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克莱夫·贝尔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以艺术的自治原则为视角

克莱夫·贝尔是现代形式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从艺术作品中将形式抽象出来,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他认为艺术应具有自身的意义和目的,艺术世界应与生活世界相分离。于是,他在艺术与日常生活世界划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我们可以将他的艺术理论归结为艺术的自治原则,并以此为视角对其形式主义美学进行解读。     

语言态度研究的情境化转向——以我国大学生的语言学习与方言保持为例

态度是内在的,是隐藏在人们思想中的想法和概念,如何通过客观科学的途径使人们呈现出其真实的态度,成为解释语言态度本质的重要问题.既往的语言态度研究大都使用直接法/间接法或者社会法,难以揭示说话人隐藏的语言态度.基于话语分析的语言态度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分析语料,即"基于内容"(content-based)的话语分析、话轮中的语义语用(turn-internal seman-tic and pragmatic)分析和话语情景互动(interactional)分析.依赖真实情景语境的"互动"研究,秉持动态的语境建构观,分析真实情境中的话语表达,能够把语言态度概念变为可评估的"实践"或"活动",揭示出语言使用者真实的语言态度;把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相结合,将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放在同一语境框架下进行阐释,能够建立语言态度与现实语言行为的有效联系,进而拓宽我国语言态度研究的视角,有助于深入理解语言态度的本质.     

演讲稿文本的语言特征研究--以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为例

英语演说词在英美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们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加工写成的讲稿,既保留了书面语体的特点,又富有口语语体的特色.而其中的政治演说,演说者不仅要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而且还要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通过演说,让听众了解自己的政治观点,从而获得理解和支持,具备强烈的鼓动性、感召力和说服力.在此以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为例,从文体学的角度,探讨演讲稿文本的语言特征研究,从而分析一些特殊手段如何服务于特定的效果.     

《诗经·匏有苦叶》歧解辨析——兼论《诗经》解释的方法问题

汉代以来,《诗经·匏有苦叶》歧解纷呈,号为难读。历代诸家解释大致可归为刺淫、审时两说,均不脱先立旨、后说诗的俗套。今人立足文本的新见解虽能一扫旧说,还其民歌面目,却因其"四章不接"而遭诟病。若能以场景解释法来解读文本,则可得到一幅以婚恋为主题的不同时节的渡口风俗画,从而也避免了传统解《诗》先入为主的思维局限。     

言语社区内的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以厦门、南京、阜阳三个“言语社区”为例

本文以南京、厦门、阜阳三个社区为单位,以"有+VP"格式为切入点来考察言语社区内的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调查结果显示,在言语社区形成的过程中语言认同在逐步的形成.而且,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言语社区内的语言认同和语言使用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同步的.比如,口语中"有+VP"句式使用率从高到低的排序分别是:"厦门"(77%)>"南京"(59%)>"阜阳"(32%);与此相应地,各个言语社区对"有+VP"句式的积极评价率从高到低的排序是:"厦门"(82%)>"南京"(75%)>"阜阳"(53%).书面语中的情况也反映出同样的趋势.     

含意的控制与文学语言解读——以《儿子与情人》为例

当含意伴随着语言一起出现的时候,它已具备了两种功能:阐发和补足.因此,人们对那些"含而不露"或"言外之意"的内容就能理解和接受.对含意化方式的合理控制,有助于我们领会文学作品所隐藏的含意奥秘.     

从风格标记看小说人物语言风格的传译——以《红楼梦》两译本为例

文学作品的风格传译向来是文学翻译中备受关注的焦点。刘宓庆认为风格是可以通过翻译传达的,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风格标记体系来检验风格的可译性。在此基于这个体系从风格的形式标记角度分析了《红楼梦》两种译本的译者对人物语言风格的传译手法的异同及其得失。     

再论奈达的等效理论——以邓恩《歌》汉译本为例

等效理论是当代重要的翻译理论之一。在等效理论的关照下,从诗歌形式、音韵、语言和修辞等方面对邓恩诗歌《歌》的三个汉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有力地论证了等效理论于诗歌翻译的适用性。     

论非语言语境因素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制约 ——以《夏洛的网》中译本为例

语言的意义表达依靠语境.文学作品翻译除了受语言语境影响,还受非语言语境各个因素的共同制约.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儿童文学翻译的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构成翻译过程的内在困境:成人译者在翻译时很难做到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恰如其分地处理原文中的文化背景、语言情景等,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因此非语言语境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格外凸显.结合功能对等理论,通过对任溶溶先生翻译的E.B怀特小说《夏洛的网》的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从文化背景、情景场合及人物主观因素三大方面探讨非语言语境因素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制约及解决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之对立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解诗与解礼——关于《诗经·摽有梅》的阐释

