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时期的戴季陶——其日本观形成与留学经历的关系

在众多近代中国留日知识分子中,戴季陶具有独特的日本观,这与其自少年时代的特殊经历及留日经历有关.考察戴季陶与日本之邂逅,日语能力之培养,在日本大学的学习、退学等问题,通过相关史料,特别是参考日本大学的史料,探讨、分析诸种因素对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产生的影响,藉此,可以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留日经验与日本观形成之间的关系.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洪”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１９３５年９月至１９３６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1935年9月至1936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历史观相左、审美观相济与日本学的中国立场

中国人的“日本论”“日本观”和“日本研究”，合起来可以统称为“日本学”。中国的日本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历史观的相左与审美观的相济”，这是理解中国日本学的关键。日本古代史最早由中国记载表述，而与后来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多有差异；近世以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事件也有不同的记述与判断，到了近现代，日本史领域更有针锋相对的史观冲突。从晚清的黄遵宪到现代的戴季陶、周作人，中国的日本学形成了历史观与审美观的双重视角，或者说“历史的”与“美学的”两个向度，即历史观上坚持中国立场，审美观上则能见出其东方传统审美文化的底蕴，并予以积极的评价与认同。这种相左与相济的矛盾统一，形成了中国“日本学”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日本学的发展演进。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从1932年中苏复交看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采取的依靠国联抑制日本侵略的政策前途暗淡 ,这是国民政府决定与苏复交的根本原因 ;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曲折过程 ,体现着国民政府以是否对“剿共”战争有利作为与苏复交的根本标准和最高原则 ;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不加推进 ,而是利用苏日矛盾上升之机 ,加强了“剿共”战争 ,这是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目的的最好印证。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原因、过程以及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的态度和“剿共”战争的加强等有关史实 ,展示着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实质 :与苏联复交 ,以此牵制日本进一步南犯 ,使“剿共”战争顺利进行。这进一步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本质     

讨袁时期戴季陶对日本认识的转变

讨袁时期孙中山的最大目标为成功倒袁,重掌政权。戴季陶为其心腹,深知日援不可或缺,故将中国国内汉族之间的讨袁革命,上升至被压迫之黄色人种解放这一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高度,视日本为此次革命运动的伙伴。戴季陶一改辛亥时期的批判态度,首次对日本人的民族性及共同信仰给予高度评价,从黄白人种冲突观点出发提倡"中日提携论"。戴季陶的这一转变,除遵从孙中山的中日提携论外,尚与其自身经历和思想有关。戴季陶具备了从日本角度出发研究日本的姿态,这是他后来不拘泥于批判日本,而能将日本的优缺点客观加以分析的基础。     

重庆国民政府与日本人士的反战运动

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所辖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后之文化工作委员会（主要领导为共产党人）与日本人士所组成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成立前后均有事实上的指导、支援关系,且有制度上的规定,双方共同进行了抗战文化宣传方面的一系列活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     

论“七七”事变前夕日本“佐藤外交”的实质

西安事变后，中国出现了团结抗日的形势。日本推出对华“新政策”，主张将重大的政治性问题搁置起来，先与中国实行“经济提携”，以实现第一步目标──控制中国的经济，以后再提变中国为其附属国的政治要求。佐藤利用其外交渠道不断向中国发出“经济提携”的信号，要求回应。国民政府则对日本战略性意图十分警戒，采取了既不与之决裂，又不中其圈套，耐心与之周旋，设法拖延时日的策略。“佐藤外交”事实上没有得到中方的实质性回应，对华外交僵局仍未打开，这就决定了“佐藤外交”失败的命运。     

"戴季陶主义"与国民党实权派的意识形态

戴季陶在孙中山逝世后,马上对三民主义提出了新的阐释,被时人称为“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不仅为国民党反共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使得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特点更加突出,为日后国民党实权派构建官方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与防卫政策的调整--关于"有事法制"的思考

日本政府30多年来一直想建立被称之为“有事法制”的武装介入国际冲突的法律机制，并终于在2003年5月如愿以偿。日本舆论称之为“36小时走完了26年的路”。日本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如此迅速地通过了“有事法制三法案”?什么是“有事法制三法案”?其内容如何?对日本政治外交有什么影响?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简要述评。     

理想和现实的融会与疏离——萨托利民主观批判

萨托利对民主理想和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民主问题上,既要注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又要有效地调适两者的关系.但萨托利在处理两者关系问题上依然存在以下局限性:否认“自主”使其民主观缺乏道德理想;远离“人民主权”使其民主观缺失合法性基础;没有“自治和参与”使其民主观缺乏建构性理想.     

