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女性教育与文学

汉代女性教育以家庭教育为主要方式.一些出身于官僚、贵族、士大夫家庭的女术教育外,多有诵经读骚,广观博览,以至于能通百家之言者,良好的文化素养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必备的先决条件,这些"博学高才"的女性促成了汉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汉代女性教育,对汉代女性作家的生成及其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楚民歌”对汉代音乐的影响

在汉代音乐发展过程中,作为楚国音乐文化代表的“楚民歌”对汉代宫廷音乐、民间歌谣的相和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汉代音乐文化的繁荣。     

汉代音乐中的“楚声”探索

就“楚声”在汉代音乐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进行探索,对汉代音乐文化的空前繁荣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挖掘、整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汉代音乐文化做一点铺垫。     

清代的扬州篆刻

中国篆刻艺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传世的大量周秦时代的玺印,证明当时的篆刻艺术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到了汉代,遂形成了中国古代篆刻发展的高峰。晋唐以后,随着中国实用文字的发展和变革,篆书成了历史的陈迹,因而去古逾远而篆刻艺术     

汉代女性诗歌浅析

汉代的女性诗歌是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女诗人身份的不同,可以将她们的诗作分三类,即宫廷诗、民间诗和异域诗。通过对汉代女性诗歌的研究,既可以了解汉代众生百态特别是女性的真实生活,又可从中把握文人五言诗的发展轨迹。     

汉代女性犯罪问题初探

在汉代,由于礼教的束缚,女性的活动空间大大不同于男性,主要局限于婚姻家庭之内,所以,女性犯罪空间相比男性大为窄小,其犯罪也带有明显的家庭性和从属性的特点。汉代刑罚的性别特征开始明显,女性在施刑上得到一些宽待,但是我们从汉代的犯罪、刑罚等制度上看到的依然是"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汉代法律的性别观念和汉代女性的法律地位。     

汉代女性财产权探析

有人认为,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女性没有财产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汉代,女性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包括财产的继承权、所有权和支配权等,这些财产权都为当时的法律所承认并保护。汉代女性的财产权要大于后世女性,但另一方面,它无法跟男性相比,汉代女性的财产权仍然从属于男性。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广州地区出土战国秦汉文字资料浅探

历年来广州出土的汉代以前文字资料已有相当规模,以文字载体分有铜器铭文、石刻文字、陶器文字、玺印文字、简牍文字等,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然而这些资料散见于各种书刊,迄今无人系统整理过。文章综述散见于各种书刊的广州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汉文字资料,并对这些珍贵出土文献在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等方面的价值有所阐发。     

阴阳五行思想对汉代音乐的影响

汉代音乐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繁荣受到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影响.从汉代音乐思想上看,阴阳五行强调宇宙一体化的思想促进了汉代音乐“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从汉代音乐形式上看,歌唱、器乐、舞蹈的形式都体现出受阴阳五行思想影响;从汉代音乐发展模式上看,阴阳五行重平衡的思想下形成了汉代音乐从传统重雅乐到雅俗并存的发展模式.阴阳五行思想对汉代音乐影响深远,形成了它独特的艺术体系.     

从吉语格言印论汉代祈福与修身的思想

汉印中的吉语格言印如同先秦时期的吉语格言古玺一样,并不具备信物的功能,其内容往往都是一些以祈福为目的的吉祥语词或修身的箴言。对所能见到的汉代吉语格言印内容进行比较整理和分类,并结合传世文献对其所反映出的汉代人们祈福与修身的思想进行分析和探讨。     

汉代张安世家族兴盛考

张安世家族是汉代众多的官宦世家之一,自张安世受封富平侯始,传国八世,历经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这在两汉时期极为少见。据文献记载,张安世死后极尽哀荣,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近年来相关的考古发现有幸使这一史实得以印证。200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了张安世的家族墓,出土铜车马器、铜礼乐器、玉器、封泥等大量文物,而其墓园形制规格极高。这一发现也证实了张安氏家族的兴旺发达。张安世家族之所以能长久不衰、持续发展,绝非偶然。张氏家族良好的家风及坚定的政治立场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紧跟时代潮流使家族逐步儒家化体现其与时俱进、吐故纳新的发展特点;与当权者及皇室的婚姻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宗族团结使其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等主客观因素造就了一个两汉时期的世家大族。     

