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

"文笔之辨"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实质是对"文"概念的界定,体现出纯化和审美化两大倾向。刘勰的文笔观是考察"文笔之辨"的一个窗口。刘勰的"文笔观"不能简单用赞成或反对来表述,可从两个层次去概括:一是赞同文笔分类论,顺从以"韵"来区分"文""笔"的观点;二是反对文笔优劣论,并不主张将"笔"剔除出"文"的范畴。学界一般认为刘勰在《总术》中论述"文笔说"时提到的"近代"指"刘宋以来",实际上包括魏晋,因此"文笔说"起点可提前至魏晋,可溯及东汉末年。"文笔之辨"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也应认清其对文学发展进程造成的消极影响,刘勰的文笔观为正确认识"文笔之辨"提供了一个典范模式。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淮南子》“悲”、“乐”论与风俗批判

“悲”与“乐”是《淮南子》一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淮南子》“悲”、“乐”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谓悲,何谓乐,二是如何处理悲、乐之名与悲、乐之实的关系,三是悲、乐与治身、养民的关系.《淮南子》“悲”、“乐”论有一个颇值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作者的悲乐观是作为世俗悲乐意识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包含着浓重的风俗批判成分.正面说理和风俗批判的结合,使《淮南子》“悲”、“乐”论既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又有现实的针对性、文笔的鲜活性以及愤世嫉俗的情感色彩,表现出相当大的思想活力和文学魅力.     

从“义生文外”到“情在词外”——刘勰“隐秀”论的本义、影响与误读

在周汝昌、陈良运二家对张戒所引《文心雕龙·隐秀》篇佚文证伪的基础上 ,考查《隐秀》残篇及其“隐在文本”可以看出 ,刘勰的“隐”论是对先秦两汉《易》学和《诗》注的总结 ,应归属于以象征为要义的意象论诗学话语谱系 ,而不属于以情景交融为特质的意境论诗学话语谱系 ;刘勰的意境论诗学思想应在《物色》篇 ;《文心雕龙》存在着意象论与意境论并行不悖的诗学取向 ;张戒对《隐秀》篇的误读以特殊形式标志着中国古典诗学话语范型由意象论向意境论转换的彻底完成     

王国维与“境界说”

今年第一期《晋阳学刊》《补白》栏内,刊有《“境界说”说非王国维创建》一文,对于发表于该刊一九八三年第五期《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立体系》一文中所说王国维“创建独立一     

从“农政”到“农学”——以晚清“经世文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中国以农立国,农政向为国家政要之一.甲午战后,西方的“农学”知识大规模传入,“农学”一词成为19世纪末开始流行、20世纪初风行的一个概念.从《皇朝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续编》再到《皇朝经世文三编》,鲜明地昭示了农事内容由“传统农政”到“近代农学”的变化.从“农政”走向“农学”的时代意义,彰显两千年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架构已到了最后的自立阶段,至19-世纪中叶起向“经世之学”转变,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分科之学”的知识建构.     

天道与经世——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学”嬗变

明清之际“天学”思潮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源头,分别是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思潮,与外来的天主教思想。黄宗羲《破邪论》主要是针对前者所引发的明清之际“敬天”思潮而撰写的理论辨析著作。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黄氏文本放置于天主教思想背景中讨论,造成许多误解。《破邪论》对昊天上帝、魂魄与精神观念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展示了黄宗羲“天学”思想的特出之处,即在历史文化（经史）之中展现性命之学的超越性。这种新思想代表了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由此摆脱过度宗教化（伦理化）的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在真实的社会政治世界中开展自身的可能性。     

“《世说》学”论纲

本文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世说》学”这一概念 ,并从称名、分类、形态及其系统、历史分期和未来发展诸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证。认为《世说》学的研究包括文献、文体、美学、接受、语言及文化等六个分支 ,其研究形态又历史地形成了版本、校注、评点、续仿等四个独立发展的系统。文章以接受取向的变化为中心将《世说》学史分成“史学期”、“说部期”、“小学期”、“综合期”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并对未来《世说》学的发展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皇侃《论语义疏》的诠释特色

皇侃《论语义疏》是目前能够确定的,南北朝时期完整保存至今的一部儒家经学著作,也是唯一一部义疏体著作,因而具有"存汉晋经学之一线"的重要地位。皇侃在《论语义疏》中广泛吸收玄、佛、道的思想来疏解《论语》,这不仅有利于儒家经学的发展,而且彰显了南北朝时期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发展趋势。     

《庄子》“化”概念与“物化”思想的多层结构

文章透过现本《庄子》中的“化”“变”“物化”“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用例之分析，欲阐明《庄子》“物化”论的多层意涵及其独特思想意义。文章首先将“化”论分成四种涵义：生物体本身的变化、“生死”过程以及不同生物之间连环、意识的变化、境界和想象中全部“物”之间的转换。接着指出《庄子》的“物化”论还具有论述上的两种重要功能：“主题的转换”和“不同主题的整合”。基于此分类，文章试图论证《庄子》中多样多层的“化”论成为“因为万物化成其他物，不同物实为同一物”之思维方式的基础。若从其“物化”论的发展来看，在《天地》的“其死也物化”一句中所看到的其生体变化和生死意涵的“物化”论可能很早就存在，而《逍遥游》“北冥有鱼”和《齐物论》“庄周梦蝶”所追求的在“万物齐同”的境界中融于“齐一”境界的“物化”论则因与《天下》“庄周论”的内容相呼应，其撰写时期应该在现本内容形成过程中属于较晚期，当为战国晚期。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古代“文章”体系论——兼论中国文学的“泛文学”特色

