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我国金融同业组织的合法性探析——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例

社团的合法性包括社会(文化)合法性、法律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四个方面,它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探析民国时期我国金融同业组织合法性的实质是从不同层面分析金融同业组织在行业自律和管理上的模式,以及它与当局之间在利益博弈上的关系.并据此对我国现阶段如何建立和完善金融同业组织提出相关建议,给出历史借鉴.     

日据时期台湾茶业同业组织制度变迁探析

1889年台湾茶业同业组织——茶郊永和兴成立.作为台湾较早的同业组织,永和兴仍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随着资产阶级国家日本替代封建朝廷清政府对台湾的统治,进入20世纪的台湾茶业同业组织完成了制度变迁,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同业公会.但日据时期台湾茶业同业组织发生的制度变迁不是根据行业发展需求而做出的调整,而是在日本殖民经济体制下,为谋求本业的生存,不得不顺应殖民当局的要求而多次做出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种经济制度变迁是以殖民地母国日本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     

清末民初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初探

清末民初天津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工商同业研究所,体现了工商同业组织发展变化的一种新趋向。这些同业研究所并非从事工商学理研究的学术性团体,而是传统行会向近代同业公会演变过程中的一种新型过渡性同业组织。在确定自愿加入原则和实行投票选举制度方面,同业研究所明显体现出与传统行会所不同的特点,在组织结构上也与后来的同业公会不无相似之处。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经济组织,继承和创新了会馆、公所的公益精神,在重视传统的业内济贫恤寡活动的同时,更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活动。在同业公益方面,以同业救济及同业教育为主,而业内祀神的色彩渐趋弱化;在社会公益方面,同业公会代表行业商人赈灾救难、支持抗战、协助政府,以捐助钱物而非直接举办为其主要手段。此类公益活动有助于公会凝聚同业信任、树立公会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担了政府之社会责任,但过于频繁的救济活动也给同业公会带来了财政负担。     

海外华商网络的构成与特征

海外华商网络是以海外华人商人群体为特定主体,以家族、族群、地区、行业、社团等为社会基础,以五缘关系为联结纽带,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泛商业网络。从横向联系看,它是一个由海外华商的社会网络和经济网络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从整体上看,海外华商网络是一个具有封闭性与开放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正式性与非正式性的统一体。     

旅游行政管理组织构建模式初探

以什么样的思路、方法和原则构建旅游行政管理组织的基本模式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业能否健康、快速、优化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以行政组织基本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外旅游行政管理组织建立和改革的实践,探讨了旅游行政管理组织的内涵、构成要素、结构形态和设置原则,提出了建立高效、优化、科学的旅游行政管理组织的基本途径.     

华商联合保险公司述论（1933—1937）——兼评抗战之前的上海华商再保险业

为解决长期困扰自身发展的再保险问题,上海华商保险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鼓励下于1920年代末开始走上联合保险的道路,各类联合保险组织纷纷出现。1933年,在政府与华商业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国首家专业再保险公司——华商联合保险公司宣告诞生,标志着上海华商再保险业的发展迈出重要步伐。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待保险业的态度逐渐转变,加之华商保险业缺乏互信、无序竞争的市场氛围根深蒂固,华商联合保险公司不但未能得到有效扶持,反而经营困境不断,最终在抗战爆发前夕被太平保险公司收购。华商联合保险公司的早期命运,亦成为抗战之前上海华商再保险业发展实况的缩影。     

民国上海同业公会处罚制度及其施行机制

近代上海同业组织经历了传统会所的"共同体化"阶段、同业公会"社会化"普遍发展阶段和"国家化"整合规范阶段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同业组织处罚制度及其机制各有不同,情、理、法是三个阶段同业组织处罚制度及其机制内蕴的主要特征.作为同业组织,在组织正规化的同时,一方面政府授权及规范在不断进行,另一方面其自主式的处罚制约力出现了衰退趋向.     

试论社会主义股份经济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两个基本任务:一是转换经济运行机制,二是变革企业组织制度.从宏观上讲,如何协调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较为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从微观上讲,建立什么样的企业组织基础,使之与社会化商品大生产的发展相适应.这两个问题无疑是我国经济界众目所注的焦点.在众多的改革思路中,影响深远,讨论热烈的还是股份经济的推行和实施等问题.     

