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苏州商会组织系统的变迁(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商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苏州商会从外部名称到内部结构以及选举制度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改革的目标则是为了应对国民党的强势控制以图自保.本文以实证方法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组织系统的变迁,并证实国民党强势控制的现状与商会从权应变的特征.     

民国时期的娼妓书写与治理——以杭州(1927-1937)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的杭报娼妓书写,建构了苦难与放荡的双重娼妓形象.杭州政府的治娼行动缘于其铲除社会阴暗面、展现政权尊严的理念.同时,地方政权具体采取何种治娼模式,则受多种因素影响.     

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

北洋时期 ,政府和直隶地方当局的杂捐苛税、肆意摊派 ,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 ,使直隶地区哀鸿遍野 ,众商疲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直隶商会同广大商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捐税抗争。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与清末相比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试论民国时期的邮政储蓄(1919-1937)

近代中国的邮政储蓄始办于1919年,1930年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在上海成立.此后,随着邮政储蓄体系的发展,邮政储蓄在民国经济金融中的地位及功能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本文拟从微观金融机构、中观金融市场组织及宏观金融变迁的角度对邮政储蓄在民国时期的发展演变展开论述,主要厘清邮政储蓄与近代金融业的关系.     

民国时期商人团体与财政治理——以汉口商会为中心

财政为庶政之母。在近代政府公债的承募、货币改制及税政改革过程中,政府多依靠逐渐兴起的新式工商团体的作用实现财政功能的拓展。汉口商会作为区域商人利益集体代言人,在财政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汉口商会就财政举债积极发声,参与政府对公债的整理以求维护财政信用与债权人利益。为维护商利,汉口商会不仅参与地方货币的整顿,更积极倡导币制革新,谋求币制统一。随着新式工商税收的相继开征,汉口商会从纳税人角度就税率标准、征稽方式等与政府展开了深度的互动,甚至在税法的修订、减征或缓征等涉税问题上与政府激烈博弈。政商之间围绕财政问题互动博弈一定程度展示了近代新式商人组织参与国家财政治理的复杂面相。     

商人团体与政府债务:以1927—1937年公债为中心

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会组织对公债问题尤为关注。不仅与政府协商公债发行,谋求政府做出示信承诺,围绕公债还努力搭建政商沟通渠道。作为民间商人团体一直"在场"参与政府公债整理。商会在参与公债运行之中还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仅加入公债基金组织发挥协调作用,而且联络银钱业共谋建立债权管理机构。通过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与政府就整理本息、基金保管展开了互动与博弈以求达到维系商人团体债权利益、构建债信秩序进而规避风险目的。透过公债运行以及整理,商会对推进国家信用构建亦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民国时期的中外人士教育考察——以1912年至1937年为中心

辛亥革命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 2 0余年 ,是中外教育交流十分活跃的时期。本文全面梳理了这一时期中国官方和民间派出的教育考察人员以及外国来华教育人士的基本情况、活动内容及特点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这些交流活动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的发展(1903-1937)

棉业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关系国际贸易,而且与民生日用休戚相关,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棉业的改良与发展.直隶商会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社团,在济农兴农问题上,以挽回利权相号召,采取措施规范棉业市场,配合政府推行棉业改良,收到了良好效果,成为近代推动棉业改良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吊诡的商会经费——以杭州市商会经费为考察中心

史学界一直对商会经费问题关注不够。抗战胜利后商会普遍经费拮据,该问题却无人问津。聚焦此时的杭州市商会,其经费运筹呈现出吊诡现象: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商会运作正常,会务还有增无减。该现象是经费制度使然,即由商会经费中事务费与事业费分离所造成,实际上商会缺乏的是事务费而不是事业费。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险业探析——以1927-1937年为中心

本文以1927-1937年为中心,对中国保险业的发展从保险机构和业务的扩展、保险法体系的完善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探讨其快速发展的原因。中国保险业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取得较快发展,主要是有投资环境的改善、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国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国民政府的扶持等客观原因,以及中国保险业的联合经营、自身建设和华商保险同业公会的努力等各种主观原因。     