“文章”即有文体的、独立成篇的作品。古代“文章”体系有总集、论著、目录三种形态。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文”排除“笔”便可建立“纯文学”体系,但这个机会因“文笔之辨”的偃旗息鼓而失去,其时构建的是“文、笔”合一的、以“诗赋”为领头文体,以情灵、文采为追求的“文章”体系,这是一个“泛文学”体系。隋唐以后,“经、子、史”经过“剪截”改造进入“文章”体系,“泛文学”体系进一步扩大,以适应学习好“文章”、撰作好“文章”的需要。如此“泛文学”的“文章”体系,具有审美与实用双重价值,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学”观念的包容性、开放性,其突出“情灵、文采”的特征,展示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水平。     

“文学”溯源

“文学’一词,因常用而习焉不察了。文学二字并用,最先见于《论语》:“文学子游、子夏。”宋邢昺《论语疏》解为文章博学之意,与今文学含义不同。古时是用“文”、“文章”、“文艺”来表述“文学”含义的。如:刘勰《文心雕龙》的“文”;杜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文章”;《新唐书》中把李白、李贺、李商隐等文学家的传记称之为“文艺传”等都指的是“文学”。魏文帝曾丕曾作《典论论文》,是当时典型的文学论著。陆机的《文赋》则是叙述文学创作心理的。韩愈还曾把通过语言阐明古道的“古文之学”称为“文学”。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曾指出近世“文学”一词是从日本“输入”的。录下:     

《世说新语·文学》的文学观

《世说新语》“文学”门分为“学”与“文”两部分 ,两部分记载的事例各自按照时代先后排列。“学”的部分主要记录了关于注解经文的佚事 ,“文”的部分记录了创作诗文的佚事。“学”与“文”有着内在的联系 ,但也有所区别。辞、旨的命题共同出现于“学”、“文”二者 ,而“情”的因素则是“文”所独有的。“学”的部分注解经文的方式从阐释经文到独出新见 ,其中蕴涵着个人性与创造性的因素在“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世说新语》“文学”中的内容表现出“文”与“学”的联系与分离 ,显明了“文”的特征及其逐渐独立的发展方向。     

《诗式》对“用事”的界定及规则研究--以《文论选》所录篇章为例

皎然的《诗式》是唐代影响深远的诗学论著,解读《中国历代文论选》节录的《诗式》内容可知皎然以及编者所要表达的诗学观念,其中有关诗歌“用事”论,从概念及功用上把“用事”和“用典”、“比”区分开,使“用事”成为一个独立的诗学概念。并且通过例证,认为诗歌用事应做到“不傍经史,情格俱高”、“真于情性,尚于作用”、“用事不俗,不为事使”三个准则方可成就好诗。较之前代的刘勰、钟嵘等文论家,皎然对“用事”客观系统地论说开启了诗歌用事理论的新时代。     

论宋代选本《文章轨范》的选评特色——兼与《古文关键》比较

谢枋得《文章轨范》选文精审,评点精当,对古文文本的诠释与阐说已经较为完备,涉及古文的章法布局、句法字法、为文技巧、艺术风格、思想内容等各个方面,已经兼具后人所说之“辞章”、“义理”两端,而且个性鲜明、自具面目.从《古文关键》到《文章轨范》,展现出宋代古文选本之古文评点由相对单一到比较完备、由相对粗浅到比较深入、由平实板正到特色鲜明的发展轨迹.     

论早期鲁迅文言论文中的“古字”——以《破恶声论》为中心

鲁迅留学日本后期作《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所用“古字”,与章太炎以“《说文》学”为基础的“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形成了文本内外互文性的行动场。此时鲁迅语境中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古字”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在的“存在”,其本身的敞开性使主体“内在性”的生成成为可能。鲁迅语言文字实践中体现出的求本、推源、寻根的动向，与他言说的“心声”“内曜”密切相关，“古字”及其蕴蓄的思想文化传统关联着主体的独特性、想象力与创造力。经由“古字”回溯并激活文化本根，承接自章太炎国粹主义脉络的同时也是鲁迅在历史语境中寻求民族新生之路的主体文化自觉，即如他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四书》“学习”之义浅说

本文用《尚书》与《四书》互解,以为《四书》凡曰“学而时习之”、“博学于文”、“博学之”等,皆专取“学于古训”之义;至于学与习之关系,比照教之与学、学之与思,可谓有“半事”、“全事”与“后事”形态之不同;惟孔颜而下,即在孔门,降而及于后学,学与习、博文与约礼均衡之格局,似有“习”字渐轻而约只在博中做之趋势。同时,以《说命下》与《论语》影响变化为例,亦论及经典地位之递变,并及《尚书》相关篇章真伪之问题。     

《周易》“不易”思想与苏轼的处世态度

《周易》“不易”思想指出在宇宙纷繁复杂的变化后面有其永恒不变的规律存在.《周易》“不易”思想对中华民族最深远的影响当在坚定意志的培养、独立人格的塑造方面.受《周易》不易精神陶冶的苏轼,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能始终坚守独立不移的处世原则.《周易》认为,只有具备坚定不易之操守的人,才能获得亨通的结果;若不恒守其德,则将承受羞辱,甚至凶险.而要想使人们具备坚定不易之操守,一则应使其明辨事理、洞悉祸福转化之道;一则应培养其远大的志向.《周易》中“变易”与“不易”之间的辩证哲学思想可说是苏轼旷达与执著兼容的处世态度的重要哲学依据之一.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