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秦始皇的功与过

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中国,并非个人才能所致,不过是“续六世之余烈”而已。秦统一后,虽颁布了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的政令,但面对当时中国仍保留着封建割据状态的现实,他没有采取与民休养生息和稳定政局的措施,而是进行史无前例的大役使、大榨取、大刑杀、大巡游、大求仙等,致使民不聊生,百姓疾苦。秦始皇的骄奢淫暴、喜阿谀奉承的品性与“雄才大略”、“千古一帝”之称的确不相符。所以,对他的评价不宜过高,还应当更低些。     

论方国珍的功与过

据笔者的统计,自1900年至1986年,中外史学家有关元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不包括书籍),共有351篇,其中有关方国珍起义的总共只有6篇,连2%也不到。由此而见,我国史学界对方国珍的研究的确冷漠了。而在评价方国珍时,几乎异口同声地贬多于褒:“方国珍原是‘聚众数千人,劫运艘,梗海运’的海盗,他被起义浪潮裹挟进来后,始终貌合神离。”“他是浙江台州的土豪,乘元末统治者的势力衰微时,在渐江割据了很久,但他和张士诚一样,时而降元,时而附明,和农民起义也有着若干区别。”有的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方国珍不能称为农民革命的领袖。”经过笔者的研究,认为上述对方国珍的评价是不公正的,至少是以偏盖全。笔者凭着“从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原则,特写成此文,以求教于史学界。     

论张士诚的功与过

据笔者的统计,自1900年至1986年中外史学家有关元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共有351篇,其中有关张士诚起义的总共只有9篇,连3%也不到。可见我国史学界对张士诚的研究,是够冷漠的了。而在评价时,又大多持否定的态度:“张士诚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虽然也一度反抗过元朝,有着一定的影响,但他不是当时农民群众的真正领袖。”①“张士诚原是个盐霸。由于他和当地豪强地主结下了私怨,无处容身,趁刘福通起义,也杀了‘冤家’,在苏南‘起义’,……迷惑了一大批深受苦难的盐民。”②“张士诚是个‘以私贩缘为奸利’的‘盐狯’,这个出身养成了他见利忘义、朝秦暮楚的狡诈性格。尽管有不少同志慷慨地赠他一顶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帽子,实际     

“两田制”的功与过

“两田制”的功与过山东省沂南县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国以民为本,民以土为根。土地不仅仅是财富之母、立国之基,而且是农民的生命线、安全线、保障线,还是带动农村经济腾飞和工商各业发展的动力源和推进仪。均田制带来了农村第一步起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积贫积弱...     

贺昌在中央苏区

贺昌（１９０６～１９３５），山西离石县柳林镇人。他不仅是山西早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是山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创建者和首任太原团地委书记。由于阎锡山当局的通缉，１９２３年春，贺昌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调离太原，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贺昌离开太原后，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任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中共南方局和北方局书记，并在党的五大和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３１年赴苏区工作。红军长征后，贺昌留在苏区坚持斗争。１９３５年３月，在一次突围战斗中，壮…     

项英在皖南军部时期的历史功过

项英在皖南军部时期的历史功过李百齐从１９３８年１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到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爆发，这一时期，史称皖南军部时期。这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委（对外称副军长）、军分会书记，是新四军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对项英在这一时期...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瑞金

1931年7月的一天,从闽西长汀到瑞金的崎岖小路上,挥汗奔走着一位个头不高蓄短发、目光炯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27岁的邓小平,受中央委派赴瑞金任县委书记纠正肃反错误开拓新局面瑞金,当时是中央苏区的心脏,然而,这里的工作不尽人意:生产萧条,空气沉闷。苏区中央局下决心立即采取组织措施:派一个得力干部去瑞金,尽快扭转被动的工作局面。     

中央苏区与“中央苏区大埔县”源流记

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含广东省与闽西相连的大埔县等)建立的全国最大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倾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心血的中国革命指挥中心。1933年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范围迅速扩大,至年底,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苏维埃区域。中央苏区辖区范围内的县称“中央苏区县“。大埔苏区先后在闽西、闽粤赣、福建省苏区领导下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     

项英在富田事变中的积极作用

项英在富田事变中的积极作用张世贵，阿城，韩金香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冤假错案。项英也因此而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富田事变这个长期无人敢碰的铁案终于以丰富的材料恢复了本来面目。...     

