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两蕃与唐朝关系的演变、原因及影响

"两蕃"即契丹和奚,他们与唐朝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归附唐朝并不时向唐朝尽藩臣义务,同时也相应地得到唐朝优惠政策的扶持,获得稳定的发展,进而对唐更加忠心;另一方面,他们与唐不断发生冲突和战争,破坏了双方建立起来的和谐的君臣关系。这些复杂关系的变化是内外因素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其中,内部因素中两蕃自身的发展与游牧民族的特性是其调整对唐关系的根本原因;外部因素除主要来自唐朝稳定的农业经济的吸引力、唐朝统治阶级的民族思想和唐朝国力的强弱外,还有北方强大少数民族的影响。两蕃东南接以营、幽二州为中心的唐中原边境地区,东北毗邻靺鞨、室韦等东北少数民族,东距高丽,西临突厥与回纥,他们对唐的态度冷暖变化直接关系到营幽一带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对唐朝所设的行政机构能否有效管制对东北地区以及对北方强大少数民族的防御影响巨大,同时,对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社会形态的转型以及在东北地区政治地位的提高也有很大影响。     

唐朝后期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

在唐文宗到唐昭宗年间南诏与唐朝且战且和,直到唐朝、南诏灭亡,在这个时期,唐朝与南诏的关系仍然是一种隶属关系。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双方也试图建立一种稳定的友好关系,但是历史的发展已经需要重新寻找平衡点,所以唐朝与南诏在最后的博弈中,双方都耗尽了各自的实力,随着双方的灭亡结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唐代的回纥与中外文化交流

从唐政府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来看 ,回纥与唐王朝的关系具有相当的特殊性。正是这种全方位互助、互补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使得回纥不仅在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且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本文力求通过探讨双方间的特殊关系及回纥对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 ,初步揭示出回纥在唐代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     

唐与回纥和亲的原因及意义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盛转衰。为了稳固统治,唐朝与回纥首次采取了和亲策略。唐朝统治者的个人因素给和亲政策提供了可能性,是唐朝政府维护统治的现实需要,也是唐朝统治边疆的一个有效方法。唐与回纥的和亲具有代表意义,巩固了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     

回纥汗国的创建及其盛世的形成──兼论回纥对唐关系的历史推移

回纥汗国狂飙式的崛兴乃是８世纪中叶漠北、中原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历史产物。骨力裴罗称汗建国乃乘后东突厥汗国的覆亡，葛勒可汗武功盛世的形成则恰值唐朝内乱，国势中衰．回纥三次遣兵助唐平叛，并与唐朝建立了马绢互市关系，开创了游牧民族政权与农业民族政权之间互助、互补关系的先例，但随着两国强弱的变易，这种邦交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位序颠倒．     

回纥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世为唐臣"思想虽是吐迷度与铁勒诸部首领的共同思想,但吐迷度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世为唐臣"思想虽有一个演变过程,但其主线十分清晰.在吐迷度等人的意识中,"世为唐臣"思想具有接受唐朝官爵、成为唐朝臣民、加强与唐朝联系以及得到唐朝的庇护等比较丰富的内涵.这一思想已经渗入到吐迷度及其之后许多回纥首领的脑海之中,成为回纥首领处理与唐朝关系的主流思想.顿莫贺可汗提出了"以血洗血"和"以水洗血"的概念,"以血洗血"相当于以暴易暴,"以水洗血"相当于以德报怨."以水洗血"思想的形成,既与顿莫贺可汗个人的智慧有关,也与回纥当时的政治局势、各种利害关系以及复杂的外交环境有关.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要人们能够按照"以水洗血"的思想处理各种矛盾,民族关系就会更加和谐,社会秩序就会更加稳定,世界就会更加和平.     

东突厥、回纥与唐朝关系再比较

东突厥、回纥是在我国北方先后兴起的两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都与唐朝来往频繁,但民族关系的主流却截然相反,虽对唐都有军事援助,但唐朝皇帝向它们借兵时的心态大不相同,它们对唐军事援助的作用及留下的后遗症也不尽相同;最终虽都统一于唐,但其统一于唐的方式大相迥异。对其作些比较,探究其中原因,将会有助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深入研究。     

太宗朝唐与回纥之关系探蠡

回纥,又称回鹘①,今新疆维吾尔族与甘肃裕固族的祖先,属于铁勒诸部之一。隋末唐初,与其他铁勒各部散处于今蒙古 高原,西至天山,分别臣属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贞观二十年（646 年）,唐太宗灭亡薛延陀汗国,漠北铁勒诸部开始散乱的各 自发展,回纥顺应时代潮流,选择亲近唐朝积极与唐朝交流互信,最终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漠北铁勒诸部,建立了强大的漠 北回鹘汗国。以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为时间段轴,梳理了回纥与铁勒诸部周旋,逐渐强盛以致为后来取代薛延陀建立强盛的 漠北回鹘汗国打下坚实基础的历史。     

