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

<正>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     

论庄子哲学的知与行

关于庄子哲学中的“知”与“行”,历来学者大都认为庄子的知行观是与其混世游世的人生哲学相对应的“毋知毋行”通观《庄子》全篇,特别是作为庄子真实思想的内篇,笔者认为,如果把知行观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来看,虽然庄子并未把“知”与“行”作为一对范畴明确地提出来,但他那种以独特方式表达出来的知行思想,应在学术界中予以新的重视、新的考察。 一 中国知行学说史上,《尚书·说命中》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的知行概念,先秦儒墨都继承了这一“知易行难’思想,十分强调“行”的重要性,“知”的前提性,并成为一种普遍看法,为当时及后来多数思想家所接受。     

古典文献语境中知行关系的发生学研究——以《史记》“异代合传”为核心

本文以《史记》“异代合传”提供的文献语境考察知行关系这一中国思想史的核心命题的发生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思维特征。在古典文献语境中，知行之间借助言语实践这一媒介建立联系，从而形成了兼容知、言、行三种要素的逻辑结构，因此，知行关系超出认识论而同时成为政治哲学和修辞学命题，其政治哲学内涵即司马迁所谓的发愤言志。知行关系命题在古典时代的逻辑结构和命题内涵对于反省置身于技术体系奴役之中的当代人来说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SSCI

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

汉代哲学，特别是汉代中国哲学的知行观，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20世纪40年代初，赵纪彬先生著《中国知行学说简史》，于汉代叙述了古文经学派的“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及扬雄、王充的知行学说。80年代初，方克立先生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规》，考证出“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乃是先秦哲人就有的见解，于汉代仪叙述了董仲舒与王充的对立。上述两位著名学者的研究，虽然各有创获，但都未能使人看出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的轨迹。其实，汉代中国哲学知行观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汉代的许多哲人都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其道…     

毛泽东对杨昌济知行观的继承、超越和《实践论》的发表

(一) 杨昌济的知行观主要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宋时理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十分眼膺,《朱子语类》中“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行观和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这基础上,他融合了近代维新派人物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如康德的先验哲学而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由于杨昌济既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出洋留学十年,具有丰富的“世界之智识”,故他能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合东西两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但其思想的主流仍是中学,是我国传统哲学的最后一位人物。主张“知先行后”、“知行并重”,一方面强调“知”,强调“知”对“行”的重大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忽视“行”的意义,注重“行”的作用。认为“不重学问,不知学问之不讲,则力行只是盲行,行之愈大,则危险愈大。”[1]而“知”的重要性就在于指导“行”,“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力行也”,“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因此,在杨昌济看来,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新探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知行关系问题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他的这一学说曾在我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如何分析和评价“知行合一”说,的确是我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无须疑问,但能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知行合一”说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在哲学史研究中,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都是错误的。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中,到底哪些是其精华,哪些是其糟粕,它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探讨的。我想就此谈点粗略的见解。一知行关系问题,是我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所要解决的乃是人们的认识、知识和人们的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春秋时期的伪《尚书·说命》第一次把知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之后,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知行关系问题成为哲学战线上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相继形成了一些较为系统的学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宋时期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明代王守仁     

中国近代知行范畴的嬗变

文章从“知”的内容和“行”的形式、“知”的主体和“行”的主体、“知”的形成和“行”的过程、“知”的作用和“行”的作用这四个方面 ,概括了中国近代哲学知行范畴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轨迹。     

中国哲学的近代衍化

以近代社会的变迁及与之相应的"古今中西"之争为背景,中国哲学也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与走向近代的总的历史过程相应,中国哲学在折射近代社会变迁的同时,本身也不断取得了近代的形态,这一近代化的过程既受到中国古典哲学与近代西学的双重制约,又蕴含着其自身演进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从方法论、知行之辩、价值观、人格理论、形上智慧等方面,对这一过程作一概览.     

宋明理学与小说表现手法

理学的精神理念不仅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思想内涵之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由于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曾受到过理学的灌输,因此,他们的思维方式惊人地相似,其小说表现手段亦大同小异。理念先行与主题提前定位在理学诸多的哲学命题中,知与行是一对重要的范畴。知是道德知识,是主观性的,行是道德践履,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知行的讨论在宋代的理学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程朱的知行观代表了宋儒对知行的基本看法。程颐曾用出门走路为例,表达了只有先知,然后才能行的观点。他在《论学篇》中说:“今有人欲之京师,必知所出之…     

关于实践问题研究中的规律的辩证思考

欧阳英在《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 6期撰文认为 ,中国传统实践观与西方近代实践观之间 ,无论在考察问题的角度 ,还是在认识问题的深度和理解问题的背景上 ,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但也有相互关联的一面 :首先 ,它们都在知和行的关系中考察行 ;其次 ,它们都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到行的重要性的过程。在对中西方实践观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实践问题研究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得以显现 :第一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达到认识的统一并非易事 ;第二 ,关于实践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应该是什么”到“是什么”的发展过程 ;第三 ,关于知行关系的探讨是…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知行关系”的实践哲学阐释——纪念《实践论》发表80周年

