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信仰”选择及其影响

李向平认为,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对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乃至"主义代替宗教"的政治思潮,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傅有德认为,与西方的信教主体不同,中国的宗教性信仰主体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一人多信"现象,这既与宗教信仰间的兼容甚至合流有关,也与信仰而不必委身的理念有关,还与缺乏终极的精神关怀有关,更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求同存异"的特点有关。任剑涛认为,中国迈上小康之路的这一变化,将四维中国的形象完整地刻画出来:"经济中国"构成中国的基础性物化维度,"政治中国"构成中国的国家—法律物化维度,"文化中国"构成中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交叠维度,"信仰中国"构成中国的深刻价值支持维度;四个维度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现代的"中国"。     

信仰而不皈依:“一人多信”现象解析

李向平认为,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对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乃至"主义代替宗教"的政治思潮,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傅有德认为,与西方的信教主体不同,中国的宗教性信仰主体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一人多信"现象,这既与宗教信仰间的兼容甚至合流有关,也与信仰而不必委身的理念有关,还与缺乏终极的精神关怀有关,更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求同存异"的特点有关。任剑涛认为,中国迈上小康之路的这一变化,将四维中国的形象完整地刻画出来:"经济中国"构成中国的基础性物化维度,"政治中国"构成中国的国家—法律物化维度,"文化中国"构成中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交叠维度,"信仰中国"构成中国的深刻价值支持维度;四个维度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现代的"中国"。     

信仰社会学研究要义——兼论信仰如何成为中国问题

人类信仰大抵可分为人本信仰与神本信仰两大类型,这两大信仰类型在本质上仅是神人关系的不同建构形式而已。所以,在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类型的建构中,宗教仅仅是对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表现则是以非宗教(可以是种族、民族、国家、政党等)的形式,涵盖、垄断了对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的阐述,同时也是一种信仰实践模式。这就构成了宗教信仰与其他信仰之间统一整合或彼此分离的深层关系。为此,中国人经常使用的"信仰"一词,似与宗教有关,却又更与现实权力、利益、个人身份及其对信仰模式的建构紧密相关。而人们一旦谈及信仰或宗教信仰,似乎就嵌入了一个内涵多样的语境及其现实关系之中,最终构成了信仰层面的中国问题。     

南京与鲁迅信仰之建构

鲁迅在日本时期对"尼采主义"的接受、进化观的形成,以及上海时期"共产主义"信仰的成熟,都与他南京时期的感性生活和理性反思密不可分。南京为鲁迅提供了政治生活、科学思潮、文化模式等多元的生态场域,尤其是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时代主题与个人理想的碰撞,信仰建构所涉及到的知识构成、精神诉求、价值观念等多个层面都获得了巨大的参照资源。     

超越维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哲学及其当代价值

超越维度作为哲学的本质属性,构成了理解和诠释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根本维度。中国传统哲学的超越最为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其立足于当下的生活,即"人伦日用"。儒家思想更多地承载着社会的信仰空间,充满着"修齐治平"的内容和"天人合一"的境界要求;道家则执着于对自由的阐释和探寻,具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对自由家园的无限向往。这些彰显中国哲学主体精神的内容正是当代中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可资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     

法治中国视域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

在法治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法治中国”时代,客观上需要建构一个强大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法治实践的主体作用突出表现在法律制度的建构、法治信仰的生成、法律权威的树立、法治秩序的维护、法治政府的建立等方面。当前,我国法律职业面临法律职业主义的弊端凸显、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丧失、法律职业主体的合法性何在的困境。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一要树立法律信仰———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基石;二要重塑法律职业伦理———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伦理依据;三要坚持与完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制度根基;四要建立法律职业内部的任职交流制度———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必要举措。     

中国信仰的现代性问题——以国家公祭圣祖先贤为例

近年,中国人关于国祭、公祭的争论,实际上是表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在意义建构与意义冲突层面上的重大问题.对于传统圣祖实行国祭或公祭的关键,不在于祭典的操办及其国家形式,而是在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信仰的现代性构成,以及信仰构成的神圣资源、实践模式如何建构的问题.它们构成了以中国信仰认同为中心的现代性政治--文化方案.所以,国祭、公祭的争论焦点,进一步涉及的,是中国信仰的公私之辨,中国信仰与中国人的集体认同、社会认同甚至是政治认同的边界是否存在及如何建构等重大问题.国家公祭圣祖的现象,表达了中国当代信仰的差序格局、公私之辨及其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作为权力中介的“非遗”项目与民间信仰的生存变迁——基于江西赣州A村的个案研究

