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承诺伦理之透视

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译的承诺伦理,旨在解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之间的不兼容现象。该伦理模式下的承诺只是译者单方面的承诺,而翻译中的承诺应该是双向的。在译者向原文作者、委托人、译文读者做出承诺的同时,这些与译者翻译活动息息相关的行为主体也应向译者做出承诺。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在这些主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充分发挥协调功能。承诺伦理模式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准备解决的问题。     

翻译理论与翻译伦理

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加深,翻译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翻译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直以来颇有争议。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对译者角色的理解和社会预期也相应提升。近年翻译界讨论的"归化"、"异化",其实也包含翻译伦理问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实践涉及译者译作的多元文化态度、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原文重写的尺度、译者的责任等翻译伦理方面的问题。作为译者,在翻译时有必要对相关伦理问题有所思考,并体现在其翻译实践活动中,真正做到尊重多元文化、沟通多元文化。但翻译伦理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应保持在一个什么度上,作为翻译研究,更应深入探讨。     

多维度翻译伦理转向探微

随着人们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认识及对翻译实践的反思,翻译的伦理问题逐渐引起翻译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在西方两千多年的翻译实践中始终贯穿着伦理思想,且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翻译实践彰显出不同属性的翻译伦理转向,并在不同层面上为翻译实践提供着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     

翻译伦理与译者的职责

翻译研究经历语文学派、语言学派、阐释学派、解构学派几个发展阶段后,使译者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主体性,但同时也带来了译者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为一些不负责任的乱译找到了借口。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它也有其自身的行为规范。译者在实施跨文化沟通行为时,必须遵从此类交际的规范和伦理,明确自己的职责,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交际的成功;而本文正是作者对翻译伦理问题所作的初步探讨。     

翻译的文化转向与译者伦理回归

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其语际、人际以及跨文化的间性特质内在地赋予其伦理的维度并呼唤伦理层面的思考。文章在分析翻译伦理的源起与流变的同时,对文化转向背景下译者所应遵循的伦理范式做出了相应的回应。     

译者主体性的翻译伦理阐释

译者主体性体现在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以及对读者期待视野的关照。翻译研究的伦理回归为翻译活动中的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有力的阐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其实体现了译者对翻译伦理的选择。     

翻译伦理与译者的职责

翻译研究经历语文学派、语言学派、阐释学派、解构学派几个发展阶段后,使译者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主体性,但同时也带来了译者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为一些不负责任的乱译找到了借口。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它也有其自身的行为规范。译者在实施跨文化沟通行为时,必须遵从此类交际的规范和伦理,明确自己的职责,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交际的成功;而本文正是作者对翻译伦理问题所作的初步探讨。     

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伦理约束

翻译活动是一种群体活动,其中有多个主体参加.这些主体的相互交流受到伦理学原则的约束,其对译者的制约更是举足轻重.译者受到的伦理约束主要体现在再现、服务、交际、规范和承诺五个方面.这五种伦理约束相互作用又相互牵制,这为明确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职责和义务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和合翻译观视阈下的科技翻译伦理

在科技翻译活动中,随着译者主体性的地位从＂隐形＂到＂显形＂的发展,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日益受到道德层面上的翻译伦理的制约和指导。多视角、多层次的翻译伦理的出现激发译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以和合学理论为基础,在和合翻译观的视阈下寻找一种＂和谐＂之伦理——和合翻译伦理＂诚＂,从科技翻译的灵活性和模式化的融合、科学性和文学性的融合两方面指导科技翻译活动。     

翻译:原文和译者的统一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讨论了原文和译者的统一关系,即:一、原文对译者的依赖性;二、译者对原文的依赖性;三、原文与译者的统一;四、原文与译者的统一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本文经过讨论认为,原文与译者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只是相对的统一,而非绝对的统一。     

民初翻译家周瘦鹃与作者的翻译伦理关系

在翻译生产关系中,译者与原文作者之主体间关系为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在民初社会伦理、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语境下,周瘦鹃与作者的翻译伦理关系呈现复杂性和过渡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主仆关系、亦主亦仆的关系以及仆主关系等。该翻译关系既是社会环境在其身上的反映,也是其翻译目的作用的结果。考察其与作者的翻译伦理关系有助于客观地了解民初翻译状况。     

