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

洪武初年,明朝皇帝朱元璋与高丽国王王颛互遣使臣,开始了两国使臣频繁往来。在明代,朝鲜派往中国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中国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使臣的相互往来,沟通着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两国关系出现与明朝以前不同的特点:政治上联系愈加密切,形成了政治上的“一体化”;经济上,朝鲜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朝鲜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成为朝鲜的主流文化。     

明代会同馆对朝鲜使臣“门禁”问题研究

明代嘉靖以后,对朝鲜使臣出入会同馆严加限制。究其原因,既有防范朝鲜使臣在京的文化(禁书的购买)、商务(禁物的购买)和军事情报收集等活动的内因,又有牙子与朝鲜通事人员在违禁贸易中相互争利,以及会同馆借机从中"操弄买卖之事"等外因。朝鲜虽然屡次与明交涉,要求解除门禁,但由于朝鲜与明之间的所谓"事大"与"字小"的关系,实为两国间利益相争的关系,因此其交涉以失败告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

朝鲜半岛在与中国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慕华思想,这种思想在朝鲜王朝得以发扬光大。朝鲜自认出身东夷,慕华政策使得朝鲜由"夷"变"华"。李成桂立国之初,请求朱元璋赐国号"朝鲜",从而奠定了双边交往的基调。而箕子崇拜更强化了这种慕华思想,制度上向明朝学习,文化上向明朝看齐,接待明朝使臣的馆驿名之为慕华馆,慕华与事大成为朝鲜王朝对待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态,使双边关系成为典型的朝贡关系。朝鲜因"慕华"也变成了"小中华"。而当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而自认为是中华世界中唯一的中华余脉。     

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北方集市形象

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燕行,亲眼看到了中国北方市集一派繁荣的景象。因而,他们通过中朝两国经济、文化的比较研究,找出了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并致力于寻找导致清朝经济、文化繁荣的具体原因,又积极力主"北学中国",寻找使朝鲜迅速摆脱经济、文化落后局面的方法。他们还从力求节俭的目的出发,指斥中国市集上贩卖的种类繁多的奢侈品,忧虑中国人日益追求华丽服饰的奢侈行为将会导致身份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混乱。     

明代朝鲜使臣纪行诗中的蓬莱阁书写研究

蓬莱阁是“中国四大名楼”之一,耸立于山东半岛蓬莱丹崖山上。高丽朝使臣郑梦周路经登州首次登临并吟咏蓬莱阁,拉开了明代朝鲜使臣创作“蓬莱阁诗”的序幕,后世不少朝鲜朝使臣受其影响,他们结合自身特殊感受与生命体验,创作出诸多蓬莱阁纪行诗篇。朝鲜使臣笔下的蓬莱阁不只是一个实体性文学景观,也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系统,蓬莱阁成为一个用以抒发历史感慨,展现华夷观念,仰慕中华文化、表达思乡之情与结交友谊的历史与精神的地理空间。在“异域之眼”的注视与观察下,朝鲜使臣创作出不同于中国文人视角的“蓬莱阁诗”,极大丰富了蓬莱阁的人文内涵及多维形象,蓬莱阁也因此成为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明清时期“燕行录”中孟姜女传说变异考——以“情节”和“人物”演变为例

明清时期,“孟姜女传说”通过来华朝鲜使臣的燕行记录得以在朝鲜广泛流传。朝鲜使臣吸收山海关姜女庙石碑的碑文内容与当地民间传闻,融入个人认知、情感和想象,在自身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的影响下进行改写和再创造,使传说逐渐演变成独具特色的“‘燕行录’版”孟姜女故事。通过细致梳理和分析燕行录中的孟姜女相关记录,阐释其故事情节和人物构成的衍化变异特征与原因,能够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域外传播的独特魅力和规律,为当下中韩文化交流提供有益借鉴。     