论汉代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印章——兼论西汉蛇钮、田字格官印新证

汉代印章包括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印章继承发扬了秦印风格 ,其中蛇钮、田字格官印是汉王朝颁给少数民族官员的 ,也是秩官的标志     

汉代诏书与民生问题研究

汉代皇帝诏书中有很多是关注民生问题的,按内容可分为若干类,根据不同时期某类诏书数量的多寡,可推知不同时期诏书关注民生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大致而言西汉前期皇帝比较关注农业和刑罚吏治问题,后期赦诏和求言选贤诏较多;东汉诏书较多关注刑罚吏治问题,东汉中后期赈济灾贫的诏书较多。皇帝诏书发挥的作用,取决于诏书本身的内容,更取决于官吏对诏书的贯彻执行。影响皇帝发布关注民生诏书的思想背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神佑有德者的观念、对上古帝王德治境界描述的信仰、对阴阳灾异学说的信仰。     

南阳汉画像石的艺术表现形式

南阳汉画像石是我国现存汉代画像石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成就之一。它完整地表现了当时人们对绘画表现、艺术审美的追求,是研究汉代艺术文化的重要资料。南阳汉画像石在散点透视、以线造型和意象造型三个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     

《乐府诗笺》训诂考据方法研究

闻一多的《乐府诗笺》对三十多首汉代乐府诗进行了注释,对其训诂方法的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提高对汉代乐府诗歌和闻一多乐府研究的认识。闻一多主要利用系列通假字,找出意义关联,追根溯源进行解释;针对模糊疑难的字词,根据语境细致辨析词义;对于误读误写误传的字词,大胆质疑和校正,并提出合理解释;把字词放到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给很多字词以看似新鲜但言之有据的注解。这些理念和方法也凸显了闻一多深厚的学问功底和乐府研究的独到精微之处,对今天汉代乐府和古代文学研究的治学方法和精神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元代文人篆刻崛起的文化背景

蒙元贵族对印章的大量需求、异族文化情趣对汉族文人的影响等因素相互作用 ,促进了元代文人对印章制度的探讨 ,促进了印文内容和用印方式的变化 ,促进了印章材料的多样化择取 ,并最终促成了以朱、王冕为代表的文人篆刻艺术的崛起     

帝王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开拓——读龙文玲《汉武帝与西汉文学》

龙文玲的新著《汉武帝与西汉文学》从特殊读者和特殊作者影响文学的角度,把汉武帝一生分为几个阶段,探讨了汉武帝不同人生阶段对西汉文学的影响,由此揭示了帝王影响文学的一般规律及原因,为学术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拓展了道路。     

“桑中之戏”发生变奏的文化阐释

根据女性在＂桑中之戏＂中主观意愿的不同,可以将这一行为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两情相悦的男欢女爱,二是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先秦《诗经》和汉代乐府对此呈现出不同的创作模式和表现形式。这种变化轨迹的形成,除了汉儒为推行礼教纲常而刻意塑造道德典范的主观动因之外,还和先民性道德观的自觉形成不无关系。     

汉四家诗与荀子

从引诗的角度全面考察汉四家诗与荀子的关系：《毛传》趋同荀子，另一方面亦异于荀子，并且只是借鉴荀子诗说。《齐诗》与荀子的关系，今人论及较少。通过考辨可知，《齐诗》亦趋同于荀子诗说。经学史与文献上都有证据可以证明今文鲁、韩二家同于荀子诗说。基于此种现象，则应着重把握它们之间并不齐一的一面。总的结论是汉四家诗与荀子之间的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既不应否定，也不宜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