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治理转型与浙江模式

以市场化为取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浙江模式,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的解读,主要偏重于经济学的维度,而较少注意到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变量.本文从政府创新和治理转型的视角切入,考察和探讨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浙江地方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西方金融危机冲击下浙江模式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作出了政治学维度的深度解读.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政府职能定位与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

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需要对政府职能进行新的定位,政府治理模式需要进行转型.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需要重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塑行政运作的程序.通过对我国经济改革历程进行梳理发现,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压力型体制到合作型体制、从实质理性到...     

经济市场化的治理逻辑——兼论转型深化与完善阶段的治理机制优化

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是在法治缺失的情况下实现的。以农村为突破口的改革为关系型治理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育,而社会关系的开发利用和逐渐推进的对外开放则扩大了关系型治理的空间,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成长。在转型深化与完善阶段,关系型治理发挥作用的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治理机制也不足以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发展。在此情况下,治理机制的优化应当采取经由私人外部治理发展正式法律体系的路径,最终形成法治、私人外部治理、关系型治理三种机制协调共生的治理结构。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村居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的内在需求,如何实现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当前的农村社区治理大多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改造由传统村居转变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发现,将治理机制理论引入农村社区建设,强调居民的主体参与作用及农村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经验对于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和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验证了现代治理机制理论对于指导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以成都“村民议事会”为例

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税费改革以前,村民自治具有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承载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期许。面对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陷入的困境,四川省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有效结合的路径,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由选举向治理的转型。基于"成都模式"的启示,地方政府应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农民参与,实现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共赢,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政府生态治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与政治锦标赛

市场机制的内在机制失灵与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困境凸现了政府生态治理的主体角色。然而,以往对政府生态治理意愿与效能的塑造路径局限于政府组织层面的理念、体制与机制上。这实质上是传统西方组织理论囿于组织结构研究视角的逻辑作用结果。事实上,政府生态治理过程无法回避政府体制中的核心行动者,即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其意愿与行为将直接影响政府生态治理的政策走向与政策效能。通过政治锦标赛模式,塑造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态治理意愿与合理生态治理行为,从而有效保障政府生态治理的持续性绩效。     

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通过"中央集权"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采取"政府主导"和"贤能治理"的方式,利用"投资驱动"等具体手段来开展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的全面调整,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出迫切的要求。"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二是切实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     

互联网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机制转型

金融与技术的创新发展及深度融合,成为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驱动力量,带来很多新的治理问题。本文结合金融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讨论互联网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给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带来了一些基本挑战,即创新的迭代性与响应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网络的连通性与责任的地方性之间的矛盾、交易的涉众性与稳定的压倒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政府治理的结构背景,引发和形塑了政府在治理技术、治理体制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回应方式和内在困境。背后的深层问题,实质上是新的风险特征与政府治理机制之间的匹配问题,即互联网金融风险在隐蔽性、跨域性和转化性三方面的综合特征,与政府既有的风险识别机制、风险隔离机制、风险处置机制不相匹配。因此,政府治理机制亟待转型,需要从制度和技术两个方向进行优化。     

论国家治理转型中的民族政治运作机制

当代中国民族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变革时代。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民族问题治理需要思维取向的转换,应从宏观制度环境的营造和具体治理模式的建构出发构建治理转型中的民族政治运作机制。宏观制度环境营造方面,应加快民族经济发展,完善民族政治体系,加强与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体治理模式建构方面,应构建立体化的政治社会化结构,坚持自治与共治相结合,推行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发挥传统习俗、宗教组织在民族政治运作中的积极作用。     

论我国社会双重历史转型中的治理模式变革

我国社会面临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历史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政府一直努力探寻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路径。在构建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上,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引进"经过完善的"西方理性官僚制,以此为基础去构建;二是沿着西方民主行政对参与治理模式的探寻去构建。然而,这两种变革途径并不适合我国现实的社会历史转型。我国的治理模式变革,不应是继续维护或改善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而是要以一种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治理模式取代它。     

大都市发展转型中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问题与对策研究

城市化的推进要求实现大都市发展转型。大都市发展转型主要在经济、政府和社会三个领域展开,其中政府转型处于主导地位。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和政府转型构成了一种动态、系统的过程,只有通过动态、系统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才能实现。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是治理理念、主体和行为的统一体。当前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创新还存在着治理理念转变不到位、治理主体间合作受限和治理行为不够优化等问题。推进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需要促进大都市治理理念更新、大都市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和大都市政府治理行为的优化。     

城市流动摊贩管理：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实现条件

城市流动摊贩管理难的根源在于传统治理结构和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目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对传统的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框架进行流程再造,即构建一个包括市民、社团、摊贩、社区、城管、政府6种力量为一体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以促进摊贩经济、城市市容与百姓生活之间的相容和和谐。     

汇率机制、内外均衡与经济转型

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管理"有余而"浮动"不足的缺陷.要在后危机时代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必须进一步推进我国汇率机制改革.一要提升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加快市场取向改革向要素市场扩展的转变;二要克服非理性的"浮动恐惧症",促进外部失衡向均衡的转变;三要化解汇率稳定与币值稳定的冲突,促进内部失衡向均衡的转变.     

论政府治理危机的类型、成因与对策

我国当前的政府治理危机主要体现在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市场失序的危机、社会失衡的危机、政府权威机制的危机等方面。政府治理危机的产生,其实质是法治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社会自治机制缺失、政府公共服务机制不完善的必然结果。解决政府治理危机的根本对策是:完善法治机制,建立政府责任机制与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完善社会自治机制,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完善公共管理机制,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     

治理转型中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

实践证明 ,中国已进入治理转型期 ,新治理理念的引入将会对中国的政府改革与实践产生重大作用。建国至今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经历了政府‘管制’、政府‘解制’、传统行政管理恢复、现代公共行政改革与公共治理萌芽 4个阶段。在当代中国 ,地方政府必须培育其社会治理能力 ,才能应对治理转型的挑战     

经济转型后期的中国经济改革模式

中国的改革模式是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以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宗旨的经济转型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后期,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仍然是一种处在工业化、市场化过程中的初级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第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既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又要注重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把市场机制的长处和社会主义的优点结合起来。第三,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坚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改革与发展的模式。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治理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市场发展的不健全和社会发展的滞后决定了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政府的参与和引导。与旧型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推动空间、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过程的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的创新上。政府是城镇化政策的制定者,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也是市场良好运行环境的维护者,在城镇化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型城镇化中政府治理转型需要从转变理念、转变模式、转变方式、转变职能四个方面着手,实现由"发展"向"服务"、"一元"向"多元"、"主导"向"引导"、"全能"向"有限"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