民国时期破产规范在实践中的表达——以商会个案裁断为视角

近代中国第一部破产正式立法为清政府1906年颁行的《破产律》,由于官商利益冲突及该律在执行中遇到的阻滞,其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被废止。中华民国成立后至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7月公布《破产法》之前,我国在破产领域始终没有正式有效的制定法,遇有破产案件,只能依据惯例或法理裁判。此时期作为裁断机构之一的商会发挥了重要功能,但通过对地方商会有关破产纠纷的个案考察分析,可以发现商会对破产案件的裁断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     

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胶东是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商会的纷纷设立,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工商管理、市政管理、社会公益等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清末新政“图强而速患”的悖论——以农民抗捐税斗争为中心

清末十年,伴随清政府新政的日益展开,农民不仅承受极其沉重的捐税负担,而且遭受官绅敲骨吸髓般逼缴和剥削,必然对新政持反对态度,进而接连不断地掀起抗捐税斗争。农民抗捐税斗争对新政造成严重的冲击,大大动摇和瓦解了清朝统治,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恶性互动的集中体现。进一步考察,则反映出作为清朝图强之举的新政逐步沦为“速乱之导线”,时人所忧惧的“图强而速患”实难避免。     

民国时期上海人的休闲生活——以1927-1937年《申报》广告为中心的考察

休闲生活是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研究民国时期上海人的休闲生活对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现代化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申报》广告为我们透视当时上海的休闲生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政府、商会、同业公会关系研究——以1906—1937年江西南昌为例

自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以后,商务总会及各商会在各省纷纷成立。其后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先后颁布商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以文本形式明确了商会和同业公会的权属。不同时期法规文本内容不同,体现了政府与商会、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关系的不同。     

论民国时期（1912-1937）的垦殖及其成效

民国时期,垦荒作为扩大耕地增加生产的重要手段,受到社会各界一定程度的重视,垦殖已由最初的个人或少数人的私人经济企图,逐渐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之一部门,垦殖的必要性也由原始的经济目的演变为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同时,由于内地农民多耕地少,生产不能满足其需要,人口压力极大,急需移出;而边疆又有大量可垦未垦荒地,兼以垦荒所需的资本筹集并无困难,这些条件均使垦荒成为可能。而历届政府也积极发文支持垦殖,并获得民间的热烈响应,垦殖事业一度十分活跃,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探析(1928—1937)

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在保定商界没有组织基础。北伐之后,国民政府为完成对保定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改组,当局充分借助于保定商会来施加影响,保定商会充分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当局通过完善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独立性、自主性的的空间。     

京沪商人"罢市"问题论析(1927-1937)--一个民族主义视角的检讨

南京十年时期,中华民族危机更甚于前,“济案”之烈度亦远在“沪案”之上,但却并未生成规模宏大的罢市激流。京沪两地的商人或一致反对罢市,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或因战时环境而逼迫进行罢市。其中原因,既可归诸南京政府之压制性的民众运动政策,又与中共的弱势地位及其错误政策密不可分。不过,是否罢市、主动还是被动罢市,不应作为评判商人民族主义的标尺。     

民国时期城市市民参政意识刍议——以南京城市社团组织(1927—1937年)为个案

市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是衡量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文章通过对1 92 7— 1 93 7年间南京城市社团组织的考察 ,对城市市民参政的动因、主要形式及预期目的进行了规律性的探讨。文章运用大量史料 ,试图透过对具体历史条件下历史事件的分析 ,挖掘在民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市民参政意识对城市近代化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以及市民参政终究难以实现的真实原因     

广州商会(1925～1938):民国政商关系的一个侧面

以广州为例,20世纪20年代以来,商会在抵制外货、推广国货的运动中积极发挥着主动性。在此过程中,商会维护商民经济权益的举措得到政府方面的谅解,为双方走向联合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商会利用自身在市民中的动员力为政府所主导的反日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抗战爆发后,尽管商会的活动日益被政府所下达的行政性指令所限制,但商会也掌握了来自地方政府的部分行政职权,获得了更广泛的活动空间。总体来说,广州商会与政府当局长期保持着一种以合作为主线的向心运动趋势,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