国家行政力量以"非遗"项目为中介作用于民间信仰,为民间信仰带来社会声望与经济资本,使巫傩信仰的发展传承重获可能。其中,傩戏与巫傩信仰发生分离,民间信仰及其秩序被重构,"文革"时期傩戏的集体记忆也被重新予以界定和解读。虽然巫傩信仰被迫改变了自身的传统规则,建立与新的权力和利益格局相适应的新规则和新秩序,但随着文化主体的被动缺场,官方与民间对巫傩信仰及其建构的理解发生分离,彼此难以互相认同。一旦民间信仰的定义、理解及信仰活动秩序安排被行政力量完全掌控,民间信仰不但无法真正作为民间文化深入至乡村公共生活,也不可能成为真正受到官方肯定的信仰形态,最终将悬置于社会,无从挂靠。     

论中国现代美育思潮中的信仰精神及其对中国梦的意义

中国现代美育思潮是在中国传统信仰失落的情形下为弥补人们的信仰缺失而作出的文化尝试,它着眼于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化蓝图,试图以审美教育为基础构建起一种全新的现代信仰模式,所倡导的是理性与信仰并重的现代性文化规划。中国现代美育思潮的深层意蕴是希图将现代审美精神的确立与民族振兴的渴望融汇在一起,进而缔造出一片能够真正抚慰现代中国人灵魂的信仰之海。这对中国梦的最大启示在于:中国梦建设须将信仰作为自身的一个重要功能要素加以强化,并通过审美精神的融入将其转化为人们自觉的精神诉求,以自身信仰承载价值的实现来应对当代的信仰危机,真正成为能够召唤时代的伟大精神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与生成逻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次法治目标的飞跃。“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过程中从现代国家建构到普遍法治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进程中国家经验积累和政治认同的结果。法律信仰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规范的核心地位,法治信仰从价值维度、目标维度和实践维度三方面对法律信仰实现了超越,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觉的历史逻辑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未来期待。     

屈原心志的哲学蕴含

此文是作者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德文稿为基础作局部修改而成。文章试图对屈原的"用君之心行君之志"这句关键性的话所包含着的道德伦理原则进行新的诠释。文章同时力求展示这一原则在屈原精神和生活中的作用,展示它如何使屈原在巨大的时代冲突与巨大的内心冲突中达到一种非常的精神高度,直至在生与死之间做出抉择。文章认为屈原的精神具有更广阔和更深刻的维度,因此不能从所谓的"主体哲学"出发将之单纯归结为主体主义、个体主义,或者个人人格主义。屈原的主体精神须得和他对道、对规范的理解紧密联系起来。     

生命的主体性实践与超越——构建“此岸”生命信仰的一种探析

在社会生活理性维度的实践及其超越中形成生命信仰;在日常生活情感维度的实践及其超越中形成生命信仰;在生理成长、社会生活和自我完善的意志维度的实践及其超越中形成生命信仰,对于我们立足生命现象的社会实践本质,从理性维度、情感维度、意志维度三个方面的主体性实践,构建"此岸"生命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信仰与工程

信仰与工程都是人之为人的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前者是人观念地把握世界的方式,表现为人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态度;后者则是人实证地把握世界的方式,现实地表达着人的认知理性、实践能力、生存需要、审美情趣等人文精神。由于任何工程都是合目的性的主体尺度与合规律性的客体尺度的统一,所以,信仰作为人的精神、社会文化维度直接构成工程文化的重要内容,影响、关涉现实的工程运行,从具体的工程目的到方案设计,从功能到审美,从内容到形式,工程的实现总是或多或少地表达着人们的信仰成分。没有人类对改变自在自然为满足自身需要的属人自然之能力的信仰所形成的工程意志,也就没有表达、确证和提升着人的类本性的工程。甚至可以说,工程是表达着信仰的工程,信仰更多地是对人的自为本性———类本性所决定的工程能力与价值取向的信仰。这不仅体现在作为满足信仰的工程、中国建筑工程中的风水观上,而且反映在西方上帝创世的信仰所表达的作为“天命”的工程中。     

