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斯大林的内心世界(下)

奇怪的是,斯大林的传记作家们,哪怕是最最周密仔细的传记作家,都没有下功夫读完19世纪后半期格鲁吉亚文学家亚历山大·卡兹别吉的作品《弑父者》。在数十年时间内都是相互抄来抄去:柯巴是这部作品中一个主人公的名字,是一个争取社会公正的斗士。可不管怎样,还不是“斯大林”的朱加什维利于1903年就已为自己取名为“柯巴”而完成了一个成年人那     

演讲点燃了智慧之火——肖伯纳成才的要素

提到英国作家肖伯纳(1856—1950),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幽默文豪,讽刺大师。殊不知,肖伯纳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呢。而且,正是演讲,点燃了他的智慧之火,使他在成才的道路上跨出了重大的一步,一举成为世界名流。“短蜡烛”燃亮了     

谁说母爱不能是这一种

“最疼我”的是母亲 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那时父亲在北京的一个国家机关工作，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他都是早出晚归。家里就我和母亲两人。     

为谁捡垃圾

前不久,《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了这样一则消息:66岁的美国老人“路乞”,在湖北黄石生活不到一年,可关于他在街头捡垃圾的故事渐渐传开,十分出名。一些行人也为外国人到武汉街头捡垃圾的行为所感染,纷纷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中。一名由市郊来市区办事的女士,毫不犹豫地加入到捡垃圾的行列,还说:“我真后悔没把女儿带来受受教育。”路乞的夫人对他的捡垃圾行为甚为不解,路乞说:“黄石是我生活的环境,我只是希望它更干净、更美好。”后来记者采访他,他又说:“大多数中国人的家里很干净,可是一出门就脏了,这就不是卫生习惯问题,而是心态问题,我…     

一点质疑

偶然一个机会读到《炎黄春秋》2006年7月号上署名李锐的一篇大作:《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这次“漫谈”是1988年所做的录音记录,据说是为纪念陆定一百年诞辰而在今年才整理发表的。这个对话和漫谈,确实涉及到了众多重要而敏感的“党是”和“国是”,其中就有好多足以混淆视听的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曲解。这里不妨先举其中的一个小例子。文中提到访谈参加者之一的某公,在谈话中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上一件并非无足轻重的历史事实。他说:“1985年我和×××到了西德,到了马克思的诞生地特利尔,看他的故居,有一个马克思家族的系统表,其中有他…     

地下党勇士血洒台湾

1949年底到1950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溃逃台湾后,为保住他们最后的地盘,颁布了《戒严令》、《反共保民整体战略纲要》、《惩治叛乱条例》、《检肃共谍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出动军警宪特,到处搜查抓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郊区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刑场,走来了四位被判死刑的“中共间谍”犯人。其中一位是原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还有一个女的,约40余岁,是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工作的朱枫。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吴石将军昂然挺立,朱枫全力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     

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辩证的同一

列宁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357页)。由列宁这个著名论断所引起的许多争论,集中起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列宁讲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个命题是特指还是泛指?即仅仅是指在《资本论》中,还是泛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三者是“同一个东西”;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是怎样的关系?     

把心转转

而是发现和感悟快乐的心态!我们缺少的不是快乐,到一个朋友家做客,突然地震,大家正惊慌失措,朋友94岁的老母却笑嘻嘻地说:“老天爷真开心。”地震停后,大家问老太太:“您为什么不说老天爷发脾气,要说他开心呢?”老太太一笑:“我又没得罪他,干吗想他生气?他是开心,一笑一摇,就地震了。”     

强化问题意识 研究问题新闻

一年前,当靖鸣对我说,他和他的一些朋友想写一本名为“问题新闻学”的著作时,我真是满腹狐疑。这个“问题新闻”新概念能成立吗?这个理应归入应用新闻学一类的“问题新闻学”新分支,学术界会认同吗?一年后,当他拿着他的“问题新闻传播学研究丛书”中以《问题新闻学》(专著)和《问题新闻的采访与报道》(合著)命名的书稿找我作序时,靖鸣和这几位年轻人的敢作敢为劲头,着实让我吃惊与钦佩。《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问题”一词的阐释是:1 .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2 .须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3.关键,重要之点;4.事故或麻烦。可见…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的逻辑论证

马克思把自己理想的社会制度和奋斗目标用“共产主义”这个词明确表示是在《神圣家族》中。但是，他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和态度的转变应该说是在此之前。还在《莱茵报》时期，他就开始接触和使用“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后来，当他到了巴黎之后，由于直接同一些共产主义团体建立了联系并广泛阅读了有关的著述，他在自己的思想和著作中，不断地“净化”了共产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的这一探讨，应当说是他这一思想和理论发生巨大飞跃的一个标志。我们认为，以往把《手稿》中涉及到的“共产主义”都理…     

