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作品中的儒家色彩

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风格豪放、感情饱满、语言清丽，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李白之文学成就的取得，固然以其英丽卓出的天赋为基础，但也无法否定唐以前的中国文化对他的浸润之功。于自述身世时李白曾说自己“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而对中国文化的广泛涉猎吸取又多在李白出蜀漫游之前，居于幽静之地，广读圣贤之书，神交古人，李白不由得自许以经世济民之伟业，个人之自我空前扩张膨大。广泛接受中国唐以前的文化影响是李白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来源。出…     

关于李白的《蜀道难》

李白《蜀道难》的“兴寄”,前人多加探索,以至穿凿过深,异说纷纭,写作年代也难于确定。其实如果披开无根无据的迷雾,《蜀道难》的兴寄、写作时间、写作特点等,都是可以阐明的。总括前人旧解,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范摅《云溪友议》认为是为了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而作;洪驹父《诗话》则以为李白自蜀至长安,曾将《蜀道难》诗贽见贺知章,又曾见李集一本,下注“讽章仇兼琼也”,因此是讽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肖士(?)注则认为是讽刺玄宗逃入蜀的失计的。但他们都不是从诗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而是凭一些想象和猜测。特别是肖士(?)竟把诗中“问君西游几时还”的“君”字,解释为指唐玄宗,实在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武断。我们说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这是无中生有的推测,而当时李白流放夜郎,也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又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贺知章所称道的是李白的《乌栖曲》,而不是《蜀道难》,则《本事诗》、     

李白的诗与道家思想

李白笃信道教,他的诗歌深得道家思想之精髓。道家的自然观、神学观与政治观在李白诗歌里勾勒出的自然之美、呈现出的神思妙想与蕴涵着的人生态度,成就了李白大量不朽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向世人诠释着“道”的奥妙。     

李白三峡诗编年与李白出蜀季节考

本文通过对李白有关三峡一带诗作写作季节的考辩 ,解决其编年上存在的问题 ,并由此确定李白出蜀的季节。     

论李白诗歌当代传播与大众接受的形态与特征

通过统计三十年来基础教材选择中国古代诗人作品的情况发现,李白诗歌的入选量最大、入选率最高。究其原因,是近几十年来文学思潮的推动使然。分析入选教材的李白诗歌发现,在李白诗歌的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着将李白诗歌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但李白诗歌入选重复率高的作品恰是唐以来各种选本认定的经典之作。由此可见,李白诗歌的当代接受相对于历史上的李白接受既有继承又有突破,是李白诗歌历史接受的一部分。     

李白被谗小考

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李白经道士吴筠推荐,被唐玄宗征召到了长安。然而不到三年,李白就离开了长安,开始了第二次漫游。用他的话说就是“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李白为什么离开长安?从李白的诗中,从李白同时代和后世人的记叙中,可以确认是被“谗”离京的。但是,李白因甚被     

诗仙远游法兰西——李白诗歌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

欧洲对李白诗歌的翻译兴起于法国,而法国对于中国诗歌的广泛接受源于李白。在中国古典诗词西传的历史上,李白的地位是其他中国诗人无法替代的,在法国读者眼中,李白是唐诗乃至中华文化的一个表征。     

李白生于神龙元年新证

李白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已成定论;笔者却认为李白生于神龙元年(705),较之传统的定论应后推四年。现考证如下。说李白生于长安元年,是由李阳冰《草堂集序》署“时宝应元年(762)十一月乙酉”推算出来的。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载:(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由宝应元年上推六十二年,恰是长安元年。其实李阳冰所署乃其作序时间,非指李白的卒年。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     

《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商榷

谢思炜同志的《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载《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三期,简为《考索》),对“李白在开元十八年三十岁时曾到长安游历”,“补充一些证据”:提出李白的一些作品,是写于此次赴长安时、在长安时或离长安后。 经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和分析,并参阅李白其它有关诗文,觉得《考素》的证据不够确凿、不够充分,从而对其结论产生疑问。我不揣冒味、浅陋,在此提出讨论。     

李白两入长安始末

李白一生曾经两次入长安。除了人所共知的天宝元年奉诏入朝那一次外,早在开元年间还有一次。这是当代李白研究工作中的最新成果之一。稗山《李白两入长安辨》一文首倡其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也有所发现;近年郁贤皓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益臻明确;我与薛天伟在编写《李白年谱》过程中亦略有所得。兹采众说,酌以己见,试述李白两入长安始末如下。     

