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初盛唐宗室贵戚子弟的文学教育与宫廷诗风演进

初盛唐时期,宫廷掌握着文坛发展的趋向,以皇室群体、宫廷文人及王府僚属为核心,形成了文风相近且牵连交错的文学集团。唐代宗室贵戚子弟的文学教育在师法授受、学习内容、诗文创作等方面,既对南朝的文学经验有所继承,又能根据唐代宫廷文学的基本任务,在经史修习、杂艺熏陶与文学教育的相互作用下,培养出符合宫廷审美需要的文人。本文从初盛唐宗室贵戚子弟接受教育的制度、途径、内容与方法入手,考察初盛唐时期上层文人的文学教育与文学能力养成之间的关系,进而从诗史建构、创作规律总结及实践引导三方面,揭示文学教育在宫廷诗风演进中的作用,以期提供一种从文学教育的视野理解唐代文学变革的理论路径。     

贞观时期宫廷诗风的新变

从南朝梁代开始,宫廷成为诗歌的创作中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初唐。本文认为：贞观时期宫廷诗风较之前代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诗歌意境的拓展,表现出对“大”的事物的普遍兴趣;其次,诗歌中体现了南朝宫廷诗所缺少的强烈个性色彩;第三,不少大臣开始自觉地用诗歌来干预政治。这些变化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南朝佛教与宫体诗

佛教发展到南朝,由重视义理阐发的般若学,转变为重视成佛实践的涅槃学,形成了新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并深刻影响了南朝后期文学,特别是宫体诗的产生和发展。南朝宫体诗并非单纯的宫廷艳情诗和浮华诗风的代表,它的产生具有南朝佛教文化背景。宫体诗诗人透过绮靡浓艳的描写女性美的诗句,揭示无常世间的虚幻清净本相,通过对美的刻画和婉转曼妙的语言声律艺术,表达对宗教境界的向往。     

曲词发生史研究的学术史误区

目前学界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甚至对词的界说也歧见颇多。其实,词是借鉴近体诗格律以词调来定型的诗,以近体诗格律将其定型化,来表现其原本产生时期的音乐性,这是词的特征表现。在此界说以及对二十世纪以来关于词源问题的各种说法加以述评的基础上,论证词体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词体发生的诗歌史原因,在于宫廷音乐消费由六朝乐府歌诗,向初唐近体歌诗,再向盛唐声诗转型之后向曲子转型的产物;音乐史原因,则是宫廷音乐经历魏晋南朝的清乐、北朝隋代初唐的燕乐,再到开元天宝的重归清乐,经历法曲中枢,引导了声乐消费形式的曲子的出现。     

贞观宫廷诗坛风会论

贞观盛世，诗坛上的宫掖遗风，与唐初统治者对南朝文学艺术的喜好和提倡有关。就文学自身而言，以宫廷诗人为中心的贞观诗坛的矛盾现象，是魏晋六朝文学嬗递的延续，也是唐代诗人以南朝声色为基础、融合北朝贞刚之气，以表现恢宏雅正之新朝气象的历史必然。     

论初唐咏物诗的创作风尚

初唐咏物诗创作风气颇盛。与六朝咏物诗相比,初唐咏物诗体现出如下新气象：宫廷咏物诗祛离了南朝宫体咏物诗的香艳气息;王绩、四杰、陈子昂、郭震等的咏物诗一定程度上回归了诗骚及汉魏以来的比兴传统;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诗人遭到贬谪后创作的少量咏物之作,多触物生感,情志内涵有所拓展。     

诗歌“盛世图景”的建构--太宗朝宫廷诗传播过程的内在机制和意义初探

太宗朝诗歌具有雍容华丽、典雅大气的宫廷诗典型特点。从社会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看，太宗朝宫廷诗所形成的风格特点，以及它对诗歌艺术乃至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方式，不仅是对南朝诗歌的承袭，而是由太宗朝宫廷诗人群体诗歌传播过程所影响与决定的。太宗朝的宫廷诗歌传播是一种典型的组织性传播，且是一种对公共性象征符号的传播与扩散活动。通过编码—解码的信息交换过程，太宗朝诗歌的“盛世图景”得以建立并巩固。     

王珪、魏徵:儒家诗教观的履践——贞观宫廷诗风研究之三

王、魏徵二人是贞观时期儒家文学观重建的主要人物 ,又是这一文学观的自觉履践者。高度的政治警觉和骨鲠儒雅的品格 ,使他们以诗为谏 ,把诗歌创作作为实际事业的一部分。从内容到风格 ,二人的诗作均表现出儒家政教文学观的履践和北方诗风的延承 ,诗风古朴质直 ,因而在南朝化的贞观宫廷诗坛独具特色     

论颜延之在阮籍《咏怀》诗接受史上的贡献

在阮籍《咏怀》诗接受史上,南朝宋的颜延之对阮籍其人其诗的评价,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读者,推动了《咏怀》诗的接受。而颜、阮创作与人生境况的相似相通,正是颜对阮其人其诗接受的原因。颜对阮其人其诗的评价已内化为我们民族审美心理的一部分。     

艳体乐府诗的复兴

艳体乐府诗是指内容香软、风格艳丽的乐府诗。它的首次兴盛是在梁、陈至初唐时期。到了中晚唐,李贺、张祜、温庭筠、李商隐等人又大力写作艳体乐府诗,使艳体乐府诗复兴。其复兴的原因:一是补写六朝宫廷乐歌,一是模仿六朝乐府诗。中晚唐的艳体乐府诗基本上已不入乐,多是借南朝兴衰之史针贬现实。尽管他们四人都写艳体乐府诗,但在新旧题的运用和表现风格上有所不同。     

