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论先秦“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

《左传》、《国语》里记载了许多春秋“赋诗”、“引诗”的史实。从文化历史语境的阐释角度看,春秋赋诗是西周礼仪形式的遗留或变体;赋诗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言说方式在于诗歌原有的那种庄严性、高贵性恰好符合了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需求;再者,诗歌所独有的含蓄、委婉的特性,使赋诗成了外交或交际场合请求或拒绝别人的合适、得体的方式。春秋时代贵族引诗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到了春秋末期开始的“子学时代”,只有儒家大量引诗。同为史书,《左传》、《国语》记载的引诗与《战国策》记载的引诗有重要的差异:前者在于标举某种精神价值,而后者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     

略谈《诗经》及其对后代诗歌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比较全面地深刻地反映了我国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余年的社会面貌。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闪耀着璀灿夺目的光辉,标志着二三千年前我国奴隶社会时期在诗歌创作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诗篇原先都是配乐的歌辞,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三者合一的形式.《墨子·公孟》有所谓“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说法,可见《诗三百》都是可以歌唱、演奏或伴以舞蹈的。实际上《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另外六篇只存标题),人们仅举其整数     

赋、比、兴起源于《周易》

<正> 《诗经》是大家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关于《诗》之三义的“赋”、“比”、“兴”,虽一向歧解甚多,但视三者为三种写作方法的观点,却为古今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并进而认为《诗》是“赋”“比”“兴”的源头。如元人杨载有言:“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并说,此乃“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其实,并不然,就以比《诗经》成书为早的《周易》而言(其与《诗经》的部分作品,可有年代上的交叉),其卦爻辞歌诗中,就可以找出完整的“赋”、     

先秦时期三大《诗》学系统的再现与分析

通过《左传》“赋诗”、“引诗”及诸子著作“引诗”和《竹书·诗论》,再现先秦时期的三大《诗》学系统——“赋诗”系统、“引诗”系统、“评诗”系统。并详细分析这三大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丰富先秦时期的《诗》学风貌。     

谈谈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

人们常常喜欢说中国是诗的国度.然而,人们却常常忘记了,中国更是一个音乐之国.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备至的经典《诗经》,在其产生之初,那些诗篇就是可以和乐而歌的.《墨子·公孟》就记有“儒家诵诗三百,弘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日本学者江文在其《上代支那正乐考》中论述了中国古代以音乐代表国家,音乐的发达远较西洋为早,这正是历史的事实.大量的古籍资料和不断大量出土的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的文化,常以“礼”“乐”并称,甲骨文中,没有正式     

《将进酒》的“将”应读“qiāng”

李白的《将进酒》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很多人都喜欢朗诵它。但据笔者所知 ,几乎所有人 (包括广播电台名家朗诵 )都把“将进酒”的“将”字念成“ｊｉ仭ｎｇ”。细细推究 ,这个读音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习焉而不察 ,所以谬种误传。“将进酒”的“将”应读“ｑｉ仭ｎｇ” ,意思是请。读错的原因有二 :一是不了解“将 ｑｉ仭ｎｇ”字在古汉语中的意思 ;二是不懂《将进酒》诗题的意蕴。“将”在上古汉语中就有“请”的意思。兹以《诗经》为证。“将子无怒 ,秋以为期。”(《卫风·氓》)“将仲子兮 ,无逾我里 ,无折我树杞。”(《郑风·将仲子》)“载…     

微言何以相感：春秋赋诗的内在理路及辨体观念

春秋赋诗，是春秋时人在多种不同场合，主要是在外交宴享盟会上，以微言相感，借赋诗来表达志向、实现潜在目的的言语行为。“微言”,实际上包含委婉曲折的言辞、隐晦的言辞、精妙的言辞和简略中包蕴大意的言辞等多个方面的含义。春秋赋诗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赋诗者的志向、目的间接实现的过程。他们在表面的酬酢、客套之下，掩藏着或求援、或结盟等的真实目的。赋诗者意图或目的的顺利实现，是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比如得体的言说方式、对《诗》的熟知熟用和对语境的深切体察等。春秋赋诗是中国人言说方式的普遍象征，它对后世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上，歌诗必类的赋诗原则也与后世文章辨体间存在着相通的关系。     

《左传》赋诗:“造篇”与“诵古”之别

《左传》赋诗历来以其浓郁的文学性引人关注。郑玄曰:"赋者或造篇,或诵古。"但人们对《左传》赋诗的研究多集中于后者的"用诗之能",而较多忽略前者创作行为的自然发生与独特表现。对《左传》"造篇之赋"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从创作论的角度发明"诗"之来源;对《左传》"诵古之赋"的研究则有利于了解春秋人对"诗"的接受方式和接受思想,从传播论的角度验证"诗"之流布。     