解构主义翻译观——简介及质疑

发轫于西方的解构主义已渗入我国翻译理论界,它冲击着以结构主义为指导的传统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创造性及开放性思维,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翻译研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但是,解构主义翻译观倡导的意义不确定论与实践是脱节的:在其试图挑战结构主义的权威时,却在二元对立观上陷入了对结构主义的曲解旋涡中;并且,解构主义在实践中存在被滥用的危险.为使广大翻译工作者对解构主义翻译观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从以上三方面对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出质疑,认为解构主义翻译观有其缺陷,并个能作为独立的翻译标准而存在,对其应用丛须有一个度的限制.     

翻译标准之后解构主义观

哲学的实践转向之后,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随之向实践与语言内回归.根据哲学实践转向的影响,借助"三见"之说,后解构主义翻译标准将以实践为依托,以抽象翻译标准为依据,探索具体翻译标准的表述,以文本为中心,融合包括"一元论"和"多元论"在内的现有标准,建立多层多元标准体系.该体系将实现共性和差异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使标准源于实践、指导实践.     

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伦理内涵

历史上的翻译话语有着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忠实这一恒久的标准是一种典型的翻译道德伦理观。其实翻译学中诸如对等、规范、权力的术语也体现了各种伦理预设。西方对于翻译的伦理除了传统的道德考量外,还有一些不同的关注与解释。了解这些内容有助于丰富并加深我们对翻译伦理这一热门话题的认识。     

结构·解构·建构——译者主体的多视角探究

跨语言文化的翻译活动中,译者是最为关键的对话主体。结构主义翻译研究注重语言内部客观规律,无视言语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将译者排除在外;解构主义下,意义任意生成,译者主体放纵;建构主义翻译成为主体间达成共识的平等对话,译者具有了社会性主体间性。     

结构·解构·建构——译者主体的多视角探究

跨语言文化的翻译活动中,译者是最为关键的对话主体.结构主义翻译研究注重语言内部客观规律.无视言语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将译者排除在外;解构主义下,意义任意生成,译者主体放纵;建构主义翻译成为主体间达成共识的平等对话,译者具有了社会性主体间性.     

翻译伦理下汉语典籍英译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汉语典籍英译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对译作有重要影响.翻译伦理的回归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规范依据.以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为基础,以《醒世恒言》的英译本为例,从再现伦理模式、服务伦理模式、交际伦理模式三个方面分析如何正确发挥译者主体性,为汉语典籍英译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解构主义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解构主义范式在翻译研究领域大行其道,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韦努蒂批判英语翻译中的归化策略,主张异化翻译;批评译者"隐身",呼唤译者"现身"。这一解构策略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不容忽视,但同时也有其消极影响。     

翻译的承诺伦理——传统翻译伦理的逾越

建立在传统翻译伦理包括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及规范伦理上的翻译的承诺伦理以交往伦理学为理论基础,融合了传统翻译伦理各流派的价值理念,明确指出了自身的适用范围以及译者在翻译中承担的责任,从宏观层面探讨翻译,平等对待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所有主体,是对传统翻译伦理的逾越。     

从结构到解构:德里达翻译思想探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欧洲出现了以消解和批判为中心的社会文化运动,强调对现代化的反省,它借助直觉、差异、多样性等消解了现代化所强调的整体、普遍、标准、确定等观念。传统结构主义认为,言语是第一位的,因为言语意味着主体的在场,最能表达主体的思想,而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反对在场形而上学和语音中心主义,他认为书写是对现场缺席的补充,因为其固定性和具有生命活力而成为在场的一部分,从而消解言语与文本序列结构。他提出确当性翻译来化解传统的忠实标准,提出继起生命来指原作与译作关系,一方面使得传统翻译中的忠实、标准、原作、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等核心原则被解构,另一方面,它又将语言、文本意义系统置于开放性的状态下,为后来的介入提供开放性空间,从而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极大思想穿透力,对后来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