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评析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植根于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社会.祖先崇拜观念在古代中国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祖先崇拜抽象观念的物化形式,宗庙即是古代中国用于祭祀祖先的礼制性建筑.     

《蒙古秘史》礼制研究

《蒙古秘史》提供了蒙古族礼制起源和发展的最早史料,主要记载了蒙古族早期的婚俗之礼、安达之礼、祭祀之礼、禁忌之礼和饮食之礼等。这些礼制以蒙古族天命论信仰为信托,是天命神学的礼制之规范。《蒙古秘史》之礼制反映了蒙古族礼制起源的时间和来源的多样性以及注重仪式的本质属性。     

北魏永固陵陵寝制度的几点认识

通过对北魏平城永固陵的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魏王较早期的陵寝制度较汉民族封建王朝要随意得多,但在定都平城之后,即开始按照华夏礼制建立宗庙祭祀制度,然而在陵寝制度方面仍保留着一定的传统习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北魏永固陵陵寝制度的几点认识

通过对北魏平城永固陵的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魏王较早期的陵寝制度较汉民族封建王朝要随意得多,但在定都平城之后,即开始按照华夏礼制建立宗庙祭祀制度,然而在陵寝制度方面仍保留着一定的传统习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关帝庙礼文化在康区的传承与开发

祭祀是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关帝祭祀在康区的确立使关帝庙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文化职能。它的传入表明内地的礼制延伸到了康区,关帝庙则成为中央向边疆推行礼制的一个重要载体。关羽的勇武形象是清代帝王推崇关帝祭祀的另一目的,这就使兴盛于康区的关帝庙具有镇摄边关的性质。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礼制的确立与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大息息相关;礼文化的形成得到了古今中外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发展空间。而这既有助于对清代治理边疆政策的再思考,又有助于重新审视礼制对康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释戒”的“格戒”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戒律与礼制在观念、制度、生活等层面,体现出彼此“同一”与“差异”的“文明对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与儒士将中国本土之礼仪制度与佛教的戒律仪轨互相类比、诠释,通过“以礼比戒”“援礼义证戒”等“以礼释戒”的阐释过程,出现“格戒”的现象。同时,这一时期的佛教通过翻译律典、制订中国僧制,树立“戒礼有别”的主体意识。     

试谈辽礼及其与唐礼宋礼的关系

我国古代中原各王朝都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无一不以“礼制为本,法制为用”做为其统治的指导思想和统治的基本手段.古代的“礼”,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等一系列典章制度以及贯穿其间的思想观念;就狭义说,则专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经常举行的祭祀、朝觐、冠昏、丧葬、军旅诸方面的礼节仪式.礼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及其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历代王朝,为了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地位和维护统治秩序,又把“礼”制度化,成为礼制.     

论老子贵身治天下的思想通于礼的治国论

老子本是礼学专家，其人其学与礼学不无关系，在讨论老子政治思想时，不能忽视这个实实在在的文化背景事实。老子贵身论与礼教孝道中的重身思想积淀有相同之处；老子“以正治国”、推身及政思想与礼学治国以礼的人治内涵实有汇通之处。老子政治纲领体系以祭祀为支点，这是三代礼制传统的意识形态反映，与各路礼家都以祭祀为治天下的意识形态论完全一致。     

儒家祭祀文化与东亚书院建筑的仪式空间

祭祀文化是儒家礼制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祭祀是书院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韩两国的书院都有祭祀的建筑以及相应的仪式空间。东亚书院祭祀建筑的布局有着严格的规矩,遵照传统礼制思想中的方位观念。因礼仪交往行为中的宾主位置关系形成了古代建筑(包括书院建筑)中的东西阶制度。     

论宗庙祭祀及其文化特征

本文在对宗庙的规制和宗庙祭礼进行考述的基础上,梳理出历代王朝宗庙祭祀活动的演进状况和变化轨迹,并着重讨论宗庙祭祀的文化本质及特征,指出其产生的依据是祖先崇拜的结果,而祖先崇拜的本质则又是人类生殖崇拜观念的必然反映。同时,文章还揭示了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一中国式的表现形式——宗庙祭祀活动之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若干文化特征。     

略论中国的社稷祭祀礼仪

礼仪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祭祀礼是礼仪中最重要的制度。社稷礼仪制度的本质是古代农业民族的信仰理想的折射和统治者强化国土观念 ,是崇本重农观念的仪式化的集中体现     

