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问题研究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当前我国人口除了规模巨大外,还呈现出“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少子化”的特征,面对人口新形势,适度生育是保持人口长期动态平衡的关键。低生育率情况下,国家政策如何促进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是一个紧迫的时代命题。本研究从生育率持续低水平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层次结构性挑战、我国人口负增长产生的原因及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的历程、现状以及面临的瓶颈入手,借鉴日本和新加坡的生育支持经验,从政策顶层设计、生育政策属性、紧迫的现实问题、“一胎体验感”、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包容性等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思路和建议。     

从少数民族生育率看停止从严控制人口政策的急迫性

在我国,少数民族(广西壮族除外)一直实行的是宽松的人口政策,通过分析各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发现,大多数民族的实际生育率都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受生育障碍和主动放弃生育机会、受教育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低等因素影响。同时,宽松的人口政策能有效降低出生性别比。要根治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不但需要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改善民生、降低养育成本,在治理性别比的同时也提高生育率。建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并出台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     

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

农村人口动态、生育观念与意愿对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国家长久稳定以及乡村振兴工作意义重大。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且“少子化”问题加剧;大量育龄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地区生育潜力日益衰退;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婚育观念的转变,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且在不同地域、性别、世代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促进生育的多项政策中,农村育龄人口最为关注的是住房和养老政策、就业政策以及针对多孩家庭的生育津贴和推动教育公平的举措,表明农村人口发展政策的制定需要结合实际,充分考虑政策的适应性、阶段性、差异性等特征,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从中国的人口现状看现行的生育政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然而,人口转变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不等于人口压力的减轻,更不能说人口与计划生育使命的结束。相反,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更为复杂化、多元化和隐蔽化。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动,我们应适时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     

河南省稳定低生育水平研究

准确的生育水平数据是制定人口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在制定河南省人口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综合评估河南近期的妇女生育水平,分析河南省生育水平特点和面临的压力,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对策建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行生育限制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2014年12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会后根据与会者的共识形成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议"[1]。建议书的主题是: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认为在人口新常态下,生育限制的理由已经不存在。新的人口常态包括:生育水平长期走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城市化程度不断上升、人口流动日趋频繁。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换一种视角看我国人口数量与生育政策

从公共政策视角重新审视和思考人口数量和人口政策问题,认为:人口数量多少是一个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问题,简单地从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经济水平论证人口多是问题,折射出的是“人口数量决定论”;看不到长期低生育率所蕴含的人口未来发展的不良后果,把目前人口惯性增长说成“势头强劲”,是违背人口发展规律的;仅从人口数据出发决定微观家庭生育政策,是公共政策制定中典型的见数不见人的“技术主义”倾向,不符合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制定的理念与程序;当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治国家被确定为发展目标之后,公民生育权利就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那种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的说辞丧失了逻辑的合理性.     

扬州市邗江区低生育水平的成因分析与思考

扬州市邗江区连续6年人口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平抑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实,同时,与邗江区较发达的经济和广大群众生育观念发生了较大转变也不无关系。要继续稳定这一低生育水平,在今后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掌握主动,目前应充分注意生育水平反弹的3个潜在因素,以及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三孩政策背景下省级生育配套政策的文本聚类分析

【目的/意义】实施符合国情的生育政策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完善生育政策体系才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现有研究集中在生育政策的变革成因、实践困境和制度构建。【设计/方法】文章收集31个省级政府的三孩政策期间生育配套政策，运用主题模型LDA算法处理102万余字政策文本，实证分析总体与区域政策文本的高频词和主题强度，通过政策文本聚类分析探究三孩政策背景下省级生育配套政策的侧重点和不足。【结论/发现】省级生育配套政策总体上主题结构不均衡和发文主体单一，整体侧重于保护型政策，鼓励型政策和服务型政策较为匮乏。受地区特殊性影响，不同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在生育配套政策上存在分布差异。基于此，从政策结构、政策主体、政策创新三个角度提出政策改进建议。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对实行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的探讨