唐人生活中的乐舞之娱

唐代的乐舞之娱,遍及宫廷和民间。唐代帝王之中,不少艺术修养极高,他们不只是乐舞的欣赏者,也是乐舞的实践者和创新者,在这种氛围中,宫廷内外,一批优异的乐舞脱颖而出。除宫廷乐舞艺人外,唐代的官府、军队亦有乐籍歌舞艺人,王公贵族、豪门官宦,蓄养能歌善舞、年轻貌美的私伎成风。在唐人的生活中,凡是官宦富室、文人士子等欢会酒酣之际,必有乐舞,寻常乡闾也濡染歌舞风习。在开放的政治文化政策下,唐代乐舞亦积极吸收外来元素,缀染上浓重的域外文化的色彩。歌舞的美好和欢娱,带给唐人相当大的精神享受和生活满足,也使他们的生命浸润着艺术的芬芳。     

浙江夹缬的历史渊源与审美分析

夹缬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印花染色工艺。唐代浙江地区民间的夹缬印染已是重要的手工艺活动,并从民间传入宫廷,通过上流社会加以传播。宋代夹缬在浙江的流传区域由盛唐时的浙西北扩展到了南宋时的浙东南地区。近现代以来,改变样式后的夹缬在浙南地区盛极一时,并且形成了自身的产业链条,从浙南夹缬审美特征的形成方面可以分析其内在原因。     

前后蜀宫廷音乐略论

前后蜀宫廷音乐在俗乐机构设置上沿袭唐代教坊。演奏内容上,俗乐化突出;演奏曲目方面,沿袭唐部分乐曲的同时,增加新创曲。从乐器及乐队编制看,乐器种类增多,尤其在龟兹乐队中,融入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然其具体形态如何?它在促使唐乐与北宋初期宫廷音乐转变过程中起何作用?促使前后蜀宫廷音乐继承唐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了解这些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有利于宏观把握此时期的音乐发展概貌,同时对其中音乐形态、特征进行论说也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     

试析汉代雅乐与俗乐的关系

自中国古代阶级社会形成以来 ,宫廷雅乐与民间俗乐就形成了相互对立的特征。对于汉代雅乐与俗乐的关系 ,汉史褒雅贬俗 ,近世则厚俗薄雅 ,形成两种对立的观念 ,长期以来不可调和。近现代考古发现大量出土汉墓音乐文物 ,经与典籍史料互证 ,则反映出两汉音乐文化的发展 ,存在着雅俗并存、交融互补的特点。而这正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特征     

略论西夏党项民族音乐

西夏音乐的发展演变,既受党项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音乐自身内在因素的制约.西夏音乐有民间乐、宫廷乐,形式多样,作用不同;乐器种类繁多,充分反映出西夏音乐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点,在西夏社会生活中有发挥着重要作用.     

宋代宫廷习俗圈特征初探

宫延习俗与传统民俗学所关注的野蛮民族、农民、边民的民俗全然不同。在以上化下、移风易俗的传统习俗观念指导下,宫廷习俗往往具有规范以及引导全民习俗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宫廷中社会群体之庞大及其等级之森严,再加上各个等级之间礼仪规定之严格,使得宫廷习俗呈现出繁复而有序以及习俗礼仪化的特点;宫廷社会群体对宏大与华贵场面的追求,对精致与典雅细节的热衷,又使其习俗尽显皇家威仪与皇家气派。而相对于前代尤其是唐代宫廷的开放、张扬与风流而言,宋代宫廷习俗又趋于封闭、内敛与整肃。习俗学（新民俗学）关注的是较传统民俗学视野更为开阔、多元的社会群体习俗、     

略论唐代太常寺乐工番上之余的活动

太常寺乐工要按时到太常寺服役,用其音乐技能服务于宫廷.在番上之余,他们要用其音乐才能服务于民间,从事婚丧和各种民俗中的音乐活动,从而获得一定的报酬,并努力学习和训练音乐技能,以使音乐技能得到不断提高.     

从"歌舞伎乐时代"走向"剧曲音乐时代"——论唐代散乐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启蒙

唐代是我国音乐史上"歌舞伎乐"的鼎盛时期,也是宫廷散乐由盛而衰的时期,通过对唐代散乐发展的考述,可以看出唐代宫廷散乐逐步走向民间.随着唐代散乐的走向民间以及乐棚、勾栏等表演场所的出现,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出现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

耕织图是清代御制文献中的一个农业主题,清代宫廷曾出现过大量帝王御制的以耕织图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清宫所藏甚多,记载于各类目录学著作当中.清代帝王的御制耕织图,有绘本、拓本、刻本等多种形式,它们之间在创作上存在传承、模拟和复制的关系.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影响深远.     

论《白纻舞》的发展与唐代《白纻辞》的创作

《白纻舞》约产生于汉代,逐渐由民间巫舞发展为宫廷舞蹈。《白纻舞》在唐代前期亦十分兴盛,但在中晚唐时期则逐渐由无舞的清唱代替。唐人在《白纻辞》的创作中既有对前代的继承亦有开创,许多作品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有的诗篇则寓有较深刻的讽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