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向来重视对于文艺创作中思想与感情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和范畴。大致说来,我国古代诗文理论中所说的“理”、“义”、“志”、“思”等,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思想认识和理性因素;而“情”、“情性”、“情趣”、“情韵”等,则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和感性因素。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对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主张。前者主要是根据《诗》的创作经验提出的,后者则主要是根据《骚》的创作经验提出的。但《诗》、《骚》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志”和“情”结合在一起的。《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不仅讲了诗歌言志的性质,而且也谈到它的抒情的特点。所以,“言志”、“缘     

论文学情感的象征

文学作品中都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情愫,就象生物中都含着水分一样。虽然对情感与生活(作品中的生活)的关系理解或主张上不无歧异,有的认为,情感粘贴于生活,附丽于生活,生活重于情感,主实;有的认为,情感拥抱生活,同化生活,情感重于生活,主情。但二者的共同之处是,都承认情感的存在和存在的普遍性、广泛性。 中国古典文论向来推崇情感说,《毛诗序》中即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深刻见解;刘勰也说“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韩非子更将“情”提到了近乎偏颇的地位:“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明代文学家谢榛和明末清初的思     

唐诗与文化的积淀

诗,无论是“言志”、“缘情”还是“体物”,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用现代术语说,即要用诗的语言来表达心灵的感受。诗人不只生活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中,还生活在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中。这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思想感情、审美理想的内容,也决定着这内容的表达方式。     

论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

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蔡伯世曰:‘子野词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词。情词相称者,少游一人而已。’”《四库全书提要》评论淮海词:“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或说“情词相称”,或说“情韵兼胜”,都肯定了秦观词的情,而且把他的词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究竟如何评价秦观所抒发的情感呢?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及其表现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正确评价其审美价值。一、审美主体的悲伤情感的特征 《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诗缘情”的观点。我国     

应当重视音乐与文学的交叉互补

音乐与文学,自古以来就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我国古代的音乐论著《乐师·师乙篇》中说:“故歌为言也,长言之也。”认为歌声对于要表达的内容来说,只是把说话的声音拖长些罢了。汉代的《毛诗序》对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有着更为精辟的论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不     

简论鐘嵘《诗品》的“直寻”与“滋味”说

钟嵘(公元468—约518年)的名著《诗品》是一部专论五言诗的书,起于汉、魏,迄于梁,是我国“诗话”的开山之作。该书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上,有不少新的观点,特别是它所提出的“直寻”和“滋味”的精辟见解,有必要加以阐述。一、“直寻”就是要求诗歌反映现实关于文学创作的源泉,在荀子诸人的著作中虽已有所论及,但或失之简略,或不够全面,例如荀子的《礼记·乐记》所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     

《诗广传》主旨新探

船山《诗广传》内容号称驳杂,本文着意挖掘其为文之用心,论定“正情”是《诗广传》写作的唯一主旨,而以性正情、以理维情及戒欲乱情是“正情”的三种基本方法。     

鲁迅小说散文中的色彩点染和声音描摹

鲁迅曾经提出文学作品必须具备“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这跟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所说的“情文”、“声文”、“形文”是一脉相承的。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色彩美可以使人赏心悦目,声音美则可以动听入耳。文学作品正是凭借色彩点染和声音描摹采加强表达效果,增强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的,本文从这两个艺术视角来谈谈鲁迅小说散文的审美意义。色彩点染 如绘如画鲁迅“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赞语。我们读鲁迅小说散文,常     

“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的“道始于情 ,情生于性”是先秦儒家的重要命题 ,它揭示了以家庭亲情为本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产生的根据。本文进而分析了这一命题所蕴含的先秦儒学的“性静情动”说较之以往的“性善情恶”说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论价值     

论诗经的艺术(下)

五、体裁、章法、韵律诗在形式上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小说、戏剧和散文。《诗经》是我国早期的的诗集,在当时也不同于神话传说和记事、记言的散文。当时诗人,不论是集体或个人,表述思想,发抒感情,依照一定格律进行歌唱或写作,就形成诗歌形式。诗这种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就是说,诗之为物,初发于内心,而表现于音声,音声组织成章,是为音乐。诗乐在早期是不分的。音乐要有旋律,有节奏,有韵调,这就给诗以制约,形成了诗的形式特点,诗人作诗就得注意符合这些特点而加以美化。下面姑就《诗经》形式的三个方面,谈谈它的艺术。     

刘勰文质统一观初探——《文心雕龙》综论之一

<正> 在《文心雕龙》中,文和质这一对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文章语言风格的华丽和质朴;二是指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其中还包含有关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某些因素。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后者。《文心雕龙》在具体论述时,文,有时用“华”、“采”、“言”、“辞”等词来说明;质,有时用“实”、“情”、“志”、“理”、“义”等词来表达。它们之间的具体含义虽有差异,却统统可以包括在文和质的范畴之内。刘勰对文和质的关系,从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富有创见,自成体系,很值得研究。     