现行生育政策下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生育政策贯彻执行也遇到社会变迁引发的困难。通过调研数据资料分析,从生育水平、生育意愿现状评估和二孩生育政策试点经验等方面论证了实行城乡统一的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和可行。     

大转折时期的中国人口政策新取向:无为而治与积极有为

中国的人口发展态势正处在一个大的转折过程之中。人口政策继开放“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后必将适应新的变化格局而作进一步调整,由此进入一个“后计划生育时代”。以发展为导向的“大人口观”作为思想引领,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废止目前人口政策中生育控制内容,是下一步完善人口政策使其合乎逻辑的变化方向。未来的人口政策在生育水平上应该无为而治,在人口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方面则应积极有为,须要围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营造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和政策完善,如消除人口流动壁垒促进城乡融合,促进国民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养老事业发展和健康事业发展,追求性别平等在内的包容性发展,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实现优生、优育、优抚、优养。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

“三孩政策”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它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生育政策转型和优化分析的基础上,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人口问题的再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改变的视角分析中国生育政策优化的基础和内在动力。研究认为,优化生育政策不仅提升了人口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会保障制度压力,而且将生育权回归家庭,是对家庭福利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 为此,在充分发挥“三孩”新人口政策作用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将构建共享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劳动就业权、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一体考虑,有助于新的优化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日本新型生育支持政策研究

本文概括了日本近年的高龄少子化、结婚率低迷以及性别比例失衡的人口现状,对日本政府少子化态势下采取的新型生育支持政策,如鼓励人群离开人口密集区域进行生育、改善高龄女性就业环境等手段进行整理,得出新型生育支持政策有助于生育水平的稳定,但生育水平的提升却更多依赖政策的落实的结论。     

中国人口控制社会化的基本途径

<正> 在中国实现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目标,关键在于实现人口控制的社会化。所谓人口控制的社会化,是指在人口社会化的过程中,使个人的生育观与生育行为逐渐转化为社会所容纳的生育活动,个人成为与社会的生育规范相一致的人,并接受人口生育政策的制约,自觉担负起控制人口增长的社会责任。人口控制的社会化又是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其中包含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落后婚育观念的改变,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等。解决这些问题,有待于加速人口控制社会化的进程和提高社会化的质量。为此,必须加强人口生育的社会控制机制,发挥这种机制在人口控制社会化中的重大作用,     

生育政策调整下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需求与完善

立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持续低迷的生育意愿,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 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从托育服务市场发展、生育保障水平、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对于三孩生 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进一步完善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回应需求,从完善托育服务市场、提高生育保障水平、促进女性职 业发展等方面对三孩生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完善提出建议,力求从多角度积极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以进一步提高生 育水平,助力实现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     

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南阳市H镇的调研分析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是预测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的男孩偏好表现比较明显。子女的养育费用、照看孩子的精力和计生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应切实维护并保障女性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权益,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风险控制以防止"二孩"出生性别不均衡,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     

关于我国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的几点思考

通过回顾梳理现存文献和进行国际比较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且现行生育政策仅能有效控制大约6%的育龄妇女。在低生育水平已持续了近20年、理想子女数大约仅为2个孩子、现行生育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控制作用大大减弱的情势下,未来维持低生育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只要能够有效控制各类人群的第三胎生育,推行现行生育政策与＂放宽二孩、杜绝三孩＂的生育政策之间差别就不会大;而如果超生是某些人的特权,就既会大大降低生育政策的公信力,也不利于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     

中国台湾地区"生育保障政策"分析

改变中国低生育水平状态是现今社会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中国台湾地区"生育保障政策"的调整与转变过程可以为中国大陆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与借鉴.以问题为中心的政策分析框架,对十余年来中国台湾地区主要的"生育保障政策"进行梳理,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中国台湾地区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并制定了经济保障和服务需求保障等一系列"生育保障政策",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大陆可以借鉴其宝贵经验和可行政策,加快生育保障政策完善步伐,从而更好地建立和健全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育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