抗战后国民政府迟迟不对日宣战原因浅析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迫使国民政府开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了抗战的准备。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后又南越长城,在华北大地上燃起战火,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件能否解决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第一次公开表明了中国将以“应战”的态度来对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挑衅。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实行“全面抗战”。8月13日,淞沪战事发生,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面抗战的时代。 中国的抗战持续了八年,但直到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才对日本正式宣战。为什么在全面抗战进行了四年多后,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呢?这一问题以前史界很少涉及。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正于先辈同行。     

《管子》心术论评议兼及孔孟仁学

<正> 对如何安邦治国,我国古代思想家作了许多探索,提出了不少方案,如孔孟儒家主张“德治”、“仁政”,法家强调法制刑罚,管子学派则德法并重,提出了“心术”理论.心术论有何特点?与孔孟仁学有何异同?本文试就此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日本殖民侵略扩张实质探微——以东乡实殖民主义理论为视角

如果说近代以来日本通过侵略战争等手段占领东亚国家领土并实施统治是一种殖民实践,其背后离不开殖民主义理论的指导。东乡实是近代日本著名的殖民学者,其殖民主义理论主要由“农业殖民思想”“渐进的同化主义”及国际秩序观三方面内容构成。他的主要观点有：“农业殖民”是所有殖民方针中最有效的途径;“渐进的同化主义”相较于传统的“强压政策”可以更有效地改善殖民者与殖民地原住民之间的关系等。东乡实从同化主义视角出发,将“亚洲门罗主义”以及“东洋盟主论”等观念杂糅在一起,提出了美化日本殖民罪行的国际秩序观。在20世纪上半叶,东乡实研究殖民的目的在于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实施殖民统治服务,同时也对日本殖民扩张政策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鉴于此,“认识日本侵略史”应从“认识日本殖民思想”始,从而深入揭露在学术外衣包装下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进行殖民侵略与军事扩张的精神实质。     

关于"陶德曼调停"研究的几点遗留问题

日本欲借在淞沪战役中的军事胜利,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劝降,但日方的谈判条件与中方谈判方案的精神不符,故遭到中方拒绝。随着布鲁塞尔会议失败,日军一路西进直指南京,欲图再度逼降。此时国民政府向美苏两国紧急求援无果。日方破译了中方对美求援的三封电报,知国民政府可能接受日方条件,遂一边加紧攻城一边提高了对华谈判价码。南京陷落后,日本对德隐瞒部分新谈判条件,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待援”政策,迫使日本向德国和盘托出全部新条件,但陶德曼大使未转告中方。日方误以为德方已经转告,此时,德国表示“御任”之意,日本遂决定终止“陶德曼调停”。     

珍珠港事件前美国企业在华北的投资活动——以大来和英美烟公司为例，1939-1941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本除占领东北之外,对华北、华中占领区进行了经济扩张与垄断。日本在中国及东亚的扩张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政府开始策划从经济上进行抵制。1939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着手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以抵制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垄断。1940年9月,当日本与德、意正式签订"轴心国"协定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对日本的进一步禁运措施。伴随着中日战争的紧张情势及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引起在华美商的不安。但究竟美国在华企业面对日本日益强大的商业扩张和垄断有何具体回应和采取了怎样的手段,其与美国政府之对华政策有何关系?中日战争时期美国在华企业的经营策略和以往有何不同?过去对于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活动的研究较为不足,且往往将此一时期美国在华企业的形貌冠上勾结敌伪政权的标记,而忽略了战争时期美国在华企业的具体活动情形。本文以美国两大跨国公司:大来公司和英美烟公司作为代表个案,从"企业、政府与中日战争"的联系点,探讨中日战争时期美国在华企业之遭逢。     

试论邓小平的历史教育观

邓小平历来重视研究历史和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他的著作中,对历史问题、历史经验有大量的精辟论述,构建了其内容丰富的历史观,包括历史功能观、历史研究观、历史人物评价观、历史教育观等。研究邓小平的历史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本文仅对邓小平的历史教育观作一探析。一、要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从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中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说:“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