回鹘改宗摩尼教新探

安史之乱时(755—763),回纥曾派兵帮助唐朝平叛,但也有一些九姓铁勒部落参与了叛乱。可见回纥汗国(744—840)建立经历三代可汗,九姓还没有完全认同回纥汗国。本文的研究表明,762年汗国第三代统治者牟羽可汗南下中原的结果,一方面是信奉拜火并纠集突厥残余的安史叛乱被平定,一方面是对于回纥汗国族群认同有着决定意义的摩尼教高僧被请到漠北,回纥汗国族群认同的障碍终于扫除了;牟羽可汗与摩尼教的完美结合,开始了回纥族群凝聚的新的历史阶段,因而他本人被后人神话为回纥/回鹘始祖。     

唐朝在回纥、东突厥地区设立的府州考

一、唐朝在漠北回纥地区设立的府州隋唐时代,于北方及西域地区为患最烈的是突厥贵族的分裂活动,由于突厥族崛起后,对人数众多的铁勒族的苛重剥削,遭到铁勒各部的反抗,因而唐朝在击灭突厥贵族的分裂斗争中,始终团结以铁勒族为首的北方各族人民,采用远交近攻方法,从南北东西各方面夹击突厥贵族,不断削弱了突厥的力量。由于唐朝政府对回纥贵族的多次册封,赏赐     

再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对《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一文的异议

本文主要论证了今本《大唐新语》实是以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唐世说新语》为底本并更改其书名而成,也探讨了《唐世说新语》与其以前的《大唐新语》的关系,从而阐明今本《大唐新语》与唐代以来至明代前期所流传的《大唐新语》———也即《大唐新语》旧本———并非一书。     

在继承中超越——浅谈初唐宫廷诗与六朝诗歌及汉赋的关系

初唐宫廷诗与六朝诗歌有着渊源的关系，这已成为广大研究者的共识。但是由于时代的主体不同以及汉赋的影响等原因，初唐宫廷诗在诗歌的题材与意境、写作构思以及语言、风格等方面表现出了对齐梁诗的变革与创新。初唐宫廷诗正是在对六朝诗歌以及汉赋的继承与超越过程中丰富着、完善着，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过程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唐诗的辉煌。     

论宋代山水画及题山水画诗中尚意观的形成

尚意的美学思潮,遍及于宋代诗歌与绘画领域,是宋代诗学的重要课题.山水画及其题诗由唐代尚"真"到宋代尚"意"观念的演变,自中唐开始,而在晚唐五代趋于完成,至宋代,"意"被文人奉为创作的圭臬.     

从州邸到进奏院:唐代长安城政治格局的变化

唐代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是唐朝政治信息的发源地和集散地。所有来京的地方官员都想获取带有保密性的政令信息,而中央朝廷却要确保政令信息不外泄,从而构成了地方势力和中央权威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对于长安城的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安史之乱将唐代社会分割成了两个不同阶段,唐前期中央保持着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唐后期中央式微,中央对地方控制效力大大减弱。这种中央和地方力量的互为消长情况,从长安城政治机构布局和官员活动空间的变化中得以体现,带有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性质的州邸和进奏院就是反映这一矛盾变化的一个绝好代表。两者在长安城中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它们在所有权、使用情况等方面的差异,不仅能够反映出长安城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真实写照。     

由《全唐诗》的考察看中唐“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

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列锦辞格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中唐踵继初唐与盛唐,在列锦模式上又有了四种新的变化。列锦辞格在中唐的运用是相当普遍的,它对诗歌作品意境与画面感的营造,对诗歌韵律美的营造,都有很大作用。不过,中唐诗歌中虽然列锦辞格的运用相当普遍,但也有许多形式上类似列锦而实非列锦的辞例,这种情况是需要予以厘清的。     

回鹘入迁河西及其影响

回鹘,是我国隋唐时期发展起来的重要民族,曾于唐初至武则天时期、五代时期两次入迁河西地区。入迁的回鹘人充分利用河西优良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为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中西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也促进了国内外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确保了丝绸之路畅通,巩固了祖国西部边陲。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山水诗看唐代诗人与山水审美关系的变化

山水诗是唐代诗歌中非常重要的一类,从诗人与山水的审美关系来看,时代不同,特点也不同,初唐是走向山水,盛唐是乐享山水,中唐是徘徊山水,晚唐则是退隐山水,这也是唐代山水诗人由开放到内敛的心灵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