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独恶宋江”论——兼谈文学接受中的误读

本文分析了金圣叹误读所产生的原因,并认为金圣叹的误读是一种“正误”,虽与创作本义有所牴牾,但作品本身却客观上显示了其内涵,因此误读又切合作品实际,令人信服,这正好说明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极具个性与创造性。     

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与日本江户文学

金圣叹的文学批评 ,对日本的江户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 6 3 9年日本的锁国政策不但没有中断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反而比以往更加密切。江户时代 ,随着中国商船运往日本的图书贸易 ,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先后批量运往日本。至于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被日本认识和接受 ,前期主要通过以清田儋叟为代表的儒者群 ,后期则主要以泷泽马琴为代表的作家群     

金圣叹“独恶宋江”论——兼谈文学接受中的误读SSCI

本文分析了金圣叹误读所产生的原因,并认为金圣叹的误读是一种“正误”,虽与创作本义有所牴牾,但作品本身却客观上显示了其内涵,因此误读又切合作品实际,令人信服,这正好说明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极具个性与创造性。     

金圣叹的次要人物论

明清之际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西厢记》时,提出了次要人物的概念,及与主要人物的关系,论述了人物艺术作用,探讨了塑造次要人物的基本方法等,这对建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小说理论、小说美学是很有益的。     

论金圣叹的细读批评

细读构成了金圣叹文本解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金氏所谓的细读是一种“文本阐释”策略,它是以紧盯细究的方法,对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甚至逐篇地加以批注,以便见出文学作品的精微细妙,它颇类似于欧美“新批评”所主张的“close reading”。金圣叹的这种细读批评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注入了理性分析的血液,无疑是对长期以来那种“妙处不必可解”批评模式的反拨。     

金圣叹与李渔戏剧结构论比较

金圣叹和李渔的戏剧美学思想存在着诸多差异,反映在戏剧结构理论的探索上,他们的这种差异集中地体现在对于戏剧结构中不同艺术要素的侧重:金圣叹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感情的展现,并主张以塑造人物为核心来组织戏剧的结构;而李渔则更加推重故事情节的新奇,他将情节视为组织戏剧结构的中心要素。     

论金圣叹文学评点在韩国的传播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通过对《水浒传》、《西厢记》的评点 ,完善了小说、戏剧评点的内容和形式 ,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批评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文学评点还在朝鲜半岛得到广泛传播 ,文章介绍了金圣叹文学评点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具体情况并分析其原因 ,阐明了中韩两国古代文学的密切关系 ,揭示了中国文学对朝鲜半岛文学的巨大影响。     

论金圣叹的“杜诗”诠释美学观

作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文学评点家,金圣叹在其所评诸书中不但多有立异标新、别开生面的诠释,而且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诠释美学命题,尤其提出了先生未必如此作,吾不可不如此读的诠释美学观。在诠释杜诗时,他把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关系从杜甫的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注入自己的主体性。金圣叹所使用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解诗方法可谓一把双刃剑。其积极的一面,就是当其与尚论古人的一面相结合时,可以调动读者的主体性,实现作品意义增值的效果;其消极的一面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容易与作品所表现的实际内容相脱离。总体而言,金圣叹的杜诗诠释美学观念富有创造性,得大于失。     

鲁迅、周作人论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之个案考察

1930年代前期,因着个人好恶的制约和政治、文学论战的需要,鲁迅、周作人先后发表多篇谈论金圣叹的文章。作家与学者的身份缠夹,对待基本史料的实用态度,造成了各取所需的文献取舍和有意无意的细节改篡。鲁迅以杂文笔法来解构周作人的文学史建构,周作人则试图用文学思路消解鲁迅提出的现实问题。相异的人生取向、文化趣尚和文学提倡,左右了两人对金圣叹的臧否毁誉;史料征引上的缺陷,限制了各自论说的学术史价值。以史实为准绳衡估周氏兄弟评价金圣叹的是是非非,为研究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     

金圣叹的文学接受理论初探--以其戏曲小说评点为例

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金圣叹在其以评《西厢记》、《水浒传》为代表的戏曲小说评点中阐发了许多重要的文学接受理论。首先,金圣叹对文学接受活动中接受者的接受主体地位、接受能力和接受条件相当重视。其次,金圣叹对文学接受的导向性特征有自觉追求,对文学接受在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实现过程中的重要性有深入阐发。第三,金圣叹的戏曲小说评点将批评和鉴赏结合在一起,是一种独特的批评形式和鉴赏形式,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接受理论形式。     