《实践论》提出了广义的"实践"概念,但对实践概念的运用却是狭义的,即无产阶级实现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实践,具有鲜明的政治蕴含。狭义的实践属于实践哲学的"大"的认识过程,实践在其中处于生存性的本体论地位,克服了理论哲学从认识论解读"小"的认识过程而造成的知行二分困境。"大"的认识过程中的"知",既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之"知",又是无产阶级理想信念之"知",为知行合一提供了"信仰"前提。《实践论》作为中国化的实践哲学,既实现了传统实践哲学现代化,又实现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中国化,使其立足新的思维平台,进而超越了传统知行观。     

感觉与理智之关系的希腊观念

在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历史演进中，感觉与理智的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贯串始终的。但是，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哲学范式之中，对此问题的基本领悟和基本规定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而且，由此所派生的认识论子问题也完全不同．彼此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不可通约性。本文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追踪感觉与理智之关系的希腊观念的形成和演变，并想附带地论及近代哲学认识论产生的一些非希腊的理论前提。感觉与理智之关系的希腊观念的形成前智者学派的古希腊哲学探讨的理论主题是宇宙论，认识论问题只是在宇宙论探究的展开过程中才逐渐…     

王夫之“体用不二”的方法论意义

<正> 王夫之继承了先秦以来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宋明时期哲学争论的中心——“理气(道器)”之辩与“心物(知行)”之辩,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见解,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王夫之的“体用不二”思想从一个侧面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统一。本文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王夫之的“体用”范畴作点探索。一“体”和“用”是中国哲学史的一对重要范畴。魏晋以来哲学家们通过“体用”之辩,逐步加深了事物运动原因的认识。其正确结论是“体用不二”。     

何为中国哲学——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若干思考

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与如何理解"哲学"无法分离。哲学作为智慧之思不同于特定的学科,但近代以来又获得了某种学科性。同样,对性与天道、成己与成物的无穷追问,赋予中国哲学以不同于具体知识领域的深沉内涵,而当这种追问被纳入作为现代知识谱系之一的哲学史并成为其考察对象时,它同时也被赋予了某种学科的形式。作为历史中的哲学,中国哲学既表现为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凝结的不同哲学系统,并相应地呈现为可以在历史中加以把握、考察的对象,又是在历史过程之中不断形成、延续的智慧长河;前者使之具有既成性,后者则赋予它以生成性。就中、西哲学的关系而言,中西之辩不仅是空间性、地域性的问题,而且更内在地隐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内涵。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延续与近代以前的不同在于:它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     

晚明群己之辩的演进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群己之辩”构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论题。自先秦开始,中国的哲人便对自我与群体、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给予了相当自觉的关住,并在理论上作了多层次、多侧面的探讨。就总体面言,从先秦儒家到程朱理学,中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基本上是注重整体与群体的整体主义。然而,随着明代心学的崛起,群已之辩在晚明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演进的历史轨迹。     

习近平关于“知行合一”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理论贡献和实践路径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知行合一”在新时代的重要价值,将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赋予“知行合一”以新时代真“知”、真“行”、真“合”、真“一”的新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行合一”重要论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理论,创新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丰富发展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知和行关系的相关论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继续坚持知行合一,用科学的理论指引知行合一,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动中推动知行合一,用自我革命保证知行合一,用人民至上标准检验知行合一。     

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

《庄子》区分了体道之知与极物之知:后者限于经验领域,前者则指向形上的智慧;通过二者之分,《庄子》彰显了道的智慧对人之“在”的意义。体道之知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展开为“真知”与“真人”之辩;真知在融入于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化为人的具体存在,人的存在境域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了面向对象、敞开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以如何得道为指向,《庄子》一方面提出了坐忘与心斋之说,由此强调了解构、消除、净化既成精神世界对于把握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以神遇”的直觉方式。对《庄子》而言,以道为内容的“真知”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知识:经验之知所指向的是外部对象,“真知”则旨在提升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广义的成人),后者蕴含着认识与涵养、认识方式与存在方式的交融。     

略谈中国传统哲学对真理的认知

"真理"在中国哲学指真实无妄的知识或道理。先秦哲人肯定源自观察思考的观念和知识是真实无妄的,具有真理性。早期哲学一切知识皆真理的观念,随着佛教的传入发生了动摇,并由此形成真假(俗)对应的认识框架。佛教真理观的一大特点,是主张超越一切言相而进达寂静空明、融通一切的境界,圣人和凡人通过不同方式都能够走向真理。宋儒批驳佛老的空无,又承接了从佛教而来的注重相对待和因果关系的思维导向。人能否求得真知,在能否以行或实践为基础,真知是要"彻骨都见得透"的彻底完全的知识。明代心学坚守知行的统一,真知必须以行为内容,不行就不能叫做知。气学强调亲身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德性之知的真理性是建立在闻见的基础上的。王夫之断定没有力行实践的真切体贴,知就不是真知,人们依据实践可以验证先前知识的正误。但人的实践本身是有限的经验归纳,知识的真理性,实际依赖于在知行不断互动往返中的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