启蒙的多维度与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启蒙性质

启蒙应具备三个维度,即理性、感性和神性.中国的启蒙主义也应该具备这三个维度.中国现代主义文论主要参与了启蒙的感性维度和神性维度的建构.中国现代主义文论最早的形式是以译介方式出现的.对尼采、叔本华等人著作的译介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哲学美学基础.一方面,中国现代的启蒙思想家王国维、鲁迅等将当时西方最时髦最具先锋性的哲学美学和中国的启蒙建构结合到一起.中国现代主义文论是在两种现代性即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悖论当中建构了启蒙的感性维度.另一方面,中国现代主义文论还承载了建构启蒙的神性维度的重任.这主要体现为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学所具有的神学来源.例如,作为基督徒的中国现代主义诗论家梁宗岱的"纯诗"诗学观,发掘了象征主义诗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密切关系.     

知识抑或信仰：现代性危机探源——兼论现代社会的知识基础

本文试图以现代性危机为视角,分析现代人及其现代生活的知识基础及其社会后果。本文认为,前现代生活的最主要特征是“神”为人立法,即宗教信仰以及组织化的教会为前现代生活提供了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标准;现代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个人的理性自主与权利,它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精神基础,即“知识”的社会地位与作用取代了“信仰”的地位与作用。秉持这样的认识。本文分析了古今生活之变背后知识基础的变革。     

包头市高中生精神信仰现状研究

周问卷法对336名包头地区高中生进行调查,发现包头地区高中生精神信仰具有如下特点：（1）总体状况表现为社会信仰最强,其次为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最弱;九个二级维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民族主义、生命崇拜、家庭主义、国家主义、政治信仰、家族崇拜、神灵崇拜、金钱崇拜和宗教信仰;（2）男生实用信仰程度高于女生,在二级维度上表现为男生的家族崇拜和家庭主义程度高于女生;（3）年级、是否班干部以及家庭所在地对高中生的精神信仰影响均不显著。     

论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

在中国的语境下法律并不能被信仰,"法律信仰"本身的用语就存在着错误.虽然本文中仍然使用"法律信仰"的表述,但是必须将这个词语内涵扩大解释为:法律信仰指信仰主体笃信法律是具有至高无上价值和理想的真理并且愿意为之献身的精神状态.实质上是对"程序正义"、"法律至上性"和"法治社会"这些法律价值、理想的信仰,而其根本上是对自由和正义等终极价值的信仰.法律信仰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对一定法律价值、理想的信仰;其二,对这种价值理想的精神基础或根据的信仰.     

"五四"启蒙意识与当代中国大学精神

作为一场由中国早期现代大学中的知识阶层所引领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留给我们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启蒙意识是五四精神的最深刻内涵,也是五四运动得以生发的一个前提性条件。但后来,救亡压倒了启蒙,启蒙所主张的个人主体意识之觉醒潮流,汇入到了民族主体性觉醒的大潮中,整体主义从此成为中国社会思维的主要脉络。在此逻辑下,中国知识阶层的主体意识与独立性趋于消沉,物质主义思潮又使得信仰和价值迷失,大学精神和学人品格日渐模糊。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建构与形塑,有必要接续五四时期所张扬的启蒙意识。     

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及其批判

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状况,表现为精神生活舍弃自身的超越性,甘愿附生并同一于贫乏而低俗的物化方式;从形式上获得感性多样性的精神生活,受商品拜物教及其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的强势主导,陷入了非理性的快感体验及享乐主义困境,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由此呈现为种种病理状态。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使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进一步加剧。物化的本质仍然是异化,反映了现时代在整个世界历史时代进程中的过渡性与不成熟性,表明现时代的个体化与社会化尚未生成适于现代文明的精神生活样式。物化处境更本质地表征着现时代虚无主义的信仰状况。虚无主义不仅表征着西方精神文化的当代危机,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更是构成人类普遍性的精神文化痼疾。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同样需要直面和应对虚无主义困境。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应当从更高的历史视野出发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自觉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间的契合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外在地认知、解释中国现代性建构,而且还内在地塑造、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中国"之间持续发生着"相互建构"与"双向生成"的动态过程,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融入"现代中国的自我建构,"内在于"现代中国。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相互型塑"与"双向生成",主要体现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意识、时代定位与发展方向这三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将进步的历史意识植入现代中国的文化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引导着现代中国的时代定位与时代规划;历史唯物主义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提供历史向导,塑造着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相互结合的当代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双重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