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

辽金元时期 ,随着“北方”地域文化生态的变迁 ,大量的非汉族作家出现于文坛 ,少数民族语文学获得较高水平的发展 ,中原文学的中心也由传统的中原地区而向北转移 ,独立的北方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辽金元文学作为北方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 ,其基本风貌和审美品质 ,实际上也是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滋养的结果 ,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辽金元地域文化为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交汇与融合的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上的三朝文学 ,所体现的社会审美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等方面也相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

从儒家经传诠释的层面上看,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可说是魏晋经学乃至东晋论语学的最显著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玄、儒、佛这三大思想流派,都在东晋《论语》注文中有所体现,东晋时期的《论语》注家,尤其是玄、儒两家,都借助义解而阐发自己的主张、见解,发挥注者自己所认定的经文文本“义理”;而且在《论语》注内部,义理之学、训诂之学并存,建康经学与吴地经学交相震荡,从而更催生了东晋《论语》注的更多小派别。东晋《论语》注多元化特色的出现,有其主、客观原因。     

从轶事到小说--论"麻疯女”故事的起源与发展

清代文言小说中,"麻疯女”故事以不同的形态被多次记载或敷衍,从乾隆间的<秋灯丛话>到光绪初的<夜雨秋灯录>.这个故事的要素有三奇特的风俗"过癞”,贞洁的女主人公,还有蛇酒对癞病神奇的疗效.本来作为志怪传奇小说的对象,最核心的应该是"过癞”,但随着故事的发展,"过癞”渐渐退为叙事语境,而贞洁的女主人公则成为故事的真正主角,在这种转变中,轶事性的故事也就上升为文学性的小说.     

文化心理变迁对巴金小说创作的影响

作家特有的文化心理往往会使作品呈现出其独有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从而影响着作家的创作风貌。由于家庭环境、政治信仰等文化因素和社会现实因素的影响,巴金的文化心理在经过1934—1935两年的创作沉默期后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而巴金文化心理的变迁,对作家在文学与革命的选择、英雄与普通人的塑造、社会与家庭的题材书写等方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反映出巴金将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宣泄政治热情的代偿性行为向有意识创作转变的心路历程。     

魏晋文人集会活动所凸显的文化意蕴

从魏晋文人三次著名的集会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曹操父子与建安诸子宴饮游园赋诗活动的影响;还可以看到,这类聚会由最高统治者出面组织逐步发展到成为由具有共同文学爱好的人士自由组成,文人的独立自由意识在增强。不仅如此,魏晋文人的集会活动还体现了某种哲学意蕴和民俗文化特点。     

北方地域文化生态中的辽金元文学创作格局

辽金元三朝,随着北方地域疆界的大跨度北延,政治、文化的中心自中原北转,人口构成成分、民族关系及文化传统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迁。北方地区的文化生态主要包括了总属于中原汉文化区的燕赵文化带、河汾文化带、齐鲁文化带、汴洛文化带和京都文化带等。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薰染和制约,各文化带上的文学风貌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     

辽金元佛教与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在契丹、女真、蒙古诸族在进入汉地并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入与汉族的交流,这种交流与其接受汉地文化同步,而佛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有力地推进了这些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这也是中国佛教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     

论魏晋文化中“清”的美学意义

"清"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清"作为自觉的文化审美追求起源于先秦道家哲学思想,它既是老庄哲学的重要概念,又是审美的最高追求。"清"之风盛行,影响遍及人物品鉴、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领域,"清"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和艺术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审美精神,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对后世文艺作品的审美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迄隋官员任期探讨

曹魏官员尚无明确任期规定,两晋始规定官员任期为六年.南朝刘宋前期行六年之制,后期改为三年制,此被南齐、萧梁和陈朝继承并有所变革.北魏早期以久任为原则.自孝文帝至北魏末,地方官任期为六年,中央官则为三年.北魏宣武帝后规定散官任期为四年.东魏北齐地方官任期不足六年,西魏北周内外官任期为四年.隋朝开皇年间几经改革,至开皇十五年文武长官任期稳定为四年.杜佑所云"魏晋以后,皆经六周"的说法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