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财富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方式。于是,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和全球化治理的层面上便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论",转而成为用以克服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建构国家文化治理,成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家治理模式是由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它们是由不同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治理模式呈现出动态演化与形态多样性的特征.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有效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一种互惠与共生的状态.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锦标赛机制、治理模式转型与改革进路

目前为增长而竞争的锦标赛激励机制仍然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也是导致政府治理模式日渐异化为趋利性政府甚至公司化政府的重要诱因.由于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干预和资源配置的能力加强,其弊端和危害与日俱增.当前正处于改革政府治理模式的转折点,如果一味强调维稳不仅会日益抬高问题的治理成本,而且可能会错失改革的机会窗口.在沉淀了师从苏联与欧美发展模式的有益养分与体制痼疾之后,中国既需要继续实行带有试验主义性质的增量改革模式,更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厘清改革的战略目标模式以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减少发展中的随机性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否则,当前的经济转型和政府治理模式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在中长期内会导致中国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治理困境甚至转型危机.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需要彻底完成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成法治国家。这是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顺应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变化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伟大变革。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领域的革命,首先要锁定重点领域,加快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打造法治政府,以此撬动法治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革命。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民主和法治实现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和定型的必由之路。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拷辨

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如同公司治理。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向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路径选择。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基于人性禀赋及其市场经济要求有其人性共通性一面,但也存在不同国情的差异性,从而表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只有建立在人性基础上,才凸显其意义。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避免是否"西方化"的伪命题干扰,也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基于特殊国情,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非完全自主性社会转型现象。因此,历史惯性下的特殊国情促使中国更应当考虑通过威权政治作为过渡手段以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     

国家治理的科学内涵及实质抉微

对于国家治理的科学内涵与实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把握.首先,三中全会精神是解读国家治理内涵及其本质的突破口.国家治理借助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机与突破口全面展开,我们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国家治理的内涵及实质.其次,社会制度是把握国家治理科学内涵及其本质的根基.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治国理政的方针.最后,基本国情是理解国家治理内涵及其本质的依据.只有紧紧抓住我国正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才能在对依据的深刻把握中加深对国家治理科学内涵及实质的理解.     

论国家治理的公平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包括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平化和法治化这四个主要趋势。其中,国家治理的公平化,是指通过国家的公平治理以促进经济公平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根据十八大报告的总体布置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公平化,需要确立公平治理的价值理念、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构建公平治理的体系能力、推进经济的公平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特别是要注重提升政府通过公平施政、公平行政和公平治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在借鉴西方福利国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的民生国家建设之路,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政府职能定位与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

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需要对政府职能进行新的定位,政府治理模式需要进行转型.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需要重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塑行政运作的程序.通过对我国经济改革历程进行梳理发现,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压力型体制到合作型体制、从实质理性到...     

社会空间的拓展: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透视

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已拉开帷幕,此次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实质性变革.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看,国家社会化是此次改革的内在逻辑.从现实背景来看,民间组织的大量涌现以及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是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从主要趋向来看,经过此次改革,社会力量将从边缘走上前台,社会治理将从控制走向共治,市民社会将由弱小走向成熟.总之,国家与社会将朝着一种全新的关系模式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政府治理模式探讨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府治理模式改革与完善的新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本质上并未脱离全能主义治理模式的窠臼。随着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凸显,这种治理模式的优点被无限放大,缺点被深度忽视,而且该模式虽然有所弱化,但本质仍未改变。这种治理模式虽有其运用有效、效果显著的优势,但长期过度使用势必使政府权力不断膨胀、难以制约,损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因此,必须正视这种全能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并逐渐弱化这种统治型治理模式,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指导,推进政府治理模式向限权、民主、法治、责任等多元价值并重的多维复合型治理模式转变。     

福柯的政治技术论及其启示

揭示并批判政治技术从传统到现代国家的演变及其未来走向,是福柯后现代微观政治哲学富有创见性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权力统治方式的独特微观历史考古与谱系学研究,福柯提出政治技术的相关概念,认为权力对社会和个人统治的方式是一种传统政治技术.他把现代国家的本质视为日益工具化的政治技术,认为现代性政治技术的日益普遍与强化形成了新的全景敞视与统治,也造成针对个人的"全景敞视主义",走向启蒙理性自由的反面,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缺乏一套自主的政治技术.为克服现代性国家治理的困境,福柯提出政治技术未来发展要走向政治艺术,形成了政治美学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福柯政治技术论对深刻认识当代西方国家治理的本质及问题,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思想资源,开创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都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国家能力评析:基于治理的视角

在治理时代,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及其能力成为讨论热点。根据治理理论的脉络,国家能力几经变迁,但治理的兴起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能力的降低。国家的权力、资源和合法性使得治理理论难以对国家的地位构成实质性挑战。在治理的视野下,发生转变的是思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方式,以及国家能力的行使方式。对中国而言,需要从特定的国家治理现状出发来理解现行的国家能力。     

制度供给、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农村治理

治理分为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两类项目。在中国自上而下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下,有必要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梳理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经济和政治治理的变迁情况。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中央政府针对农村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受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的权衡及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条件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的原则,都是内生于以财政收支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建构过程的。特别是由于治理的实施既有赖于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间的权衡,同时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因而蕴涵在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收支安排中的政府收支责任及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问题,对中国农村治理有重要影响。     

WTO规则与政府管理的变革

入世后的中国各级政府面临的改革中,尤其重要的是:实施依法行政,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转变角色,从管理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改革规制,从计划政府走向市场政府;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从单中心统治走向多中心自主治理。     

论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合作治理

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合作治理,是在生态环境领域中建立的一种超越环境工具理性和体现高级环境价值理性的合作形态.走向环境合作治理是遵循社会治理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是顺应生态环境治理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在走向环境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中,环境友好型政府应当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其根本任务在于:政府应当从构建"合作政府"范式的高度来不断加强环境合作政府建设,从培育成熟社会目标的高度来逐步引导社会环境自治力量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