“穿山透地不辞劳”一诗究为何人所作

关于“穿山透地不辞劳”一诗的作者,曾广泛流传为冯云山。不久,刑凤梧和宋鑫二同志,在《‘穿山透地不辞劳’一诗非冯云山之作》一文中(载《学术研究》1979年第二期)考证:这首诗的作者是施耐庵。其实,这也是以讹传讹。我们现在看全诗:“穿山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溪涧焉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据说,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创业时,经常赋诗以明志。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韩山文记录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经洪仁玕口头转述的“奉天讨伐此甘妖”一首。而这首“穿山透地不辞劳”,只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中,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     

从《左传》看孔子的“《诗》可以观”

“《诗》可以观”是孔子诗论中的重要命题。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前人多有所论。如郑玄谓“观风俗之盛衰”，朱熹谓“考见得失”等，但大都以诗本义为据，义犹未尽。而《左传》提供的春秋用（诗》的社会思维场表明：孔子这一诗学命题所云之诗，还有不少甚至主要是以引诗论事和赋诗言志为背景的。所谓社会思维场，有类于某一观念产生的“背景”、“社会条件”，但又不尽相同。“场”本是物理学概念，《辞海》对“物理场”这样下定义：“物理场，即相互作用场”，“实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依靠有关的场来实现的。场本身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本…     

《诗》之“思无邪”辨

“思无邪”不应作为释《诗》依据。因为《诗》三百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 ,原本不具备创作主旨方面的统一性 ,不可能篇篇为无邪之作 ;先秦诸家引诗、用诗时往往断章取义 ,抽掉情爱内容以合己用 ,这是当时的公认原则 ,我们不应在释诗时误入歧途 ,孔子悟诗时的有意误读是为阐发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服务的 ,是一家之言 ,不能以之为释诗依据。从实用目的出发对《诗》三百的征引、索解和领悟 ,不能与释《诗》相混淆。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白居易“歌诗”音乐美学思想探微

白居易重视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歌诗”的理念,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随处可见此种理性操守的映象和轨迹.所谓“歌诗”,既不同于后人提出的“声诗”,又不同于所谓的“涉乐诗”,有着独特的品性和自足的内涵.从接受美学史的角度着眼,白居易觉察到,“音韵优美,便于歌诵”的“歌诗”不同于只是诉诸语言文字而仅供阅读的诗作,“歌诗”更宜于传播.白诗浅俗风格的形成,与诗人执著追求音乐性有关.白氏的“歌诗”思想,既有音乐美学的高度,又有艺术实践的可操作性.     

“诗言志”解

“诗言志”具有显性和隐性含义。从显性意义讲,“诗言志”指用诗歌来表达“赋诗者”的情感、意志;从隐性意义讲,“诗、言、志”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志”为内涵的“诗”,“诗”为外发的“志”,“言”为述“志”的手段和“诗”的外在形式。这说明“诗言志”的意义概念和事实概念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     

春秋赋诗的真相

两汉以来,对于春秋赋诗的真相一直存在误解,以为“赋诗”就是吟诵现存诗篇,或者即兴创作一首诗歌。其实,春秋“赋诗”是一项典型的礼乐活动,是宴享之礼中的一个仪注。在宴享活动中,主人点乐章招待客人,由乐工演唱;客人或者推辞,或者接受,听完以后表示感谢,并且点乐章回敬主人。由于宴享礼的失落,汉人已经不知道“赋诗”的具体仪注,致使春秋“赋诗”的真相湮没了两千多年。     

司马迁《诗》学体系试析

司马迁的《诗》学观大致基于汉儒“诗言志”说,但又融汇了自己的身世遭遇。他的《诗》史观,主要坚持“孔子删诗说,”但亦不完全否认流行于先秦的“献诗说”。在对《诗》的使用方面,主要承绪先秦“赋诗言志”和“诗载史”传统,又颇多形式创新。     

从读者反应批评看《左传》“赋诗首章”现象

春秋时人闻弦歌而知雅意,当时赋诗盛况如实载于《左传》,为研究古人接受和阐释《诗经》提供了重要资料。或以为春秋赋诗中只标明诗题而未说明所赋何章者,皆为"赋诗首章"。但是,以当代美国读者反应批评为研究框架,从听诗者或赋诗接受者的"言"(自我阐释)与"行"(其后行动)两方面来看,《左传》未标明赋诗何章时则实为赋出全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