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东卜辞前辞形式探论

殷墟甲骨卜辞是我国殷商后期保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完整的殷墟卜辞一般包括前辞、命辞等九个部分.其中"前辞"位于一条卜辞的最前面,它通常记载占卜之日、占卜之人以及占卜之地.在与其他组类卜辞中的前辞形式对比后可知,花东卜辞前辞具有多样化特征,其前辞形式共计有二十五种.认真分析这些多样化的前辞形式,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规律,如贞人绝大多数都出现在"某贞"式中等.研究花东卜辞前辞形式,有助干判定该批甲骨的时代.     

中国叙事传统溯源--占卜与商周时代的卜辞、卦爻辞

当人类拥有了语言,人类就开始了口头叙事;当文字出现后、发展到一定时期,人类就有了早期的文本叙事。这里所谓的“叙事”即“有秩序的记述”。中国文字最早的“有秩序的记述”应该算是与占卜有关的殷商甲骨卜辞和周代《易经》中的卦爻辞。本文论述了卜辞、卦爻辞产生的背景:原始思维与占卜活动;卜辞、卦爻辞中具有的叙事因素;卜辞、卦爻辞体系的形成对后代叙事在整体性、隐喻性、趋利避害的指导性三方面产生的影响。     

从花东甲骨看殷商时期甲骨占卜中的若干问题

从花东甲骨所体现的情况看,殷商时期的甲骨占卜中,卜兆确系整个占卜过程中的核心与灵魂;花东占卜主体"子"对同一事件进行内容完全相同的卜问次数最多可以达到十次,十次以上者不见;花东兆序字的刻写位置有着自身的特点和普遍现象,但亦有少量特例;花东甲骨中的占卜记录,即卜辞,常有被刮削者,且被刮削之辞的卜日绝大多数是记为天干,这种现象大概与该"子"家族的占卜制度有关;花东中亦存在"犯兆"现象、界划线等,但其界划线的使用未见使人对卜辞、兆序字和卜兆之间的隶属关系产生歧义之例.     

王玉哲教授甲骨学研究述评

王玉哲先生是著名的先秦史专家,他对甲骨学的研究成果也受人瞩目.在他的先秦史研究中,尤其是在对商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非常注重利用甲骨文字材料,对甲骨文反映的殷商时代社会历史诸如方国地理和古代民族、商王名号、王室世系和王位继承制度、奴隶和"众"等社会群体的身份以及商代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综合的探索.对涉及到的甲骨学问题,诸如文字的考证、卜辞的释读、甲骨的分类、周原甲骨的族属和性质等问题,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一家之言,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谫论

商汤立国之前商族虽经历多次迁徙,但先商时期商族主要活动于豫东商丘一带。关于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历史文献中有众多记载,甲骨卜辞中"商"地也频繁出现,商丘地区至今仍存有商人先祖及其后裔宋国的众多名胜古迹。在考古方面,商丘的永城、柘城和夏邑等地均发现有先商时期考古文化遗存。文献材料、甲骨卜辞、名胜古迹与考古发现均表明,殷商文化起源于豫东商丘地区。     

再谈殷墟卜用甲骨的来源

晚商王朝甲骨占卜盛行,李济先生总结殷墟前六次考古发掘时曾提到："占卜以甲骨,遗留下来的,以无文字记载者为多,有文字者不过十分之一。甲以腹甲为多,背甲参用;骨以牛肩呷骨为多,羊、鹿肩呷骨参用'①。而历年以来又发现有用牛肋骨、牛距骨、牛头骨、鹿头骨、鹿角器、兄骨、虎骨、鳖甲、象肩肿骨、人头骨等占卜或者刻辞记事。70年代小屯南地又出上比较少见的猪肩胛骨卜辞②,近年殷墟苗圃北地还出上用人髓骨占卜的材料③,均极不多见。然而殷商王朝占卜所用骨料的大宗,主要还是采用牛肩肿骨和龟腹甲。晚商王朝甲骨占卜用量甚巨,昔胡…     