农村经济联合社初探

党的十二大指出,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调整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和环节,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之一。目前,全国正在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的试点。在政权机构和经济组织必然分开的情况下,到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农村经济组织,各地都在进行探索。我们设想,在河南以供销社为依托建立经济联合社,来组织整个农村经济生活。本文就此有关问题,作如下初步探讨。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五四时期社团的整体特征－－从与戊戌学会之比较谈起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一道独特的景观－社团林立，异彩纷呈。种历史景观决不是偶发的现象，而是中国人积郁已久的思想在社会转型时期迸发的结果，也是人们要求社会变革的政治动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生动体现。这种现象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继戊戌学会高潮之后的又一次社团活动的高峰。然而，由于时代和思想文化氛围的不同，使五四社团在其思想宗旨、成员成分、活动内容等方面，都显示出与戊戌学会之不同，表现出自己独有的风貌和特征。     

关于完善政府与第三部门间委托代理合作机制的探索

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社会公共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发展。作为政府来说,可以适当发展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委托代理合作关系。同时,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激励、约束和保障机制,减少和避免基于委托代理行为而产生的风险和成本。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人类性

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源于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超越,是一个消灭劳动异化的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然而,在现代社会,这一理想遭到了西方思想家的质疑,人类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仍然是尚未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为实现马克思的理想而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顽强探索,寻找一条人类能够走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人类性价值。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之构建

环境公益诉讼与传统的环境诉讼比较,诉权得到放宽,适格主体得到扩展,环境权益得到充分保护,为英美、大陆法系国家环境立法、司法广泛采用。在我国仍为传统的环境诉讼,与环境现实需求、理论发展、制度完善极不协调,亟需建立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法律结构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物权法》存在法律漏洞。填补这一漏洞的方式为类推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规则,设定该权利取得的法律结构。农户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结构以农村村民的成员权为逻辑基点,以合同机制为逻辑线索,具体构成为:农村村民行使成员权与其所属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宅基地使用权合同,该物权合同以行政审核与审批为生效要件,宅基地使用权因合同生效而当然设立,不需要履行登记等其他程序。     

论行政分权与行政主体多元化问题——兼论公用事业企业之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

当今各国政府为了应对日益扩张的行政职能的需要。采取了行政分权的措施。行政分权有利于政府合法性权威的树立,同时导致政府传统行政任务的私法化。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学的重要概念。由于行政分权和行政任务私法化趋势的影响,我国传统行政主体的外延应该进一步扩展。公用事业企业应该被纳入行政主体的范畴。公用事业企业具有多重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公用事业企业是行政主体,对公用事业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相关事务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另一方面,公用事业企业作为政府管制的对象,又充当了行政相对人的角色,同时,公用事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还存在私法上的服务合同关系。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联盟建设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区域的城市竞争与合作日益深入。城市联盟作为城市竞合的新兴组织形态伴随着城市之间多方面的合作博弈而产生。文章在对城市联盟效应及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联盟构建必要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城市联盟的构建途径。     

对无效合同宣告制度之相关问题的探讨

我国新《合同法》设置了无效合同制度 ,对于规范合同行为、正确订立和履行合同、建立良好的合同环境、确保合同交易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合同实施过程中 ,对于合同无效的认定及其相关问题的处理由于规定得不具体明确 ,在实践中容易产生一些问题 ,比如 :无效合同宣告的条件、时效、主体等 ,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渐进过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价值、动因与阻力

在现代社会,作为工具性的政府是建立在合目的性的基础上的,是产生于社会并服务于社会的组织体;政治越发展,政府就越能增进与实现公共利益。因而,公共性是现代政府的价值追求,在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不能违背、侵蚀这一价值定位。在转型的中国,政府存在并运转于一定的空间中,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集结成一定层级政府的任务环境,它们形成了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强大动力,也影响着政府职能转变的效度。政府职能转变之所以步履维艰、过程之所以呈现出渐进的特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受到来自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能政府的惯性、职责同构的弊端、市场质量的影响和社会发育的迟缓以及现实利益的阻隔。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取决于政府自身的作为,市场质量、社会组织的自组织力也是影响其效度的重要函数。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政府职能转变仍然会是行政改革中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