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法律制度的构建——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

平等是法律价值中的重要价值之一,在我国农业法律制度中尤为重要。当前我国农业法律的制定对于平等价值缺乏应有的关注,这往往使我们农业法律制度成为了管制、歧视、限制农民、农村、农业的工具。建设法治农村必然要求对农村产业与非农产业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行适当的干预,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上走向实质上的平等。平等的价值应当全面贯穿于农业法律制度之中。     

从平等原则谈婚姻家庭中的男女平等

平等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男女平等是平等原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等有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分,现行《婚姻法》没有就男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权利予以区别性的对待,没有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应进一步规范体现性别差异的法律,实现男女两性的实质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的面前？何种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视为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具备何种效力却是不清楚的,并且将其具体化为同案同判原则仍然将面临冗余的怀疑。内在于法律本身的平等在概念上依赖于规则的一般性,这是因为法律中的平等原则范围只能是在适用法律中的平等,而无法完全保证法律内容中的平等,并且也不能等同于完全正当的判决。但是,平等原则在法律制度中通过抽象化的方式予以实现,并且该形式性的平等原则仍然具有实质平等无法替代的规范重要性。     

分配平等与社会平等的关系——兼及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特质

当代西方左翼社会正义理论通常将分配平等作为其主要的理论诉求之一:无论在自由主义左翼学者如罗尔斯、德沃金、戴维·理查德等人的正义论中,还是在有着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学者如G.A.柯亨、佩弗、罗默尔、凯·尼尔森等人的正义论中,分配平等都被置于一个非常中心的位置。在杰弗里·雷曼和戴维·米勒等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传统中真正关注的是社会平等而不是分配平等,前者主要是一种地位的平等,后者则是财富或者其他社会益品的平等分配。尽管这一主张总体上契合马克思对采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个体的平等权利的批评态度,但由于清晰地界定社会平等的概念并非易事,而且社会平等又总是以某种程度的分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平等和分配平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晦暗不明的。因此,通过进一步辨明分配平等与社会平等的关切点之差异,探析二者的内在关联性——是替代性关系还是互补关系,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理论特质。     

论行政法的平等理念——概念与观念

行政法中的平等是一个相对和动态的概念①,它不仅意味着行政主体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而且还意味着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相互平等。改变行政法现状首先在于确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平等的观念,具体体现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人格、地位、法律适用以及权利义务分配方面的平等,它排斥矫情的“公仆”观念。     

分配正义、权利正义与权力的正当性——从司法审查的视角看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之争

司法审查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审查公共权力是否应当为了改善经济处境最差者的境遇,而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而是审查在实行分配正义的过程中,公共权力与政府行为本身的正当性。通过对权力正当性的司法审查,可以调和经济领域中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观,并致力于在意识形态、制度与公共政策三个向度上,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     

罗尔斯“民主的平等”之真实意义

当代政治哲学关于平等理论范式的争论一直是我们审视当代政治哲学发展变化的理论视角.在诸多的平等理论范式中,罗尔斯的"民主的平等"则与众不同.罗尔斯的平等范式是由制度观念的"民主的"词义来修饰和界定,而其他平等理论范式则是以具体的善如机会、资源、能力或权利来修饰和界定.为什么要用"民主的"一词来界定平等,而且"民主的"在其平等观念中究竟意指什么,这是罗尔斯本人也没有解释和说明的.本文旨在从罗尔斯的文本里和后来相关的有限的论述中捕捉"民主的平等"所包含的深刻意义.文章指出,罗尔斯把先行的基本的民主政治理念、解决不平等的分配正义理想和整个社会正义原则所表达的制度规范一起融合于"民主的平等"解释之中,构成了他运用"民主的"一词修饰和限定其平等观念的内在的真实意义.     

立法平等的现实思考——从两个案例的反响说起

立法平等应当是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和《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第4条之规定并不违反平等原则,而恰恰体现了对实质平等的追求。二者的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立法平等的相对性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从而有可能导致在个案中出现结果的不平等。     

弱势阶层位置上的不平等经历——关于国企工人阶层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之二

不平等是一个正义问题,违反正义原则的不平等会引发社会结构的紧张冲突,因此社会系统需要正义原则来调节、以保证社会合作持续稳定。国企工人在弱势阶层位置上经历了2种不平等。一是经济不平等,即工人的实际收入不能充分反映他们创造的价值,工资、奖金的不平等分配没有利于工人;二是政治不平等,不是每个工人都享有平等参与企业治理的机会,民主选举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公正,权利不平等分配对普通工人产生了不利影响。国企工人的经历表明,基本社会制度对收入与权利的分配在个人之间作出了区分,基本社会规范没有使各种对权益的冲突要求之间形成恰当的平衡。     