小议《合集》32036中的“示先羌入”及有关问题

《合集》32036是一版历组二类甲骨,上面的卜辞主要占卜的是战争胜利以后的献俘礼和郊迎仪节中的迎牲之礼,可以和《逸周书·世俘解》里面的一段记载大体对应,经过卜辞与文献的相互比较,我们知道卜辞中王迎羌的位置南门相当于宗门,献俘的先后顺序是示、俘、馘。     

殷墟《花东》甲骨中的“鬯”祭卜辞——殷墟花东卜辞研究

殷墟花东甲骨卜辞中大量用鬯祭祀,不仅反映了商代制酒业的发达,主人"子"是当时殷商王朝最高统治阶级内部一个只关心自己家族利益、图谋个人势力发展的危险人物.     

殷墟村中村南田猎卜辞的初步整理与研究

《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是近期整理出版的重要甲骨资料,其中所见田猎卜辞设问简单,内容大多卜问田猎的时间和地点、参与者、采用何种狩猎手段、天气、收获、是否有灾等问题。经过初步整理发现,商王在田猎日的选择上是有一定倾向性的,田猎地点相对集中,参与者除商王外,还有尹、旅、某■等王朝官员和军事组织,这些内容进一步充实了以往的田猎研究。     

说“癸酉日食”

历祖卜辞中有一组"癸酉貞日夕又食"的卜辞,称为"癸酉日食",或读"夕"为"月",占卜是否会发生日食或月食,或认为应从日字断读,是一次月食。其中的"日月"二字写法特殊,都作日字在上月字在下而挤占一个字的位置,有学者认为"日月"应是一个字即"明"字,为"明有食",是天明后发生的一次日食。本文认为,读为"明"字可从,而"明有食"与卜辞记载日月食的辞不类,应不是一次有关日月食的占卜记录。卜辞"■(又)食"不是日、月食的专用语,由辞末及整版甲骨上有祭祀上甲的内容,所称的"癸酉日食"实应是占卜"侑食"上甲的一组卜辞。     

日名制的产生与商王尊号

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干支纪时的叙事结构。卜辞中普遍出现的干支记日说明商人对干支的重视。其中天干的地位更重要,不仅可以记时,而且成为商代帝王的名号。日名制的形成并非由商王的生卒日期决定,而是商王后代根据其在位时的表现与政绩,结合天干本义的自然属性,给予的评价,带有一定的褒贬色彩,已经具有了谥号的性质。     

从甲骨卜辞看殷商时代的神话传说

随着殷墟甲骨卜辞整理、研究的深入,由唐立庵先生所开始的卜辞时代的文学研究,也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研究成果,已在一些文学史著作中有所反映,使人们对殷商时代的文学有了初步的认识,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从《诗经》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光彩。但目前的研究,还只限于散文和诗歌两个方面。为了进一步研究殷商时代的文学,有必要对甲骨卜辞所反映的殷商时代的神话传说加以考察。     

说商代甲骨刻辞中的“方伯”

商代甲骨刻辞中的方伯是伯称谓的一种,从根本上讲,方伯与伯性质相同,均是与商人不同的异族邦伯。方伯之"方"指幅员方域之意,方伯具有一定的地域与规模。方伯多为商王朝日常统治所不及的异族群体,与殷商晚期已纳入王朝政制的"多伯"不同。相关卜辞记载商与方伯之间举行享献、宴饮或揖拜等礼仪活动,应与方伯臣服礼有关。卜辞亦记载了商王朝征讨方伯乃至杀方伯祭祖等事,反映了商王朝与方伯之间的对立。后世礼书所记的方伯之制,多为学者所拟设,可略分为"二伯—州伯"系统与"四岳—十二牧"系统。其方伯乃王朝所设置的五官之长及诸侯之长,与甲骨所记内容并不能简单地比附。     

