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初管子研究之转向——以梁启超、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降,诸子学走向复兴,作为其中一支的管子也日益受到学者关注。时值民初,胡适将《管子》定为伪书,梁启超颇受其影响,修正了以往的部分学术主张。此时期管子研究因之出现从阐释到辨伪的学术新转向。     

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科学"的对话及其意义

"五四"期间,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实证论者,维护科学的权威,将科学方法的效用推向极致,形成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科学万能"的论调,遭到了梁启超以及具有相同致思趋向的人文学者的驳难.爆发于1923年的"科玄论战"即是集中反映了上述两类学者对科学的辩护与限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下,科学派无疑是胜利者,但从学理层上看,玄学派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肯定,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论梁启超与胡适的自传观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位积极倡导现代传记的代表人物。在自传观念上,梁、胡二人都重视自传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梁启超强调传记的著述品格,其指称的自传仅限于史著范围内的自叙传,其自传观很难阐释中西自传的差异;胡适无意于为自传找寻历史渊源,而有意将自传的边界无限放大,以最大限度地积累史料,胡适对中西自传差异既有理论阐释,更有实践贡献。梁、胡二人在自传观上的根本差异在于,梁启超侧重对过去的历史做现实的研究,而胡适侧重为未来的历史做现实的准备。     

传承与断裂：梁启超与胡适思想之若干比较

梁启超和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本文从政治与学术、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话语方式的角度对两个人进行了客观的比较。他们之间既有传承又有断裂,研究传统思想的嬗变与现代思想的兴起,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是一个远未穷尽的话题。     

梁启超、胡适与杜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和胡适是杜诗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关键人物。他们以现代的学术眼光、文学观念、审美情趣来观照杜诗,从不同的角度突破了传统杜诗学的研究框架,开启了杜诗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之路。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的杜诗学宗旨的确立;二是新的杜诗评价标准体系的建构;三是新的学术原则、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的引进。     

回观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白话诗的意见分歧

“五四”期间,胡适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影响深巨,赞赏仿效者有之,批评商榷者亦有之。其中,梁启超的批评最具典型意义。本文从说理与抒情、音节与用韵、文言与白话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白话诗的意见分歧,并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高度作出了评价。     

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对 2 0世纪中西方史学史上比较典型的两种“新史学”范型的普遍共性、不同特点及优劣得失进行一番认真而深入的批判性分析和全面总结。梁启超和鲁滨逊在史学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但他们的史学思想却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 ,同时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旧学商量加邃密——记梁启超、王国维、陈垣、胡适之间的学术论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陈垣关于唐代高僧玄奘年岁及出游年份的论辩,陈垣、胡适关于佛教<四十二章经>翻译年代的争辩,王国维、陈垣关于耶律楚材生卒年的考证,他们以严谨学风、求是精神和缜密方法,将学术研究推向高峰.这些学术大师商榷学术,相互尊重,友谊比赛,不仅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佳话,同时又是当今学人治学的榜样和典范,于现代学术史研究及当代学术、学风建设关系重大.     

科玄之争的学术回响——胡适、梁启超墨学阐释的异同离合

在清代学术理路和西潮冲击之下,墨子及墨学在清末民初引起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典范性人物,胡适和梁启超对于墨学的偏爱和阐释可以说具有典范意义,其学术主张存在共同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二人都比较重视墨子的《墨辩》部分,以此来发明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精神",但二人对于墨学的理解和阐释也存在根本性差异:一主"智",一重"爱"。以话语分析的视角看,现代性的科学话语和反省现代性的玄学话语构成了胡适和梁启超墨学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可以说,"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对于文化现代化的思索呈现出多岐性,正是对于文化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导致了胡适和梁启超以及不同学术群体对于传统阐释产生差异。因此,胡适和梁启超关于墨学研究的异同离合可视为近代中国一典型的学术史事件。     

张之洞、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 ,同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张之洞和梁启超 ,都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都主张废科举 ,改革封建教育制度 ;都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 ,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同时 ,由于所处地位、所持立场的不同 ,他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又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张之洞强调“稳中求变” ,梁启超则“趋变求新” ;张之洞主张进行“通才教育” ,梁启超则主张“新民教育”。他们的教育思想 ,体现了洋务派与维新派教育思想的不同 ,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由“人才教育”向“国民教育”的转变     

从陆人龙的《型世言》管窥小说劝惩论的影响

劝惩论是明代中叶以后小说理论家提出的重要概念,通过对陆人龙《型世言》创作的剖析,可以看出劝惩论在一定时期内的影响是很大的。     

评牟宗三对胡宏和朱熹工夫论的阐析

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在研究宋明理学时 ,把胡宏和朱熹作为对立的两方。在工夫论 (修养方法 )上 ,胡宏主张“先识仁之体”、“以放心求心”。牟宗三非常恰当地将此方法概括为“逆觉体证”,并认为这是理解真正的道德行为所以可能之超越根据的唯一方法 ,它与朱子“格物穷理”的认知方法有本质差异。经过对胡、朱两人理论体系进行对比剔剥式的研究 ,牟宗三确认胡宏一系在宋明儒学中具有极高的独立价值 ,推之为“正宗”圆教。牟的阐析有独到之处 ,但有些观点也还有可商榷之处     

从"孔颜乐处"到自适任情--陈白沙对理学重要命题的超越

陈白沙的思想上承周敦颐、程颢、邵雍,而与程颐、朱熹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成圣境界——“孔颜乐处”理解的差异上。白沙糅合儒、庄、禅三家思想,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超越性阐释,以自适任情取代“孔颜乐处”的道德伦理内涵。这充分表现在他的生活实践方面。另外,白沙心学的超越性也体现出宋明理学本身的矛盾,揭示出理学到心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理路。     

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化表达——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本文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如何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伦理化的表达:将政治上的敌人定义为伦理上的坏人(小人);用伦理的切肤之痛激起个体的"阶级仇恨";将革命的意义置换为伦理上的抚慰.同时指出,中国电影在伦理化表达上成功或失败的例子,对今后中国电影创作如何在思想主题的融注、艺术上的探索及观景愉悦的营造上实现完美的结合,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示意义.     

一种奇特的阐释现象：析索隐派红学之成因

在《红楼梦》问世迄今二百余年的复杂接受史中，索隐派的阐释活动构成了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脉虽屡经考证派等红学主流的严厉批判，然历二百年而绵延不绝，至上个世纪转加兴盛，这种奇特的阐释现象背后实有其深刻之学理动因。即1、以经史之眼观小说及民族主义的期待视野；2、《红楼梦》文本之特殊性提供的索隐空间；3、考证派自传说的缺陷。最后得出结论红学索隐派的兴起及不绝如缕，是《红楼梦》文本外部、内部各种合力推动的结果，自有其学理上的必然性。并由此可以预言，对《红楼梦》进行索隐式解读的阐释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