皇太极两征朝鲜的“盟誓神判”及降礼

降礼体现着一个民族或政权的文明程度。作为两征朝鲜的胜利者,皇太极决定了采用的降礼仪式。他把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同汉降礼文化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降礼文化特征,即按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来作"兄弟之盟";用汉降礼对"小中华"朝鲜作"君臣之盟"。当然,也反映出满族礼文化的欠缺。     

龚用卿《使朝鲜录》的史料价值

《使朝鲜录》是龚氏记录他作为正使出使朝鲜经过的一部日记 ,是明代较早的一部记载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使臣记录文献。该书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明代中期中国使臣出使李氏朝鲜的各种礼仪 ,记录了明朝到朝鲜半岛之间陆路交通经过的重要馆驿地点 ,收入了与朝鲜官员、文人的唱和诗作。这些是我们了解研究明代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对龚用卿《使朝鲜录》作简要介绍 ,对其史料价值作初步探讨。     

满族生境与文化建构的生态人类学阐释——江帆《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简介

长久以来,有关我国满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满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界反复耕耘的一块学术"热土".这块"热土"近来拂过一股清新之风,由辽宁大学江帆教授所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一书.以一种不同以往的学术视角,打破了学科疆界,整合了民俗学、人类学、生态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满族共同体与族群原生文化、满族民俗建构的生态性本原、满族的认知与象征系统、满族的民间信仰与精神世界构筑、满族的口承叙事与社会记忆、满族民俗的功能、满族的文化适应与文化变迁等满族文化建构与民族生态进行了多维审视与系统剖析,赋予了满族文化研究这块学术"热土"以新的耕耘意义.     

满族居室装饰艺术网络及成因初探

满族居室装饰风格同民族风俗习惯、民族文化传统、民族审美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从中给我们的启示是：风格要有时代性、民族性和人本性。     

清鲜关系中清朝礼制的张力——以康熙年间清朝册封朝鲜王世弟为中心

册封是清鲜关系的重要基础。清朝利用册封巩固上国与属国之间的封贡关系,朝鲜受清朝的册封,获得王室的正统性,确保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军事上的安全。康熙六十年,朝鲜在国内激烈的党争中,请封延礽君李昑为世弟,而康熙三十五年,清朝曾据《明会典》中"待王与王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拒绝过朝鲜请封世子。这次在北京的奏请也是困难重重,经过朝鲜使臣多方面的努力,最终考虑到维持朝鲜国内政治的稳定,康熙帝特准册封,但是也警告"兄弟继及,一时之权道",强调王位继承的礼制问题。从请封到准封的过程表现出,清朝对朝鲜加强礼治,朝鲜对其以"礼的言说"应对,逐步置于以清朝为中心的"礼"之世界秩序。     

18～19世纪中朝文人书画艺术交流研究

18～19世纪中朝两国的使团来往是一个连贯、延续的过程,朝鲜朝使臣出使中国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通过资料梳理发现,燕行书画艺术交流活动多集中在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金正喜等人为中心的"北学派"或具有北学思想的燕行使臣身上.对这些燕行使者著作以及相关的官方史料和其他个人文集所载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考察他们燕行期间的书画见闻及其和清人的艺术交流活动,可以总结出18～19世纪中朝两国文人书画艺术交流的阶段性特点.     

汉语居室建筑词语的文化内涵

在居室建筑词语的词义引申扩展上,隐喻性思维得到了广泛运用,即运用具体的、个别的形象去把握一般,用生动直观的东西去喻指抽象深奥的道理,进而通过对具有隐喻转义用法的居室建筑词语的文化内涵进行解析,使隐藏于居室建筑词语符号中的丰富文化意义得以显现出来。     

族群意识的抒写与民族文化的凸显——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满族文化情结

老舍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浓郁的满族文化情结,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建国前,主要采取"隐式满族文学"的形式,对满族的尚武文化、贞节文化、风俗文化采取压抑性的抒写策略;建国后,对满族文化采取了张扬性的抒写方式。但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都与老舍的满族文化情结的创伤性记忆有关,反映在小说风格上,"含泪的笑"的幽默艺术和悲剧结局正是他的创伤性记忆的典型表征。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满族人形象——以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