李白“三见秦草绿”辨

李白《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中说:“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学术界迄今普遍认为,这首诗是李白游长安时作,只是在具体年代问题上有分歧。旧说认为作于天宝初年李白待诏翰林后期,近些年来提出的新见主要有两说。一说作于开元十八、九年第一游长安期间,二说见于李从军《李白三入长安考》中: 既云“三见”、当有所指。过去都把“三见秦草绿”泥解为李白在长安三年、见泰     

李白之悲的再审视——兼对“盛唐气象”的再理解

李白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的个人气质、旨趣、性格决定他只能成为诗人,而无法造就成一位有治才的政治家。他的一生不止在政治上充满悲剧色彩,诗歌同样是悲怆雄浑的,失意悲愤应是李白诗歌的主旋律,豪放飘逸是其诗歌次要风格。     

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考异

自稗山先生在《李白两入长安辨》(《中华文史论丛》旧第二辑)中首次明确地提出李白两入长安之说后,郭沫若同志又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进一步肯定了这个说法。这对于李白生平和作品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它使李白作品中的一些疑点得     

论李杜的贵妇和妓女题材诗歌--李杜诗歌女性观念的再比较

李白与杜甫都创作了一些反映贵妇与妓女题材的诗歌.在贵妇题材的诗歌中,李杜女性观念都明显带有传统女祸思想的痕迹,但杜甫却在贵族女性题材的诗歌中"直陈时事",融注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与李白基于女祸论之上单纯的讽喻批判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妓女题材诗歌中,二人的女性观念也有差异李白站在传统男权文化的立场上,将妓女作为美的化身和倾慕的对象来抒写,是自身情感缺失的体现;而杜甫对妓女大多是客观描述,表现出的是他恪守道德、尊重女性的一面.     

李白诗歌在宋代的接受

作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生前尽享世人的至高赞誉,而其身后却屡遭贬抑,这与宋代对李白诗歌的接受有直接关系。宋人从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进行了评价,高度赞扬了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但同时,宋人将李白与杜甫进行比较,批评李白诗歌思想内容及其人品。李白诗歌在宋代受到贬抑的主要原因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对诗歌道德负荷作用的过分关注以及受到内敛稳重的文化性格影响。     

李白诗歌的意象特征

解放以来,许多论者都喜欢用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来评论古代作家。于是,李白被划为“浪漫主义”诗人。许多年来,对于李白的诗歌艺术,常常囿于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强烈的主观色彩等方面进行论述。这种评论方式对于揭示李白诗歌艺术个性,是很不够的。笔者试图从我国古代诗论家和现今西方文学评论家所云“意象”角度,来探讨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意象是诗歌创作中,通过一定的组合关系,表达诗人特定的意旨而让读者得之言外的语言形象。意象是诗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首诗实际上是由声律和意象组成的。而     

论尚侠思想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尚侠思想在李白身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把游侠精神作为自己从事政治活动的准则之一。从而尚侠思想对李白诗歌的内容和风格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是李白形成浪漫主义诗歌特色的重要影响因素 ,也是他思想作风的一个重要构成     

李白与惠特曼比较

李白与惠特曼是两个伟大国度的伟大诗人,他们是中关文学的双子星座,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地位。李白与惠特曼诗歌中都洋溢着一种盛大的国家气象,前者表现为盛唐气象,后者表现为美国气派。布衣感与草叶精神分别是李白、惠特曼的重要精神符号,也是他们诗歌的灵魂。李白、惠特曼都有着恢宏的宇宙情怀。宇宙情怀使李白、惠特曼的诗歌境界辽阔,气格高迈。     

李杜诗歌创作思想刍论

作为一个朝代的诗歌创作的领军人物,李白和杜甫的文艺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唐朝文艺思想的发展和变迁。他们对诗歌艺术的特殊规律各自进行了他人无法替代的独特探讨。李白对“清水出芙蓉”的诗美追求,反映了盛唐诗人特有的气魄和自信;而由盛转衰的社会转折,则为杜甫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他在客观、全面地评价历代诗歌成就和总结诗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的著名诗歌观。     

梦回乡关──李白思乡情结管窥

思乡是唐代诗歌表现出来的主题之一,不同诗人的思乡诗所流露出来的思乡情结也有所不同。本文着眼于李白的思乡诗,力求从诗人的人生经历、价值追求、思想影响几方面探讨出其乡愁的特点,揭示出乡愁对李白人生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