唐代端午节庆探释

唐代端午节庆的礼俗,宫廷与民间有共同之处,又不无差异:宫廷活动以互赠礼物为主,民间活动以南方竞渡为特色。这种差异,源自唐代宫廷较多地承继了北朝宫廷的习俗,而北朝宫廷则沿袭了传统的汉廷礼仪,其节俗意义重在避邪;民间的南方竞渡具有悠远的民俗传统,其意义已由祈禳而转化为人物纪念,被赋予了情感意义,充分发挥了节俗的娱乐功能。唐代宫廷与民间在端午礼仪上的同异,反映了在地理因素中南北历史文化发展的差异。     

“观渔”之礼的兴衰及其深层原因探究

统治者“观渔”,在有些朝代不合于礼,而在有些朝代的前期却是祭礼或嘉礼的应有之义,但在其后期往往又变得有悖于礼.“观渔”是否合于礼,因时而变,应肇因于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结构及民族文化特色的变迁或民族认同的深入.“观渔”之礼的兴盛,往往以渔猎经济的地位之重为根本,而“观渔”之礼在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后期的式微,应是农业经济主导地位已然确立和农耕文化获得认同的结果.“观渔”之礼与经济结构变迁的联动性,是礼的实践性的典型反映.     

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与唐宋时期的礼制下移

唐宋时期,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活动逐渐全面展开,推行教化的记载在典籍中频频出现,与此前朝代相比,俨然成为一种潮流。在这些礼仪教化的事例中,无论是从推行祀典之时的由禁毁淫祠到封赐庙额、劝谕旌奖孝悌之意由长吏随方诱劝到张挂榜文于乡村,还是推行婚丧礼文之际由明列科防到解说婚丧之礼,都可以看到,唐宋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中已经表现出了日趋细致具体、贴近百姓生活实际的趋向。唐宋时期,正是通过地方官社会教化活动的不断展开,官方礼制渐趋由文本付诸实践,由朝廷推向民间,逐步实现了礼制的下移。更深层面的问题则是朝廷的统治力量渐趋下延到了基层社会民众之间。     

论中国古代书院的学礼制度

中国古代书院学礼制度源于中国古代学礼制度。书院学礼制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一是修学与讲会之礼容礼仪;二是释奠释菜等祭祀礼典活动。书院之学礼,有其自身的特色,书院祭祀系统代表着书院的道统与学统,在完成书院培养人材的目标、继承传播和发展传统的儒家文化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妇女相关的法律问题及司法案件

本文从法制史的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妇女相关的法律问题作了初步探索；对婚姻政策、礼仪法规、司法案件、人身及财产权利等，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     

孔子的祭祀观及其对汉代社会的影响

祭祀礼仪在孔子力图重建的礼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对祭祀有完整而系统的认识,他的祭祀观念深刻而全面,他认为祭祀要"慎"与"敬"。孔子的祭祀观继承了殷周时期祭祀理念的合理成分。在孔子的观念里面,原为祈福、禳灾的祭祀已丧失了原始的价值与意义,成为涵养个人品德及教化他人的仪式。这种祭祀观薪火相传,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形成与发展均产生了巨大作用,孔子祭祀观对汉代的祭礼及祭祀理念的巨大影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礼学”思想的实践价值

中国礼学思想经过了祭礼、礼学、礼治和礼仪四个阶段的发展,其合理因子至今仍对社会产生影响。其“不学礼,无以立”的培养伦理本位,“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培养目标,“人是礼仪的存在”的生活化培养途径,“克己复礼”的内外双行为培养准线,对现今以就业为导向、过度注重技术训练、忽视人文素质培养的职业技术教育尤具现实意义。     

从郑玄、王肃的丧期之争看经典与社会的互动

三年之丧在儒家经典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历来深受重视,分歧也因此较多。就丧期而言,有郑玄、王肃的二十七月、二十五月之争。王肃依据两汉以来三年之丧皆为二十五月的历史事实,提出祥同月。郑玄更看重理论上的合理性,认为礼缘情制,但需立中制节,所以重视祭而延长丧期,并通过祥异月确立的原则体现儒家丧礼的制作精神,以求收拾人心、整合社会之功用。两晋以后,郑玄之说逐渐流行,成为从朝廷到民间都普遍遵守的制度,但遵守的同时又意味着对郑玄当初用意的背离,人们看重的只是丧期的延长更适合表达丧礼中必要的哀戚之心,而这种重视情感的表达方式总是能够获得朝廷与社会舆论的褒誉。这一过程中,社会与经典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