18世纪上半叶,朝鲜朝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华夷观”的传统思维模式,客观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受到这种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金昌业等朝鲜朝的燕行使臣就塑造出了“丑陋”、“悍麂”但又勇武过人的满族人形象.他们既描述了满族人怪异的体征,凶狠、顽劣的行为,更是凸现了满族人擅长骑射而生存、立国的文化特征.     

论清代出使朝鲜满蒙大臣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

中朝两国关系悠久,友谊深厚,山水相连,休戚与共,中朝两国的交往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成功的典范。两国外交中使者具有重要的作用,清代出使朝鲜的使臣多为满族和蒙古族大臣,他们留下了很多记录出使朝鲜的纪行文学作品,成为我们了解中朝宗藩关系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挖掘这些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分析和探讨在清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朝两国外交的方式和细节,对今天我们处理中朝关系有一定的启示;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探索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对文学的影响,有利于发掘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交流传统,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     

当代满族传统文化"趋同化"变迁的认识和思考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满族传统文化的外在显性文化符号如语言、文字、服饰、居住、风俗习惯和传统精神信仰等方面都在逐渐淡化,并在整体上呈现出"趋同化"变迁.对于这种变迁趋势,许多人认为满族传统文化"汉化"、"西化",甚至有些人认为满族文化被"同化"而正在"消亡".针对这些观点,笔者从文化适应角度,结合实地调研情况,阐述了应该如何认识当代满族传统文化的"趋同化"变迁,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满族剪纸文化产业研究——以本溪满族剪纸文化产业为例

剪纸作为满族的文化特征,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溪作为满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满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独树一帜,在满族剪纸文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呈现了良好态势,但也存在着剪纸文化产品特色不明显;产业与城市资源特点联系不够密切;对外宣传和营销相对滞后;缺乏高层次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等中国满族剪纸产业共性和特性的问题。继续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增加融资渠道、扩大融资比重;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创新剪纸题材,彰显"异文化"特色;加强对外文化推介及贸易拓展;把剪纸文化产业纳入全市及区域产业发展格局等无疑是发展中国满族剪纸文化产业的有效途径。     

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军官与带率子弟等研究

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医官、写字官、画员、日官以及带率子弟与使臣亲友中的各类军官等，在使行过程中负责翻译沟通、情报侦缉、医疗救助、抄写模印、气象预测、伺候使臣、护卫团队安全以及八包贸易等具体职责，对使事能否成功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带率子弟等入中国的最大动力是游览大国，增广闻见，是“燕行录”创作的主力军。由于使臣所带译官等过于滥杂，给使团带来巨大的负担与风险，导致走私贸易猖獗，但因为从朝鲜朝王室到地方官府与官员也从中获得了不少利益，故屡禁难止。正、副使与书状官等对译官等的记录，往往是形象猥琐而能力低下的贪残之辈，这其中有个人偏见与推卸责任之嫌。但正是这些译官，在朝鲜王朝末期成为坚决主张改革的开化派，成为了旧时代的掘墓人和新时代的开创者。     

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史实见证——李朝档案《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管窥

朝鲜李朝在中国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弥足珍贵。李朝《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是朝鲜为了迎接和接待明朝使臣,特设临时性专门机构都监都厅所遗的档案文书。这份朝鲜光海君朝两度接待明朝使臣的簿册档案,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起自明万历三十六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8—1609年,朝鲜宣祖四十一年至光海君元年),下部分自明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元年(1620—1621年,光海君十二年至十三年),为我们提供了中朝关系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内容为《明实录》、《李朝实录》所未载,记录了当时中朝外交的历史真相,反映了明朝与后金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朝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