诗言性情说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是主张表现。这是我们普遍都同意的。表现什么呢?情感,这似乎也已成定论。有时候,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可以讨论的。古代诗学文献中大量的诗言“性情”的议论迫使我们对这一定论重新进行审视。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情采》说:“文质附于性情”。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这种议论在宋元以后更多。宋代吕祖谦说:“诗者,人之性情而已”。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     

论儒家的中和观

在先秦儒学 中,中和观念渗透 于本体论、道德 论、价值论以至社 会管理等各方面。 它既具有本体论内 容,也包含主体性 内容;既是对事物 进行判断的价值尺 度,也是保持人际 和谐的行为规范。 中和是先秦儒学的 核心范畴之一。 一、关于中和 的意义限阀 从语源上来说,“中”有三种初文形态,即、中、。以旌旗表日中之形,为旌,为日影:中,以矢贯的;,盛简策之器。这三种形态的基本母体是中,以后即统书为“中”。(参见姜亮夫《中形形体分析及其语音衍变之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增刊)     

阐释的权利:董仲舒释经方法论要--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下)

董氏释经方法论是以“《春秋》无达辞”作为逻辑前提的。深察名号多用“形训”、“声训”、“义训”的训诂学方法加以阐释,其目的是以“天意”为依托,发挥以“名号”褒贬政治的权威性；推究辞指则从言意关系的角度加以阐释,其中尤以“见其指,不任其辞”,追求“辞”外之“指”为特色为关键,它构成了董氏经学阐释学的基本特点,即将《公羊传》形下的归纳作为他形上演绎的前提,层层推演,最后得出一个言外之“指”。从而完成了由《春秋》之义到《公羊》之义再到董氏之义的嬗变,并在方法论上与道家的“得意忘言”说有相通之处。     

《文心雕龙》新解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论民间文学的主要特征

在我国漫长的阶级社会里,虽然产生了丰富而瑰丽的民间文学作品,可民间文艺学却并不发达,对民间文学特征的认识和总结,往往是点滴的,远不完备的。《诗大序》曾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汉代的《毛诗传》曾说:“曲合歌曰歌,徒歌曰谣。”这都包含着对民歌口头表述的认识。明末的冯梦龙在其《序山歌》中认为山歌是“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清代的杜文澜也在其《古谣谚凡例》中说:“谣谚之兴,     

文学

一.关于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研究.对于诗歌理论本身是如何发展的,它有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它的审美认识和审美理想是怎样积聚和升华的……这一切没有一位理论家作过较为明确的阐述。陈良运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轮廓》(《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认为,历览前朝后代的诗歌论著,我们会发现五个复现率很高的审美概念:志、情、形、境、神,它们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五根重要的支柱、发端于“志”,演进于“情”与“形”,完成于“境”,提高于“神”,这或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体系的美学结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区别于西方艺术理论从“模仿”、“再现”到“表现”的发展程序。发端于言“志”,重在表现内心;演进于“情”与“形”,注意了“感性显现”,但虽有“模仿”、“再现”而没有改变     

记人叙事散文写作“四步训练法”

记人叙事散文是以记叙人物或事件为主要内容的散文体式.它要“抒情”、“论理”,更要“绘形”(描绘人物或事件的形象).“绘形”是基础,“抒情”、“论理”是目的;“形”要显露,“情”、“理”要渗透其中.“形”、“情”、“理”构成了记人叙事散文的三个基本要素.抓住了这些要素,也就抓住了记人叙事散文写作训练的关键.对这些基本要素的捕捉、发掘、拓展和表达,便基本上体现了记人叙事散文写作的主要过程,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记人叙事散文写作的“四步训练法”.捕捉 主要指对人物或事件的形象的捕捉.下笔之前,对形象的捕捉比较复杂,有时是     

《文心雕龙》“情经辞纬”说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揭示了人的自然感情经过两度转换而变为作品的文学创作机制的过程：“蓄愤”、“郁陶”──情感的一度转换,强调人的自然感情要经过蓄积、回旋和沉淀才能转变为诗情;“联辞结采”──情感的二度转换,论说情理的形式化,就是以优美的形式实现对情感的外化或物化。“情者文之经”,情采篇是强调诗“缘情”的审美化的成熟,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客观真理”的几点反思

什么是“客观真理”?对这个问题,我国理论界及现行的大专院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均有权威性的阐释和论定。例如: 刘延勃等人主编的《哲学辞典》对“客观真理”的表述为:“指真理的客观性,是人的认识所正确反映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 高清海主编的《文史哲百科辞典》关于“客观真理”的解释是:“表示真理性质的哲学概念,指其理包含有不依赖于主体和人类的内容”。 于恩滋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十讲》对“客观真理”的含义概括为:“一是指真理包含有不依赖人或人类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内容;二是指真理的检验标准——实践是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