战国楚占卜制度与商占卜制度之比较

与商甲骨卜辞一样,楚卜筮记录亦包括前辞、命辞及占辞,也存在"一事多卜"、"习卜"及"卜筮并用"的占卜制度。两者均保存有"数字卦",可谓一源一流。战国楚人对于商人之占卜制度,既有因袭,如"一事多卜"、"卜筮并用";又有减损。楚卜筮记录中的"习卜"较为明确,对我们理解商甲骨卜辞中的"习卜"有所启示。     

《我簋》铭文新考

关于研究商史的原始资料,非常贫乏,除了《尚书》中的几篇文献之外,要想研究商代历史,直接的史料只有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和青铜器铭文。甲骨刻辞受其体裁的限制,仅记述与占卜有关的问题,不可能全面反映商人的活动,所以,商代青铜器铭文就更值得重视,因为其中反映了许多文献及甲骨刻辞中没有记载的史实,像本文所要论述的《我簋》铭文,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例。     

卜辞所见“刍”“牧”及相关问题研究

殷卜辞中有大量关于"刍""牧"材料的记载。辞中之"刍"具有不同的含义:可指吃草的牲畜、饲养牲畜的草料、放牧或牲畜饲养者,亦有割草或拔草之意。商王朝在一些特定区域设置牧场,并将其称之为"牧"。"牧"于卜辞亦为主管畜牧之官,"刍正"也是王室畜牧业的主管者。卜辞有许多关于牲畜饲养与放养的场所或地名,此正反映了商代的畜牧业比较发达。通过对刍、牧及相关材料的分类系联整理,可以从中看出殷商晚期畜牧业具有一定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特征。     

中国史学记事的生成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记事是甲骨卜辞记事。甲骨卜辞记事的目的在于证明商王预测能力的高超。它不具有史学目的,不是史学记事。但有与史学记事大致相当的记事范围、比较完整的记事时间系统,这使得它又颇类似于史学记事。正因为这种类似性,在史学记事产生前,甲骨卜辞承担着为国家管理提供记事服务的任务。既然甲骨卜辞已能满足国家事务管理的需要,更高、更广层次的记事就不可能产生。那种认为殷商甚至夏代就已经有史官并有史学记事活动的说法是错误的,是对历史文献的曲解。中国史学记事生成于殷周之际。殷周之际记载重大事件的铜器铭文,由于所载事件的社会性和具有传承性的目的,开始具有史学意义,是中国史学记事的开端。周初,卜筮活动开始减少,非卜辞记事日益脱离卜辞获得独立,并最终取代卜辞担负起行政事务的记事任务。由于周人的德政观念,出于教育、监督和反省的需要,记事不仅具有传承性,还同时获得了劝惩的道德内涵,这确定了中国史学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这些记事时间密度很大,已经制度化发展,类似《春秋》的史学记事应当已经产生。     

宋新朝《殷商文化区域研究》评介

宋新朝《殷商文化区域研究》评介陈星灿殷商史是本世纪建树最多的传统学科之一。除了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外，这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甲骨卜辞的发现和研究；二是殷商考古的巨大进步。这一方面，自１９２８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发掘殷墟以来，到１９３...     

殷王帝辛四征夷方考释

本文据《竹书》的君主纪年研究了殷纣四征夷方的史事：第一次是在纣王4年(公元前1099年),《竹书》、《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皆有记载;第二次是在纣王10年(公元前1093年),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里的"正人方历程"就是此次的甲骨卜辞;第三次是在纣王15年(公元前1088年),以《三代》11.34.1的青铜铭文为据;第四次是在纣王21年(公元前1082年),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有此次甲骨卜辞。     

论殷墟卜辞中的“在先王宗卜”

殷墟卜辞中有一些"在先王宗卜"的材料,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的占卜制度和鬼神观念。从卜辞结构角度考察,"在先王宗卜"这类材料基本出现在历组卜辞中,契刻于命辞之后,其在卜辞中的性质、作用和兆辞比较接近甚或一致,突出对相关占卜事件的重视。从占卜地点看,商王室一般会选择其日名与卜日天干相同的先王之宗作为举行占卜仪式的地点,而"在祖乙宗"除外,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