《诗经·摽有梅》以女子口吻诉说盼嫁的心声,但在郑玄、欧阳修、朱熹等研究者的著述中被故意地误读,以维护文王、孔子圣贤道统和上古三代的美好幻像。戴震作为乾嘉时期学风严谨的经学家,从礼学角度阐释《摽有梅》,揭示了周代婚姻制度服务于国家体制的真实面貌。20世纪闻一多从文学视角解读此诗,得到的却和朱熹一样是歪曲史实的结论。对比前人与后世,戴震的治学方法值得人们借鉴。     

试论纳尔逊·古德曼的分析美学——以《艺术的语言》为考察中心

纳尔逊·古德曼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与美学家之一,是二战之后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本文就他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尤其是其美学专著《艺术的语言》为中心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他运用符号学的研究,对美学的核心观念进行了阐述,并肯定了他的这种贡献。     

论海勒的后现代狂欢——以《终了时刻》为例

狂欢化是巴赫金的一个重要概念。狂欢化即"复调",是语言的离心力量,是事物的"欢悦的相互依存性",是角度与表演,是对狂乱无序生活的加入,是无处不在的笑声。狂欢化在海勒的《终了时刻》中涉及的范围很广,它具体体现在世界经验的狂欢化,艺术思想的狂欢化和文学体裁的狂欢化三个方面。作者在作品中把狂欢化阐述为一种反制度,一种代表后现代主义本身的另类生活。     

作家型学者刘恪的学术语言特色——以《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为例

刘恪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始于文学内部的研究,即从文学语言出发,采取直面命名、清晰分类和细致描述的言说方式。他的分析和总结是在描述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观念先行;他使用的是他内心感受出的语言,而不是公共语言;他把创造性的热情带到学术研究里,使学术语言有了体温、创见和趣味。这对当代学界具有借鉴意义。     

“合目的的叙述”与“有意味的形式”——论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双线文学观念”

胡适以双线文学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为文学史书写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范本、一种以意为之的写法。其中国文学史内蕴着与现实社会结构变革相对应的文本结构——贵族文学(文言文学)与平民文学(白话文学)对立的等级结构。他对文言文学的贬抑,对白话文学的揄扬,对白话的王国的发掘,归根到底是为建设国语的文学进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国服务的,因而可以把他的文学史书写看作一种从属于民主国家建构的社会实践。     

《摽有梅》研究史上的十大主题——以中日韩三国为例

《揉有梅》是《诗经·国风·召南》中的名篇,其诗主题历来聚讼纷纭,难有定论.纵观中日韩三国学者的研究历史,大致有“男女及时”之诗、失时之诗、贞信自守而惧强暴之诗、父母为女择婿之诗、庶士愆期不归之诗、淫诗、求用诗、求贤诗、离根诗、伤时诗等十大主题.除此,近代以来的学者,亦有许多新见.但依据近古原则,可能仍是《毛诗序》中的“男女及时”之说,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     

中韩语言中“马”的象征意味与文化背景初探——以中国成语与韩国俗语为中心

中韩两国的语言中都存在大量的成语和俗语,汉语成语和韩国的俗语形成于长期以来习惯用语,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关,具有各自民族特色的语言表达形式,但中韩成语俗语中的文化含义有同有异.本文通过马的象征意义比较分析这种文化差异的文化背景。     

批评如何“小说”——以格非《塞壬的歌声》为例

作为一位兼具作家与学者双重身份的批评家,格非在批评实践中既有从知识学层面所展开的客观性研究,也有以自身创作经验为依据的主观性价值诉求。前者对批评对象所进行的概念分析与理论归纳,是一种典型的以求真为目标的学院派批评;而后者对原作故事情节的追踪复述,以及由此所展开的对于小说之艺术本源的探讨,则是一种以求善和求美为目标的作家式批评。这两类异质性批评话语的繁荣共生,造成了格非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以小说叙事的方式去展开批评实践。这种小说式批评方法,对于解决当前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危机问题,无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哲学的理论想象——以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为例

批判的理论想象、概念的理论想象和文明的理论想象是哲学的理论想象的三重内涵。孙正聿教授以他的《哲学通论》,向我们展现了哲学想象的一种可能性。批判的理论想象主要表现为以思想的前提批判实现的对于哲学存在方式的构建,概念的理论想象主要表现为以赋予世界观、本体和表征等概念新的内涵实现的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研究范式的形成,文明的理论想象主要表现为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前提实现的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