之大成,也讨论了"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作者从符号的价值、系统、约定俗成等几个方面考察了苟子名实论的符号学观点,认为名、实问题的论争包含着中国语言符号学的最初萌芽,它构建了我国最早的应用符号学.     

道教符号学与中医象数观——以道教"符箓"、"奇门遁甲",中医"藏象"、"五行"为例

象数思维是道教与中医共有的思维方式,这典型体现于道教"符箓"、"奇门遁甲"等道教符号学;中医"藏象"、"五行"等中医象数观.不同在于:道教符号学更抽象,有些取象而不比类(或者说对"类"的界定以及"比类"的方法不一样),更重视"数"的推理和应用;中医象数观相对具体,取象比类,更重视"象"的抽取与应用.道教对"数"的重视和应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逻辑学发展的深度.从道教关于"数"的符号学理论着手研究道教逻辑学,可能是值得深入的课题.     

试论翻译中语言符号多重意义的运用

符号学应用于现代语言学 ,使语言学取得了新的进展 ,而翻译作为语际转换的过程 ,从符号学尤其是语言符号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为翻译学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新的、广阔的道路。文章从语言符号的多重意义分析了英汉互译的过程以及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语言标记性和语言习得

标记概念自上世纪30年代创立至今，逐渐发展成为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并被广泛应用到语音、形态、句法、语义等各个语言层面，以及语用学、类型语言学、符号学、语言习得等众多领域。文章论述了标记的含义，标记在语言各层面的应用，及标记的确定标准，并进一步探讨了标记理论和语言习得的关系。     

身体、符号及其能动性

借助符号学的推动,“身体”以其社会建构的身体观与诸多领域相关涉而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关键词,反之,“符号”也因其对身体的建构而后来居上,成为社会批判、权力诊断、文化分析的基本要素。然而,“身体”在借“符号”而显的同时又构成了“隐”的困境,即符号建构中的身体是一个沉默的、无声息的身体;在符号学的话语实践上,这一困境表现为话语决定论中的“能动性难题”。女性主义者巴特勒以其“操演”理论试图在话语符号系统内部解决福柯、拉康等社会建构论者中所包含的能动性难题,但其最终所提供的策略--“作为被排除之物的身体的破坏性回归”--又构成了其身体建构论立场的反对项,这一悖谬或许促使我们应在一个新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身体的肉体性。     

符号翻译与英汉双语语言符号的转换

符号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翻译具有其优越性,它跨出了纯语言的范畴,将整个语际交换置于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文章试图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应用于英汉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中,以此探讨符号翻译中双语转换的过程,同时加深人们对翻译跨学科性的认识。     

冀域演变及京津冀文化圈考略

“冀”以早期九州之首之冀州为基础,经过强盛之冀发展到今天的河北之冀.“冀域”则是包括京津在内的京津冀区域.与“冀域”相对应,经过五千年兴衰变迁发展,融行政区划和文化形态为一体,形成了包括今日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在内的冀文化、京文化、津文化等多样化文化集合体,称之为京津冀文化圈.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回顾与分析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我国旅游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虽然历史不长,但发展很快,并已形成一定的规模。我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客源国和全球出境旅游市场增幅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出境旅游市场仍将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     

民族三元观

运用皮尔斯＂大三元＂和＂小三元＂的符号学理论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的民族现象,提出民族三元观在本质上是民族指号生态观,是维系现实生活与思想结构的共生丛。     

“孔家店”的被废、被打与后果

辛亥革命前后,儒学、汉字、中医,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到非议与打击。废弃孔家店,是清朝在没有看清世界也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下,匆忙作出的偏颇决定。这一偏颇、激进、狭隘的重物学、鄙人学的"革命"传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作为重要一支一直发展下去,甚至达到了意识形态化的极端地步,导致人文学领域遭受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空前绝后的重大灾难。学分自然学和人文学,在自然学领域改革传统教育,全面向西方学习是应该的;但在人文学领域,既要向西方学习,也要继承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学问。盲目否定自身的人文学传统,是自断臂膀、自残大脑的低级愚蠢行为,不符合对人文学的确当认识。"科教兴国",只能是狭义上的兴国,不能代替文化上的传承和创新。只有在文化上既传承且创新,才能真正既走得稳又走得远。人是人,人不是物,人文学是人的思维,在人文学领域失去"人的思维"这一根本,只能成为无头无脑的"莽汉",洋务运动的失败即为前例。只有人文学这一根本重新确立起来,中华民族"拨乱反正,步入正轨"这一时代性的任务,方能算实现和完成。     

以人为本：当代中国的发展价值观

以人为本是一个贯穿于唯物史观丰富和发展过程的基本原则。当代中国把以人为本确定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标志着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价值观,可以说是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理性回归,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电影修辞的“凝缩”与“移置”——兼论麦茨电影符号学的精神分析语义学基础

凝缩与移置这一对概念最早出现于弗洛伊德的《释梦》中,后来经由拉康,进入了麦茨的电影符号学体系中,从无意识的工作机制、无意识的语言运作机制,转变为一种和精神分析语义学中的隐喻和换喻联系对照的电影修辞。通过讨论凝缩/移置这对经过弗洛伊德提出、拉康引申和改造的概念,如何在麦茨的理论体系中成为电影修辞格这一问题,用一种类似概念史的方法,从一个较新的具体角度对麦茨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价值取得更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