论王亚南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

我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王亚南对中国政治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对中国地主阶级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制度的一个极为重要问题—官僚政治的研究有杰出的贡献。早在1943年,王亚南就开始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1948年,他对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最主要成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问世。解放后,他的此项研究仍在继续。一有可能就把它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如1950年1月在《新建设》发表了《论社会转形中的官僚阶层》,1953、1954年又写作和出版了《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书,其中的“地主经济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地主经济与天道观念的政治思想”、“地主经济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诸篇,对     

王述祖与天津城市形象

7月25日下午3点,在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的办公楼里,一个面带微笑的中年男子热情地与我们握手寒暄,他就是《国际公关》杂志预约专访的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述祖。>塑造天津文化形象采访刚一开始,王述祖就将《话说天津》的历史文献记录片递到记者手里,这是专为2004年12月23日天津市设卫建城六百周年的纪念日拍摄而成。“天津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这个记录片讲述了天津这座城市六百年的光辉足迹。”他饱含深情地向记者介绍道:“还记得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也就是一千个日夜之前,我就谋划着要为天津市做些什么,以颂扬天津市的热情…     

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美

高尔基说:“人这个字是多么响亮……多么值得骄傲。”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最下贱不过了、什么都能习惯。” 谁对呢? 人确实是种非常复杂的东西,非常难以研究又非常值得研究的东西。 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在当《莱茵报》主编的时候,就摩基尔农民状况同莱茵省总督展开辩论,他对官方为幼树的权力而牺牲人的权力,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极力反对“胜利的是木头偶像,牺牲的却是人。”(《马恩全集》1·P·137) 胜利的是木头偶像,牺牲的却是人。何止一个当时的莱茵省。被马克思称之为“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的中世纪,不就是典型的木头偶像取得了胜利,而人却遭到了牺牲吗?     

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

青年毛泽东在从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中间阶段,其中从“无我”到“唯我”的思想转变,便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本文仅就这个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更深刻地理解这次转变的重要意义。研究毛泽东思想转变过程,不得不提到德国人弗里德里奇·沧尔生的《伦理学原理》,1917—1918年,毛泽东在读这本书时,写下了一万一千余字的批注。他存《<伦理学原理>批注》(以下简称《批注》)中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     

浅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

恩格斯十分重视马克思制定的辩证的逻辑方法,他在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时指出:“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2页)。这个辩证的逻辑方法,马克思本人称之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同上书第103页),有时又称为: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415页)。这种逻辑方法是以宏大的历史观为基础、为“着手之点”的,恩格思说:“实际上,这个方法无非就     

梦幻与现实——鲁迅、但丁地狱意象比较

鲁迅的笔下时常写到地狱,出现地狱里的鬼魂,直到去世前两天,还在兴致勃勃地与人谈鬼①、同时也常联想起但丁的《神曲》,谈及地狱: “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写在深夜里》)     

滑稽戏王王小毛

一说到“滑稽王小毛”,没人不知就是王汝刚,他那张逗人发笑的“娃娃脸”总给喜爱他的观众带去欢乐,带去喜悦。从艺20周年的他如今额上也已爬上了几道皱纹,不久前,吴邦国副总理特意写来贺词:“撒向人间都是爱”。 今年已45岁的王汝刚有人建议他举办个人演出会来庆贺从艺20周年,可他认为创作一出有质量的新戏更有意义。于是,经过几个月的编排,《复兴之光》终于在1997年岁末公演了。 滑稽“东方之子” 当中央电视台引人注目的新闻主持人白岩松想把“东方之子”的桂冠戴到王汝刚的头上时,他婉言谢绝了采访,理由只有一条:实在太忙了!     

论郭沫若建国后的诗歌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郭沫若就已经五十八岁了。然而他的创作激情却似乎和我们共和国的年龄一般逐年增长。建国以来,尽管他重任在肩,政务繁忙,却始终不忘写诗。从五十年代初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他出版的诗集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潮汐集》以及作为建国十周年的选集《骆驼集》。这些诗集除《潮汐集》中的“汐集”是收录解放前的作品之外,其余均是建国十七年的新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这期间他是周恩来总理处理对外事务的得力助手,在繁忙的外事活动中,他仍然写下了不少有值价的诗篇。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给老诗人以极大鼓舞,他用热情的诗篇欢呼我们党和国家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郭沫若建国后的诗歌创作,在他整个创作生涯占有相当的份量。研究诗人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应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也评《李白与杜甫》——兼与谭、宁二同志商榷

郭老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京赴奉先县咏怀》)显然是脱胎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并且说:“不过问题还得推进一步: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推论到这一层,杜甫的阶级立场不能不突露出来了。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见《李白与杜     

杨振宁重回青春的欣喜

经杨振宁先生授权,台湾传记作家江才健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记录了杨振宁的学术生涯,也描绘了他的儿女之情。在世人眼里,杨先生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事儿:35岁时获诺贝尔奖,82岁时迎娶28岁的翁帆。对于杨先生在物理学上的辉煌成就,早有定论。因此读者对于这本书的兴趣当然是他晚年的生活。书中公布了2004年11月,杨振宁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