分配正义的原则：平等、需要和应得————以沃尔策为例

沃尔策的政治哲学是多元主义的和特殊主义的,他反对任何一种正义原则支配所有分配领域。如果我们深入分析沃尔策关于分配正义的各种著述,就会发现有三个原则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即平等、需要和应得。它们是分配正义的原则,因为它们规范了资源、机会和财富的分配。但是,这些分配正义的原则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各自只适用于某些领域。     

权利配置与不平等问题研究——关于国企工人阶层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之三

在国有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权利配置是制约国企工人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权利配置失衡,必然严重影响收入分配程序的公正。因此,让国企工人阶层享有基本的参与权利,能够增加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话机会,这是消除不平等分配中"有利者"与"不利者"之间心理隔阂的重要方式。     

平等与正义关系的历史之辩

在不少人的思维认知中,甚至是一些学者的认知中,平等与正义近乎于是两个同义词,至少是近义词,平等即是正义的,不平等即是非正义的。其实对平等与正义关系的这种诠释,从人类社会历史的维度上看,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在所有的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等级制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古代不平等比平等更重要。只是到了西方近代,平等才成为了社会正义的一项普遍性要求,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从事商品生产与交换的主体是自由的,而且要求从事商品生产与交换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没有自由与平等,就不可能有商品经济,平等作为正义的要求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平等与正义都是历史性概念,平等与正义之间的关系也是历史性的。     

罗尔斯的平等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罗尔斯通过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正义原则与以功利为基础的正义原则的比较,提出了以公平的正义为基础的分配正义原则。罗尔斯的分配正义,不仅仅指经济领域的简单的物资分配,还包括对政治权力等其它社会资源的分配。其所要求的正义不仅是一种算术上的平等,而且是一种比率上的平等。罗尔斯的正义观是以义务论为基础的平等正义观,对善与正当孰更优先问题的回答,是罗尔斯构建自己正义理论的基础性前提。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原则把制度正义作为理论的基本指向,强调平等的自由权利,在承认且允许有不平等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对不平等的限制,这对于解决我国当前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未竟的性别平等——一项基于权力职场的考察

本文利用2007年在福建省获得的问卷调查数据,围绕"两性是否平等参与权力职业领域?"这一问题,通过不同性别间职业地位与主观感知的比较,描述和分析了科级、处级两性在权力参与中的差异,同时深入探讨了影响女性平等参与权力职业领域的因素.基于这一实证分析,本文还提出了促进权力职业领域性别平等的政策思路.     

人工智能技术权力影响下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法律分配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权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孕育而生,其以“微观的”权力为内核、传统公权力为载体,是一种既难以掌控又难以解释,且具备“微观的”权力与传统公权力双重控制力的力量。在这些特性的影响下,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风险也具有非完全的人为性、双重不确定性、差异普遍性等特性,这最终使得法律在使用“行为-责任”机制分配人工智能技术风险时存在诸多“行为”无法通达“责任”的困境。为摆脱该困境,可借鉴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建立一种类“原初状态”的沙箱环境为公平分配风险提供基础,再以纯粹程序正义为分配渠道,打通“行为”与“责任”之间的路径,最后通过差别原则与反思平衡合理地直接连接“行为”与“责任”,以解决另一部分难以适用“行为-责任”机制的困境。     

评福利平等

在当代关于平等主义的争论中,问题的焦点集中于“什么的平等”.对此有三种基本观点,即“福利平等”、“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利平等是最流行的平等观念,而其他的平等观念都是在批评福利平等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从理论上看,福利平等的观念归根结底是功利主义的.因此,我们首先简要讨论功利主义平等的一般观念,然后具体分析和批评福利平等的两种模式(“总功利平等”和“边际功利平等”),最后对福利平等给予总体分析和批评.     

民主、不平等与再分配:结果正义的维度

民主本质上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有助于缓解不平等.结果正义是衡量民主发展水平和性质的重要尺度.民主制度之所以有助于推进再分配,消解不平等,其制度机理在于竞争、参与和选择机制、舆论、监督和问责机制与商谈、博弈和抗争机制.要实现社会正义,推动社会公平,改善不平等的分配格局,必须发展和提升民主,促进公民权利的充分保障与拓展,建构合理的再分配制度与程序,强化民主机制的多样化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