对费尔巴哈人本学之功过的反思

对费尔巴哈人本学之功过的反思毅耘人本学是费尔巴哈整个哲学体系一以贯之的基本理论，他在哲学史上的卓越贡献与存在的理论失误，均集中体现和导源于其人本学。但是，审视一下我国已发表的哲学论著，我认为对其人本学的研究、阐发尚不够系统、深入。笔者在近几年较系统研...     

Goldberg构式语法的“功”与“过”

构式语法理论打破了词法与句法、语义与语用、语言能力与语言应用、语言知识与非语言知识之间的传统界限,但它也是一种建立在认知语言学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同样也具有认知语言学的一些弱点。文中就Goldberg构式语法的构式、特点、优越性及不足之处进入了深入探讨,得出构式语法研究的是语言的方方面面,有着传统语法和生成语法所无可比...     

功与过:文革前十七年新诗中的现实主义

文革前17年新诗中的现实主义具有"应该是这样”的前瞻性写实倾向,这一写实倾向将新诗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但极左思潮的日益加剧,导致这一创作特色成为助长政治权威话语的图解手段,随着诗人主体的失落,现实主义也陷入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泥潭.     

刘少奇与中央苏区的工人运动

刘少奇在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人运动中,坚决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抵制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成就卓著。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从调查研究入手,健全和完善苏区工会组织系统;二是纠正工会的关门主义错误,让“独立劳动者”加入工会;三是批评《劳动法》的教条主义,纠正经济斗争中“左”的错误;四是组建“工人师”,首次提出“三人团”管理生产     

项英在新四军工作期间的功过研究综述

60年来学术界对项英在新四军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和研究深受官方评价和政治气候的影响,历经曲折,近20年来总的趋势是向客观公正的方向发展,项英的新形象已树立起来.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尚有六大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项英与《红色中华》报论略

作为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之一,项英与《红色中华》关系极为密切。他一度是《红色中华》的实际负责人,在该报上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还介入《红色中华》的编审业务,借以指导现实工作。而且在他的影响下,《红色中华》成了苏区政府的一个工作平台,刊登了大量的行政公文,在当时的苏区引起了不同的评议。用报纸发布机关公文,确实降低了其作为大众传媒的现实功能。不过,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此举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中央苏区货币流通的经验与教训

中央苏区的货币流通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可供历史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主要经验有:统一印造货币,集中发行货币;提高货币信用,保证纸币兑现;控制财政发行,防止货币贬值;开展货币斗争,打击敌人破坏。重要教训有:苏区经济衰退,货币信用下跌;纸币超量发行,引起通货膨胀;铸行虚值铜元,造成币制混乱。     

红色旅游与中央苏区的振兴发展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提出对原中央苏区的发展意义深远。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是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重要举措,切实提高当地政府的组织和管理水平与旅游企业的经营水平,提升红色旅游区域的品牌个性及当地民众的道德素质,是促进原中央苏区红色旅游发展的有效途径。     

查田运动与中央苏区民众动员

江西苏雏埃时期兴起的查田运动,是苏区传统农村阶级基础的重建和再造的过程。它开创了一种社会革命的动员模式——这种模式通过一种“阶级”的话语表达,结合大多数农民具体权益的满足,凭借有着极强渗透力和保障功能的基层组织,将传统社会的地方、血缘、宗法关系等内核,创造性转化为土地革命中的积极因素：通过查田运动,苏维埃政府与民众的联系空前紧密,不时经受着洗刷的基层组织也具备了一种动态式的活力,成功地实现了苏区的阶级基础再造,最终达到苏区民众的革命性动员的目的。     

排球技术的脚功与手功

排球技术包括各种合理的击球动作,以及为击球作准备的各种动作,前者主要用手来完成,后者主要用脚来完成。笔者认为:排球的基本功就是排球技术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技术动作,具体内容是各种合理而有效的步法、手法、眼法及腰法。我们把基本功的具体内容归结为:“两种脚功,五种手功,腰功、眼功贯彻其中”。两种脚功是移动和起跳,五种手功是传、垫、扣、发、拦,眼功就是战术意识,它和腰功都贯穿在各种脚功与手功之中。因此,脚功与手功就成了排球技术的主要内容,是排球的基本功。基本功是完善和发展排球技术的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是排球技术的关键环节,是各种高难技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排球运动又是多种战术和技术的较量,战术以技术为基础,技术以基本功为基础,尤其对我们普通高校的排球教学而言,基本功更显重要,是我们应该着手解决的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